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南陈北李”，即陈独秀、李大钊最早开展了党的创建工作。许多人却不知道“南杨北李”，即杨匏安、李大钊最早在中国系统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如今耸立在珠海市香炉湾畔的杨匏安烈士铜像，便是这位南国革命先驱的丰碑。

　　杨匏安，字麟焘，1896年出生于广东香山南屏镇（今属珠海市），因经商的父亲早殁，在爱好诗词书法、左右手都能写一笔好字的母亲督教下，三四岁便读唐诗宋词，后自称“幼有诗癖”。他就读本乡的恭都学堂后，又考入广州高等学堂附中（即广雅中学），师从于广东的一些有名的国学大师，同时也接触到一些改良派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毕业后，他返乡到小学任教，因揭发校长贪污反遭诬陷下狱。出狱后，杨匏安东渡日本，在横滨半工半读，此间接触到社会主义的著述，从此开始追求社会革命理想。

　　1916年，杨匏安回国，完婚后在澳门任过家庭教师，又到广州的几所中学任教，同时紧跟社会上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发表了不少散文、小说、诗词和译作。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后，他认定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他翻译了日本早期共产主义者的著述，并于同年写成了包括《马克斯主义》（当时的译称）在内的《世界学说》。此篇差不多与李大钊的著名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时问世，后人谈起国内最早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往往将“北李”和“南杨”并列。

　　1921年春，杨匏安由谭平山介绍加入了广东的共产党发起组，1923年，他又受中共中央委派参加了国民党的改组，此后三年间在国民党中央当过第二届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代部长，以此身份大力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和工农运动。蒋介石逃台后所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还攻击杨匏安“控制”组织部，“用这一关键地位来执行其渗透工作”。1926年春，蒋介石压迫共产党和左派时自任中央组织部长，杨匏安被迫辞职，后仍在广州做统战工作。1927年春，他到武汉参加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8月参加“八七”会议后南下广东，利用老关系以策应南昌起义军。同年11月，中共中央领导人因谭平山将杨匏安列为“第三党”成员，撤销了他的中央监察委员职务，并给留党察看处分。其实杨匏安本人反对谭平山组织第三党，此处分属于冤屈。尽管如此，杨匏安仍表示“公忠不可忘”，在赴南洋工作了一 段时间后，于1928年到上海，在秘密的党中央机关报当了一名编辑。

　　在上海期间，杨匏安一家生活艰难且充满危险。他母亲担任机关掩护，孩子失学担任传递传单书报等工作，每人口袋里只装两毛钱，规定平时不得动用，在机关暴露或与组织失去联系时用于买食物。1930年，杨匏安被捕后关押了八个月，经组织营救而获释，并被任命为中央农民部副部长。1931年7月，中宣部部长罗绮园因生活腐化引发其姘妇的男人胡章原向敌特告密，他本人及杨匏安等16人被捕。在狱中，杨匏安严辞拒绝劝降。当时中共中央一面请宋庆龄、何香凝营救，一面安排特科准备在他被解往南京或苏州时劫囚车，然而八月间的一个夜里，杨匏安就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草地上被枪杀。 从崇拜岳飞、文天祥到学习马克思主义，把中华传统的美德与追求世界先进文化结合起来，构成了这位先驱者一生的旋律杨匏安生长在与澳门一水之隔的香山（即今日的珠海），从小在这个中外通商和文化交汇的环境中接受教育。这里养育了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也诞生了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家苏兆征、林伟民等人。从传统文化中，杨匏安得到不受嗟来之食和岳飞、文天祥等人为代表的气节教育，养成不贪图荣华富贵的冰霜傲骨。同时，他又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西方思潮，曾尝试用传统道德、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做武器反抗邪恶势力，却无法改变社会的不平和黑暗。通过东渡日本和参加五四运动，最终认定了马克思主义才是真理。杨匏安是在华南系统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人，此后十几年间又以自己的可贵实践为之奋斗直至献身。他长年多病却有着非凡的意志，入狱后看守也敬佩地称他为“铁人”。他临难前所写的遗诗，更多地体现了中华古代志士仁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正气。

　　周恩来曾用“为官廉洁，家境清贫”来概括杨匏安的品德并以此教育同志.他身居高位时两袖清风，身处逆境时又贫贱不移，白天当编辑校对，晚上写作译书，还要帮家人推磨做米糍，让母亲和孩子清晨上街叫卖。

　　大革命时期，杨匏安在国民党内曾官至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省港罢工时还当过广东政府财政部的代表，掌权或管理大量钱财均一尘不染。当时常有人上门送礼，他从不许家人接受。一次省港罢工委员会发放捐款后，留在杨家的袋子里剩下一枚硬币，只值一两毛钱，孩子们捡到后拿着玩儿。杨匏安发现后马上严肃地对儿子们说：“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接着，他又让孩子们马上把这枚硬币送回罢工委员会。

　　杨匏安受到党组织不公正的处分后，以普通党员身份在上海做地下工作。他全家有十口人，自己又患肺病，所领的有限生活费难以维持日用，七个儿女有两个因病缺医而早夭。此时，杨匏安白天在党报秘密机关当编辑，晚上写作译书赚稿费补贴家用。他编译成的20万字的《西洋史要》，是国内第一部用唯物主义观点写成的西洋史著作。

　　那时出版革命书籍发行困难，稿费很低，杨匏安还要经常帮家人推磨做米糍，让老母和孩子清晨上街叫卖。1930年他被捕后，周恩来冒险到家中探望，杨母很受感动，却坚决不许儿子的这位友人再来。杨匏安因未暴露真实身份而获释回到家中时，有人说起：“我们做这些事，又穷又危险，小孩子没有书读，上街也提心吊胆的。”他却坚定地回答：“再苦再危险，我们也要革命到底。”他的母亲马上也说全家都支持你。杨匏安的儿子几十年后回忆说，那一天的情景想起来仍历历在目。杨匏安就义后的许多年间，周恩来经常带着深情讲述他的动人事迹，并用他这种“为官清廉，家境贫寒”的品德来教育同志们。

　　杨匏安被捕后，面对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引诱宁死不屈，蒋介石打来电话时，他把话筒摔到墙上。

　　牺牲前他还惦记着家中惟一的谋生工具，捎纸条嘱咐“缝纫机虽穷不可卖去”。1931年7月，《红旗日报》工作人员胡章原因与罗绮园出现私生活纠葛被派去温州工作，开船前五分钟他借口上厕所跳上岸。同行的同志发现时，船已开行无法报警让特科红队采取措施。这个家伙赶到南京告密后，陈立夫立即布置大抓捕。此时，因顾顺章叛变事件造成打入敌特机关的钱壮飞、李克农等被迫撤退，内线关系的丧失使叛徒的告密难以预防。杨匏安因住址也被 胡章原供出，于7月25日清晨在家中被抓走。杨匏安过去在国民党内地位很高，蒋介石又知道他受过共产党的处分，竭力实施劝降。据当年同牢房的难友回忆，杨匏安每天都被看守叫出去“会客”，来者又都是国民党要人，还许以高官厚禄，他的回答只是：“死可以，变节是不能的。”此时他也惦念家中生活，从狱中传出纸条叮嘱：“玄儿不可顽皮”，“缝纫机虽穷不可卖去”。因为这个缝纫机是家中惟一的谋生工具。杨匏安还告诫家人，千万不能接受国民党要人送的钱物，如不能生活下去就立即南返。他见同狱的罗绮园意志动摇，又写诗劝此人顾惜气节。虽然罗绮园不听劝而向敌投降，那首《示难友》却成为名传天下的革命烈士诗抄中的名篇。

　　劝降进行到最后一幕时，蒋介石亲自把电话打到狱中要杨匏安接，他却将话筒摔到墙上。蒋介石恼羞成怒，下令就此处决，连已经变节的罗绮园也未保住命。杨匏安牺牲后，党组织一直关心他的家属，周恩来还亲自安排孩子们的学习。全国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史研究部门发掘出许多杨匏安早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材料并汇集出版，过去许多人感到陌生的这位先驱者的功绩终于广为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