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建设发展的曲折历程

    解放初期，广州市的经济经过三年恢复以后，从1953年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在工业方面，新建、改建和扩建了一批工厂，同时建设了展览馆(即现在的出口商品交易会)、华侨大厦、体育馆、越秀山体育场等重要工程和一批职工住宅区。这个时期的基建投资额共63，572万元，新增固定资产共49，315万元。建设速度较为稳妥，投资比例也较恰当，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比例大体上是10：6，交付使用率也达86.06%。但是，由于缺乏建设经验，也发生了有机肥料厂、第一糖厂等建成后不能投产的问题，苧麻纺织厂也在后来改为绢麻纺织厂。

    1958～1962年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广州的基建项目上得多、发展快。新建扩建了大批钢铁、机械、轻纺、支农等骨干企业，员村、鹤洞、河南3个工业区已初具规模，还建设了珠江大桥，把芳村地区与市内联成一片。这个时期的基建投资额共达122，655万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增长92.94%；新增固定资产95，841万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增长1.02倍。这个时期建成的项目，为广州市后来的经济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但是，由于指导思想上存在着“左”的错误，忽视综合平衡，只想“跃进”，忽视可能，因此也造成不少浪费。这一时期生产性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的比例是10：3，开始造成人民生活的紧张。

    1963～1965年，广州的基本建设贯彻执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压缩基建投资规模，调整投资方向，停建或缓建一批不能发挥投资效益的冶金、机械项目，把资金转向轻纺工业的技术改造，并新建改建了一批文化、卫生、教育项目和职工住宅，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投资比例调整为10：4，比例失调的情况有所缓和。这个时期的基建投资额虽只有49，930万元，但新增固定资产达43，116万元，交付使用率达86.35%，投资效益恢复到“一五”时期的水平。

    “文化大革命”时期，整个基本建设处于混乱和停顿的状态。大批工厂被外迁“上山入洞”，浪费投资达数千万元以上(尚未包括各系统单位的其他费用)。只是在1972年以后，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示下，才重点搞了黄埔新港、广州石油化工厂、广州供水工程和外贸工程等建设项目。在这10年里，广州的基建投资额共花去230，492万元，新增固定资产共164，766万元，交付使用率只有71.4%，而且有的项目虽已形成固定资产但并不能投产使用。例如广州树脂厂的6，000吨聚氯乙烯生产线，1972年4月建成后，不能正式投产，1978年停产，设备大部分报废，损失360万元。这一时期生产性投资和非生产性投资的比例是10：2，人民生活和城市设施的急需项目大都被挤掉了，严重影响了人民生活。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前3年时间里，由于没有足够估量“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后果，指导思想上还受“左”的影响，急于求成，上了汽车、拖拉机、钢铁“三大会战”的一批项目，又给建设事业增加了许多新的困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1979年开始，认真贯彻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广州市基本建设摆脱“左”的束缚，遵循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循序前进、讲求实效的原则，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首先是压缩基建规模，清理在建项目，有93个项目(其中属于投资不落实的52项，工艺技术不过关的5项，建设方案长期定不下来的4项，供产销不落实的7项，建设地点不落实的21项，其他4项)作停建、缓建处理。这些项目的原投资计划为13，800万元，占全部清理项目投资总额的15.3%。1980年，继续进行清理，又对不具备建设条件的个别项目作了停缓建处理。经过这两年的清理，国家回收了一批建设资金和建筑材料用于保证重点建设。其次是调整投资方向，加强能源、交通重点建设。从1979～1983 年的5年间，用于建设能源的固定资产投资达2.3亿元，用于运输邮电部门的投资达13.2亿元，在全部投资中所占比重比以往有很大增加。再次是调整城市建设中“骨头”和“肉”的比例关系，加强居民住宅、市政设施等关系人民生活的建设。1979～1983年，全市全民所有制单位住宅投资达148，699万元，平均每年近3亿元，比1953～1978 年的每年平均数增加13倍。另外，积极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加强国内建设，也取得良好效果。5年间，引进外资的项目共完成投资额5.26 亿元(其中外资占4.2亿元)。白天鹅宾馆、东湖新村、晓港城、员村昌乐园以及集装箱分厂等许多项目均已竣工交付使用。东方宾馆贷款3，800万港元进行改造，仅1年就还清了本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