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思想解放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动力。1978年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使人们从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创办经济特区，实行对外开放，把我们从长期闭关自守状态中解放出来。9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把人们的思想从计划经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将改革开放推向了新的阶段。实践充分证明，解放思想是扫除障碍、引领发展的“法宝”。改革开放以来每一个巨大的变化，无一不是思想解放的结果。广东要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首先必须争当解放思想的排头兵，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汪洋

关键词解读：新的历史起点

　　作为党中央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的新名词，应该是指21世纪和20世纪之间的界限差别，也是指以胡锦涛总书记为核心的新领导集体与第三代领导集体之间承前启后的联系。

　　【一】

　　1978年，全国解放思想破除教条主义精神枷锁

　　交锋：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邓小平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的重大意义，并于12月13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12月18～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并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

　　【二】

　　1979年，深圳特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

　　交锋：特区与旧中国“租界”大不同

　　1979年7月，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特区。8月13日，国务院颁发《关于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若干问题的规定》，主要内容是扩大地方和企业的外贸权限，鼓励增加出口，办好出口特区。1980年5月，中央正式将“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特区成立不久，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是通过深化改革来加以解决还是以此否定特区，便成为争论的焦点，其中最著名的是特区与旧中国“租界”的关系之争。

　　【三】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论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交锋：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引进外资、开办特区等政策，在社会转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比如双轨制，物价上涨。这时社会上有人信心动摇，开始出现了姓“社”姓“资”的争论。针对这种思想状况，小平同志提出“不争论”方针，“因为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创造性地论述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可以实行市场经济。这是对传统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

　　【四】

　　2000年，江泽民在广东提出“三个代表”思想

　　焦点：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

　　“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世纪之交的2000年2月，江泽民同志在广东茂名考察时明确提出，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这是总结建党80年历史、思考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结合党面临的形势任务和现实状况作出的科学结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吕政说，“三个代表”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植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与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

　　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卷入几场争论

　　“雇工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城乡个体经济得以恢复发展，经营规模日渐扩大，逐渐突破国家规定的雇工8人限额，成为事实上的私营企业。雇工问题一时成为思想界、理论界关注的焦点。

　　当时，在全国引起争论的有两个经营和承包大户，一是安徽省芜湖市的年广久，一是广东省高要县的陈志雄。年广久1981年创制“傻子瓜子”，并雇工经营；1982年雇工达60多人；1983年傻子瓜子总厂成立，雇工最多时达103人。年加工、销售瓜子由几万斤猛增到近千万斤。其自有财产也由几千元增加到几百万元，仅1984年就纳税30多万元。陈志雄是广东省高要县的农民，1979年承包8亩鱼塘，第二年扩至105亩，开始雇工，计有长工一人，还雇用了几百天短工，净入一万多元；第三年扩大到357亩，除5名固定工外，全年需请2300天短工，净入近4万元。

　　1981年5～9月份，《人民日报》就“怎样看待陈志雄承包鱼塘问题”展开专题讨论。对此，人们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既然是雇工经营就必然有剥削，在我们的社会里不能允许雇工剥削，这是原则问题，因而绝不能允许雇工。第二种意见否认有剥削，认为陈志雄承包的鱼塘是集体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没有改变。陈志雄雇人帮他管理鱼塘，他们的结合是一种新的劳动组合和协作。陈志雄的收入比雇工高得多，但这种差别是合理的、正当的。对于我国城乡出现的新的经济形式和经营管理方式，应该积极支持。第三种意见认为，应该承认客观事实，陈志雄付给被雇人员的报酬低于他们创造的价值，陈志雄的收入中存在剥削是肯定的。但这种剥削在我国现阶段是应该允许的。既不能不承认，也不能简单地加以禁止，只能限制和引导。

　　雇工现象的出现，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高度重视，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曾多次发表讲话，明确指出：对于雇工经营“不要采取‘戴帽子’、‘割尾巴’等简单取缔的办法”，至于个体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总的原则应该是：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第二，不要走过去的老路”。要在实践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取其利而除其弊。

　　1992年，邓小平回顾当时的情况时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邓小平从改革的全局出发，强调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慎重对待和处理此类问题，最终使刚刚萌生的私营经济得以生存和发展。

　　“租界风波”

　　20世纪80年代初期，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相继成立经济特区，对引进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及管理经验具有重要意义。然而，不少人对近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的惨痛历史记忆犹新。历史的阴影、盲目的排外情绪挟带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结，使许多人对此抵触。有人将刚刚成立的经济特区视同旧中国的“租界”，将引进外资，对外商实行优惠政策视为丧权辱国，说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之间变成解放前”。

　　特区成立不久，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是通过深化改革来加以解决还是以此否定特区，便成为问题的焦点。为特区正名的是邓小平。1984年春节，邓小平到广东福建等地视察，肯定特区开放的经验，明确指出：除现在的特区以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点增加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于是就出现了沿海14个开放城市，中国对外开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