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改进社会福利，就得增加国民

    收入。而要增加国民收入，就得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使资源得

    到最优配置。那么，资源如何配

    置才算是最优呢?庇古的答案是,

    只有当社会各行业的新增社会收

    益趋于相等时，资源才菲实现了

    最佳配置。

   

　　曾几何时，英国凭借坚船利炮，威风凛凛地游弋于世界各大港口。不知有多少国家，曾拜倒在她的米字旗下，俯首称臣!岂料，风水轮流转，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美、德经济异军突起，英国的霸主地位岌岌可危。为了与美、德抗衡，英国不得不革故鼎新，掀起一场技术革命。然而技术革命，不仅给英国造就了繁荣，同时也使广大工人饱尝失业的痛楚。工人运动此起彼伏，社会矛盾一触即发。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庇古，为此心急如焚。他希望能像普罗米修斯那样，给内外交困的英国带来火种，驱走可怕的黑暗。而他的“火种”，就是1920年出版的名著《福利经济学》。

   

　　“福利”一词．其含义可谓包罗万象，但说到底，就是指人们在物质和精神上得到的满足，如获得友谊，金榜题名，遇到故知，拥有财富，事业成功等。这样的福利，来无影去无踪．捉摸不定，无法计量，经济学鞭长莫及，所以，庇古把“福利”的范围，严格限定在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那一部分，也就是“经济福利”，诸如购车买房、旅游观光等给人们带来的满足。经济福利如何度量呢?庇古认为，福利是由效用构成。就像水的温度可用温度计测出一样，商品给人带来的效用，也可以计量出来。比如，社会经济福利，就等于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这样，庇古就把对主观福利的研究，转到对客观的国民收入的研究上去了，这是他对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贡献。以此为瑟础，他提出了两个命题：收入分配越平均，社会经济福利越高；国民收入越多。社会经济福利越高。

   

　　罗斯福连任三届美国总统后，曾有记者问他有何感想，总统一言不发，只是拿出一块三明治让记者吃。这位记者不明白总统用意，又不便问，只好吃了。总统又拿出了第二块，记者还是勉强吃下。没料到，紧接着又来了第三块，记者为不撑破肚皮．赶紧婉言谢绝。这时罗斯福微微一笑：“现在你知道我连任三届总统的滋味了吧。”这个故事，揭示了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原理：边际效用递减。在经济学中，边际是增量的意思。边际效用就是每增加一单位消费，所能增加的满足。庇古认为，货币收入就如同三明治，边际效用也是递减的。收入越高，边际效用越小。同样的100美元，如果送给一个寓豪，或许人家还不屑一顾；可要是送给一个囊空如洗的穷人，就是雪中送炭。所以，把富人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穷人，富人依然是富人．不会伤筋动骨，但社会经济福利，却由于穷人收入的提高而得到改善。

   

　　那么，如何使收入均等化呢?在现代文明社会，昔日梁山好汉“劫富济贫”的办法，已经行不通。对此，庇古的观点是：政府向富人征收累进所得税、遗产税，并将其用于改善社会福利，如失业养老、医疗补助等。同时他又指出，过犹不及，福利措施不应当损害有钱人投资的积极性，否则，社会投资就会减少。到头来．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穷人的日子也不会好过到哪里去。

   

　　生产决定分配。如果一块蛋糕只有一两，无论怎样切，也切不出一斤来。所以庇古指出，要改进社会福利，必须先做大蛋糕，增加国民收入。而增加国民收入的关键，就是要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使资源得到最优配置。那么，在什么情况下，资源配置才算是最优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庇古先提出了社会边际纯产值的概念，这个概念，其实就相当于新增加的社会总收益。比如张先生增加10英镑的投资，使自己多得3英镑的收入，同时也使别人得到了1英镑，那么新增的社会总收益，就为4英镑；反之，如果张先生在得到3英镑的同时，却使别人损失了l英镑，那么新增的社会总收益，则是2英镑。在庇古看来，站在全社会的角度，只有当新增的社会收益，在每个行业趋于相等时，资源才算实现了最优配置。

   

　　然而，市场活动的主体是企业，它关注的只是一己私利，至于社会利益，则被认为与己无关。所以哪个行业盈利高，企业便趋之若鹜，将资源投向哪里。假如投资化工厂和投资果园的回报率分别为50％和20％，也就是说，每投入10英镑，可各自增加5英镑和2英镑的收入，那么，看着化工厂赢利远远高于自己．果园主就会眼热心跳，把资本逐渐转移到化工行业。慢慢地，化工行业的资本达到饱和，投资回报越来越少，而果园却由于资本的减少，收益率不断上升，最终，两个行业的投资收益率会大致相等。但投资收益相等，并不意味着两个行业新增的社会收益也达到了平衡。因为化工厂会污染环境，果园却可以让蜜蜂采蜜，使附近的养蜂场获利。如果每投入l0英镑，化工厂使社会因污染损失1英镑，而果园使养蜂场多获利1英镑，那么，假设两个行业的投资收益在20％达到相等时，它们每10英镑投资所增加的社会收益，就分别为1英镑和3英镑。庇古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不能袖手旁观，而要采取干预措施，以扯平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比如，对产生烟尘的工厂征税，迫使其想方设法减少污染；而对社会收益高、私人不愿投资的部门，国家要给予补贴，以引导资源合理配置，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有人认为，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存在一些缺陷。譬如基数效用论，就是他最大的纰缪，也是后来的新福利经济学，将其取而代之的主要原因。在新福利经济学看来，效用是一种主观心理作用，根本不能用数学中的基数，如1，2，3……来表示，更不可以加总。又比如，庇古主张采取征税或补贴的办法，来缩小边际私人纯产值和边际社会纯产值的偏差。但是，政府未必比市场高明。它往往搞不清某个企业到底是该罚还是该奖，最后反而弄巧成拙。当然，庇古作为“福利经济学之父”，绝不是徒有虚名。实际上，他的许多理论，比如关于外部经济和不经济、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市场优势与不足，以及政府应该适当插手收入分配等，都具有相当的科学性。特别是他的社会成本学说，半个世纪后，成了经济学最为关注的一大热门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