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满目疮痍的德国经济，艾哈
德临危不惧。他相信“没有过不
去的火焰山”，只要实行“自由市
场经济”，让人们爱生产什么就生
产什么，爱消费什么就消费什么．
相互展开充分的自由竞争，国家
走向复兴就指日可待。
二战结束后．德国一分为二，山河破碎，田园凋敝，到处是残垣断壁、碎瓦乱石，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当时甚至有人估计．每个德国人每50年才有一套衣服，每五个孩子中间只有一个能用得上自己的尿布。作为战争的罪魁祸首，德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一下子从“第三帝国”的宝座上重重跌落下来，沦为国际社会的下等公民，往日的威风荡然无存。人们的精神如风中残烛，飘忽欲绝，看不到前面的半点希冀之光。然而，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德国从此就暗淡无光。仅仅短短几年时间，德国人就重建了自己的家园，再次成为欧洲的“机器车间”和全世界最有生机的“经济超级大国”，再现昔日辉煌。是什么神奇的力量将德国从破败不堪的深渊中拉了出来?
面对满目疮痍的德国经济，当时的经济部长、后任首相的艾哈德临危不惧。他相信“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只要实行“自由市场经济”，让人们爱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爱消费什么就消费什么，相互展开充分的自由竞争，国家走向复兴就指日可待。根据这个思想，他制订了一系列政策，最终创造了举世羡慕的“西德经济奇迹”。在总结德国的成功经验时，艾哈德直言不讳：推动德国经济发展的神奇力量并非别的，恰是“德国人民在经济自由原则下，充分发挥其创业精神和智慧才能，辛勤劳动的结果。”1957年，艾哈德出版了《来自竞争的繁荣》一书，详细地介绍了德国的经济改革情况，同时向人们阐述了他信奉的社会市场经济的思想和政策主张。
艾哈德指出，“社会市场经济”是新自由主义(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核心思想是要“克服漫无限制的自由放任和严酷无情的政府管制的矛盾，在绝对自由和极权主义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它的瑟本目标是实现“全民繁荣”，而要达到这一目标，最好的手段是自由竞争。有人曾经对牧羊人说，要想使羊儿长得快、不生病，最好的办法是在羊群中放进一只狼。同样，“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个人只有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环境中，智慧、胆识、创造力、进取精神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推动经济车轮滚滚前进。
艾哈德对自由竞争大加赞扬，但并不盲目地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他反对的只是包罗万象、飞扬跋扈的国家干预。他形象地把社会市场经济比作“人工培养的植物”，把自由放任经济比作“野生植物”。他认为，自由放任的竞争不仅不能实现完全竞争，而且会产生垄断，使市场价格机制失灵。因此，他主张有限的国家干预。
在足球比赛中，裁判员的任务是保证比赛规则不折不扣地得到遵守，而不是亲自下场去踢球，一展脚下功夫，也不是对运动员指手划脚或面授机宜，因为这些都是教练和运动员的事。国家跟裁判员差不多，它的真正任务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为竞争创造一个稳定适宜的外部环境。比如反垄断、兴办铁路、邮电、教育等公共事业等。但艾哈德再三强调，国家最重要的职能是保持币值稳定。“没有相应的通货稳定，社会市场经济是不可想象的。”艾哈德认为，如果国家不负众望地完成了她该做的事，“社会市场经济”就具备了“社会”的性质。从艾哈德以上的论述不难看出，“社会市场经济”说到底，就是以自由竞争为主，国家干预为辅。
有什么样的理论，就会有什么样的政策。可以说，西德的复兴之路，就是艾哈德在社会市场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制定出一系列政策并克服种种障碍，一以贯之的过程。
反垄断是艾哈德一贯的经济政策。他指出，市场经济的秘诀就是要使供求双方趋于平衡，要实现这一点，就要展开自由竞争，并让市场来自由决定价格，离开这两条，市场经济就无从谈起。垄断既排斥自由竞争，又妨碍自由定价，与市场经济是格格不入的，要坚决予以反对。面对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要求，艾哈德认为，工资随着国民收入的提高，理所当然应该“水涨船高”，但另一方面，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宣扬他不受欢迎的“真理”：一旦工资的增加超过生产率的增长．必然引发通货膨胀，危害经济的健康，于雇主和工人都是有百害而无一益。他提出了把蛋糕做大的思想：与其大家喋喋不休地讨论分配问题．倒不如齐心协力提高国民收入，只有做大蛋糕，每个人才能利益均沾．如果蛋糕太小，即便是上帝，也是爱莫能助。对福利国家政策，艾哈德持反对态度。他担心如果国家对一个人包揽得太多太广，个人就会缺乏竞争的压力，久而久之，就丧失了进取心。最后，整个社会将滑向危险的边缘，“随之而来的不是什么没有阶级的，而是没有灵魂的机械社会”。因此，艾哈德说，达到“全民繁荣”的最好途径，只能是竞争。
不可否认，艾哈德的理论模式，适应了战后德国的实际需要，取得了显著成效。正如人们把美国同期的经济繁荣归功于凯恩斯主义一样．德国人也把他们在50、60年代的经济成就，归功于艾哈德的理论。然而好景不长，进入60年代中期后，西德面临“滞胀”的威胁，经济停滞不前。1967年，艾哈德内阁倒台，社会民主党执政，吸纳了凯恩斯的理论，强调国家干预。进入80年代以后．科尔政府上台，又主张恢复艾哈德的“多市场、少国家”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和政策。由此看来，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间，没有绝对不可逾越的鸿沟。此一时、彼一时，经济政策应根据经济形势来调整，不可僵化。再次，多国的经验证明，在经济平稳时期，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较为有效，而经济波动或危机时期，国家干预主义却更为灵验。另外，从50年代起，德国就推行各种福利政策，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对艾哈德的反福利国家理论，可说是一个无情的否定。但尽管如此，艾哈德的理论还是给了人们一个提醒，搞社会福利，一定要量力而行。否则，经济发展这部机器，将会失去动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