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炎潮，首倡“私营经济”广东学者、广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
1982年，一个当时还在华南师范大学就读的研究生，将一份争议极大的关于“私营经济”的论文，用8分钱的邮票寄给了时任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
出人意料地，一个星期后这个研究生受到了任仲夷的会见，两人就当时学界还属“禁区”但发展已经势不可当地超过8个雇工的个体经济展开了2个多小时的谈话，促成了“私营经济”理论在广东首次提出。
这位当年的研究生，就是如今的广东省有突出贡献专家郑炎潮。“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广东人是敢做也敢说的。那时候的敢为人先，让广东经济理论界成为全国理论创新的尖兵，为中央改革开放重大决策不断提供理论依据，此后却由于各种原因日渐式微。”
这位曾经是“尖兵”中一员的学者，最近又开始“激动”起来，“在新的时期，广东应不断超越自我，开创理论发展新境界。”郑炎潮说，最近省委提出的“争当解放思想的排头兵，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的决策表明，广东新一轮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的序幕已经拉开。
“广东能否争当全国思想解放的排头兵，重要的还看
广东能否争当理论创新的排头兵和尖兵”
记者：您为什么把理论创新提到这样高的高度？
郑炎潮：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是一个渐进式的突破和创新历程。首先是破除旧的条条框框，然后是以实践为来源形成创新理论，然后再拿这些思想和理论去指导实践，并转化为中央的改革目标、政策。
或者可以说，改革开放思想的大解放促成了改革开放理论的创新，改革开放理论创新决定了改革开放的思路，进而决定改革开放的出路。
记者：也就是说，理论来源于实践，并反过来指导和推动实践，实践需要理论。
郑炎潮：是的。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本质上要求不断进行理论创新。一般说来，解放思想包含两方面含义：一是对原先的认识进行再认识，其中又包含对原来认识中正确部分的坚持和对错误部分的纠正；二是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的基础上形成新的认识、新的思想理论。
所以，解放思想的过程就是理论创新的过程。
“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以卓炯为代表的
广东经济理论界创造了很多全国之‘最’、之‘先’、之‘特’”
记者：这对于习惯于只做不说、闷声做事的广东人来说，是否意味着需要更大的勇气和魄力？
郑炎潮：实际上，广东人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并不是这样的，广东的理论界在那个时候是敢说敢做的。以卓炯为代表的广东经济理论界，曾经创造了很多全国之“最”、之“先”、之“特”，带动和影响着全国，为中央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提供理论依据。
记者：举例来说？
郑炎潮：首先就是卓炯在1961年首倡、开拓和一直坚持的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这一理论影响和带动广东理论界，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率先突破“产品经济→计划经济”理论体系，进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全面研究和创新。
上世纪80年代初，广东经济学术界不但率先提出商品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础，还在1986年在中央确定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综合试验区后，提出广东综合试验区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另外，广东学者还率先进行多种经济成分研究及所有制理论创新，首倡“私营经济”、“股份经济”及港澳台、外资经济，首创服务产品理论、第三产业经济学理论等等。
记者：那为什么那时我们能成为全国理论创新的尖兵呢？
郑炎潮：可以说这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融合。改革开放之初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大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在全国蓬勃展开，加上广东以毗邻港澳的优势获得中央政策支持先行一步，以及广东人在率先开放中受到“港澳台风”和“西风”的冲击，上上下下共同“闯”不合理的政策、“闯”理论禁区、创业、创新理论、创新思路、创新政策。
“在当前的新时期，理论创新要为破解科学发展难题，
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出贡献。”
记者：那么您现在所倡导的理论创新，与之前的那一轮理论创新有什么不同？
郑炎潮：可以看到，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由于是以经济发展为主线，广东那时所取得的理论创新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
但是当前我们的改革任务要艰巨很多，广东所要争当新时期全国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其中必须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所以这一轮的理论创新，必须包括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意等多个要素，推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制度改革与发展，全面激发广东人的创造力。
记者：任务很艰巨。
郑炎潮：确实，就像汪洋书记刚刚来到广东时所说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现在很多领域的人，“唯上”、“唯书”思想非常根深蒂固，每个广东人都必须有魄力和勇气来一场思想解放，破除传统残存的对经典理论的迷信和教条，破除“洋教条”、“古教条”等形形色色的教条。
说到底，真理是从实践中来的，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最终还是要用实践来检验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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