民间兴办的私学

    广州地方官学的学额有限，入学条件较苛，而且时兴时废，因此学童大多数就读于私学。古代兴办私学不用官方批准，它在数量上超过官学，弥补了官学的不足。

    私学有两种：一是初级的，属启蒙性质。汉朝时称为“学馆”、“书馆”或“书舍”，后世称为“私塾”。“学馆”的教师称为“书师”，后世称为“塾师”。塾师采用因材施教、个别讲授的教法。其学习过程，初期是识字、习字；后期是诵读《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并学习写作和简易数学。其识字课本，汉朝通用的有《仓颉篇》，约3300字，此书早已失传，现仍保存的仅汉元帝时(公元前48～前33年)史游《急就篇》，今本34章，大抵按姓名、衣服、饮食、器物等常用字，分类编成韵语，多为七字句，此书流行到唐朝以后，逐渐为《三字经》(宋朝王应麟、一说区适子撰)、《百家姓》(北宋人编，作者佚名)、《千字文》(南朝萧梁周兴嗣、一说萧子范撰)、《千家诗》(宋朝刘克庄编)所取代。到了明、清时期，又增加了《小儿语》、《续小儿语》(明朝吕得胜、吕坤父子编)和《幼学》明朝程登吉编《幼学须知》，清朝邹圣脉加以增补注释，改名《幼学琼林》)。在私塾就读，要交学费。二是高级的，属深造性质。汉朝时，经师大儒设立“精舍”、“精庐”，从事讲学。他们有些是专职的，也有一面做官、一面授徒的。汉灵帝憙平年间(公元172～177年)，番禺人董正精通《诗》、《春秋》、《礼记》、《仪礼》、《周礼》，他见政局混乱，不愿做官，授徒讲学，远在千里之外的南郡车遂，也慕名前来听讲。三国时，虞翻(公元164～233年)多次犯颜直谏，在广州10 多年，他讲学不倦，门徒经常有数百人。宋朝番禺人李昂英，父丧丁忧回籍，便聚集宗族子弟讲学。

    在广州地区讲学的经师，不乏全国知名的学者。如明朝陈献章(公元1428～1500年)，广州府新会县白沙乡人，精诗文，工书法，善画梅，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理学家，世称“白沙先生”。他在家乡讲学，弟子知名的有湛若水等。湛若水(公元1466～1560年)，广州府增城县人，学识渊博，著述宏富，与王阳明齐名，当时称为“王、湛之学”，彼此宗旨不同，但交情很深。他曾任南京礼、吏、兵部尚书，所到之处，喜建书院，聚徒讲学，对明朝书院的发展有很大影响。

    到了清朝，广州地区的私人讲学比前有所发展。其中著名学者如朱次琦(公元1807～1882年)，广州府南海县九江乡人，曾任知县，后辞官回乡讲学20多年，世称“九江先生”，其弟子有洪秀全、简朝亮、康有为等人。简朝亮(公元1851～1933年)，广州府顺德县简岸乡人，他在家乡建立“读书草堂”，从事讲学，生徒很多。康有为(公元1858～1927年)，广州府南海县西樵人，世称“南海先生”。清德宗光绪十七年(公元1891年)在广州创立“万木草堂”，聚徒讲学，深入研究并传播维新理论。最初在广州大塘街“云衢书屋”，后迁至长兴里“邱氏书院”，最后迁至吉祥路“邝氏祠”。从光绪十七年至二十四年(公元1891～1898年)，先后有学生1000多人，其中著名的“十大弟子”为梁启超、陈千秋、徐勤、麦孟华、韩文举、梁朝杰、曹泰、王觉任、陈和泽、林奎，不少人后来成为“戊戌变法”的骨干。其讲学一反旧式书院的传统，注意德、智、体育全面发展，课程“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在教法上，“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梁启超《康有为传》)。他提倡集体学习，诱导学生指评时政。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