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大国来说，尽管冷战的结束使军事竞争的优先地位成为历史，合作安全观日益深入人心，但军事在综合国力中的重要功效没有改变

    ●21世纪初，我国安全环境的突出变化，在于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同时上升，相互交织，互相渗透。这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的国力发展只能走一条全面、协调、平衡的路子，而不能此重彼轻，更不能舍此顾彼

    ●经济作为基础和科技作为先导的一面决不能动摇。但我们同时必须看到，国力中“软实力”，和“硬实力”中的军事力，是标志国家强弱的外在体现，某种意义上也是最终的体现

    冷战结束后，国内学界迎来了研究综合国力的热潮，有关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直到今天，人们的看法仍然是莫衷一是。我国的综合国力到底应包括哪些要素？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究竟如何？怎样处理好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如何看待我国国力中的“软实力”？这些问题已经不单单是理论或学术层面的争论了，某种程度上也影响到崛起的中国国家战略选择和政府的宏观决策。

    我国综合国力有着明显的欠缺

    20世纪90年代后的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与此相伴随的发展问题也随之变得日益突出。这些问题归纳起来就是四个“失衡”：

    一是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失衡。经济的高增长与公共卫生领域的落后、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城乡差别的扩大、地区差异的加剧、社会收入的悬殊之间形成巨大反差；

    二是经济与自然的和谐失衡。尽管近年来各级政府以前所未有的关注和投入努力改善我国的生态环境，但仍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部改善、总体恶化”的趋势；

    三是“硬国力”与“软国力”的发展失衡。多数专家认为，“硬国力”至少要涵盖经济、军事、科技和资源四大部分，而“软国力”则应包括政治（政治结构的稳定性、政府作用与效率、民主与法制化程度）、社会（不同民族宗教的和谐程度、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社会公平与社会稳定）、公民素质（公民受教育程度、生理与心理健康水平、道德养成）与国际影响力（地缘位置与周边环境、外交能力、国际交流）。改革开放20多年来，同“硬国力”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相比，我国“软国力”的发展却严重滞后：打造一个精干、民主、高效、廉洁的政府，仍是任重而道远；公民的心理健康水平和道德素养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甚至相当一部分人不认为它是我国综合国力构成中的要素之一。最近备受关注的马加爵杀人案再次给我们敲响警钟：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心理健康和道德养成，直接影响着国民的整体素质，从而在根本上制约着国家的创新能力及其这种能力的后劲；

    四是经济与军事的发展失衡。国外专家认为，一个国家的军费开支占其GDP的比例，只有保持在6%以下、2%以上的限度才算是比较合理的水平。而我国目前的军费开支占GDP的比例仅为1.5%，在世界大国中是最靠后的国家之一，也低于3%这一世界平均水平。80年代中央关于国防军队建设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决策，保证了国家工作重点的顺利转移和经济的优先发展，是那个时期所能做出的惟一正确选择。但毋庸讳言，与经济所创造的奇迹相比，国防建设就显得落后了。

    军事实力是国家强弱的最重要指标之一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各国的国际地位和地缘环境不同，发展阶段各异，各单项实力在综合国力中的位次存在较大差别。小国在发展综合国力时一般更加重视经济发展和民众的富裕程度，科技作用相对较低，这是因为小国的自主研发能力较弱。而那些地缘安全环境较好、发达程度较高、基本没有外患的中小国家，军事实力在其综合国力中的作用就相对较小，而经济、金融、劳动就业、公民福利等是其综合国力的重要构成。但对一个大国来说，尽管冷战的结束使军事竞争的优先地位成为历史，合作安全观日益深入人心，但军事在综合国力中的重要功效没有改变。这种重要作用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军事实力仍然是国家强大与否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历史的发展一再证明：基于现实主义理论之上的军事崇拜虽然已经过时或只在极少数国家中尚有市场，但不能否认，大国在外交舞台上的攻守进退，其背后的重要支柱仍然是军事实力。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仅有军事实力，无法支撑国家的长治久安，但没有强大的军力，国家就会成为一个跛足者，走向强大就是一句空话。

    第二，军事实力仍然是决定大国国际地位和发言权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当今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无政府状态和实力政治的本质未变。这就是为什么在冷战结束之初一度下降的军事地位近年来又明显回升的根本原因。所以，只要国际形势局部动荡的一面还在发展，以国际恐怖主义为代表的“三股势力”没有消除，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干涉仍然存在，即人类的共同利益还未大于或超越于民族国家的主权利益，军事实力的强弱就会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大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它比经济和科技的作用更加直接和有效。

    第三，军事实力仍然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最后的、也是最可靠的保障。在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经济是基础，科技是先导，而军事则是牢固的后盾和最终的保障。美国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做了如下的注解：“什么是最重要的国家实力?关于国际政治中大国崛起的权威研究表明，国家实力最终是两个因素互动的产物：一个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主导经济创新周期的能力；它利用主导成果创造有效的军事能力，反过来加强了现有经济优势，造就了稳定的政治秩序，既维持着自身的战略优势，同时也有利于总体的国际体系”。显然，这是关于军事实力定位的、典型的美国式表述，但也不无道理。约瑟夫·奈在《美国霸权的困惑》一书中认为，（军事）安全就像是氧气，当氧气充足的时候，人们不会感觉到它的存在，而一旦氧气不足，人们就再也不可能干任何其他事情了。

    关键在于树立“科学的综合实力观”

    当前，对我国综合国力的认识应树立科学的观念。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居世界第六位，人均国民收入突破了1000美元。这标志着我国的经济实力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同时也意味着国家安全将进入一个高风险期。因此，在已经具备了较雄厚的经济基础的情况下，强调并落实全面、均衡、协调的综合实力观显得尤为重要。这既是中国国家的基本特征所决定的，也是近年来我国安全形势变化的特殊需要，同时，还是和平崛起的根本保障。

    中国国家的基本特征概括起来就是：“发展中的、尚未完全统一的、社会主义的大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有着相同或相似的产业结构调整上的难题和大量的社会问题、有着法制化和民主化的共同压力，还有公民素养和道德缺失方面的挑战；作为尚未完全统一的国家，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国发展和安全的一块“短板”，只要这一问题不解决，中国战略资源的持续流失和在国际上授人以牌的总体弱势地位就无法获得根本上的改善；作为当今世界继苏联之后事实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客观上承受着来自西方国家西化和分化的最大压力；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威胁论”恐怕并不会以我们的和平愿望，以及永不称霸的政策宣示而彻底消除。中国“树”未大，“风”已至的现实，超出了我们主观愿望和能力所能驾驭的范围。

    中国正在由过去那种国际体系外的愤怒和反对角色，日益变成国际体系内的积极参与和改造角色，其后果必然是对现有国际秩序造成一定的冲击和挑战，尽管这个过程有可能避免历史上屡屡出现的战争更替而实现和平崛起，但这也只是可能，不会不经努力而必然实现。所以，“和平崛起”，其主要目的是崛起，和平是一种手段，否则我们很可能会犯自我麻痹的错误。更何况，进入21世纪初，我国安全环境的突出变化，在于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同时上升，相互交织，互相渗透。这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的国力发展只能走一条全面、协调、平衡的路子，而不能此重彼轻，更不能舍此顾彼。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军事、经济、科技、资源、社会、国民素养等的投入和关注完全等同，它们的发展可以有先有后，但某一实力的发展决不能严重滞后于其它力量的进步，否则，就可能造成新的比例失调，损害国家总体安全。

    对中国来说，科学的综合实力观还意味着：单项实力之间的相互兼顾和更完善的协调极为重要，这关系到综合国力的合力效应能否最大化的问题。所以，经济作为基础和科技作为先导的一面决不能动摇。但我们同时必须看到，国力中“软实力”，和“硬实力”中的军事力，是标志国家强弱的外在体现，某种意义上也是最终的体现。

    中国需要理直气壮地发展国防现代化

    要做到综合实力全面、均衡、协调发展，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全面建设，尤其是大力发展国防。这不仅需要智慧，更需要战略决心和国家意志。

    有人担心，这会为“中国威胁论”提供口实。其实，“威胁论”是任何大国在崛起过程中都必经的困境，是外部世界对新崛起国家由不习惯到习惯，由反对、遏制到逐步接受的过程，大可不必看得过重。更何况，这10多年来，我们就是在“威胁论”、“遏制论”中发展壮大的，如果同几年前相比，现在这种“威胁论”不是上升而是下降了，这当然同我们的和平外交政策与在国际社会中扮演负责任大国的角色有关，但国际社会通过同中国打交道，适应并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也是威胁论下降的外部原因。尤其对中国军事实力的增长，外部世界的敏感度更高一些。但如果拿我们20世纪70年代就已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来衡量，国防现代化是应有之义。国际社会本应把中国军力的发展视为正常，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自己是否从内心把此看作理所应当。如果我们自己都理不直气不壮，好像一讲发展军力，就损害了我们的和平形象，就难以融入国际社会，那怎么能够指望国际社会能适应并接受我们呢？只要我国的国防现代化保持在积极防御所规定的合理、足够的水平上，我们就应该理直气壮地去强调和投入，就不必过多顾及别人说什么。历史和现实的辩证法都一再证明：能战方能言和，谈和更需备战。在实力政治仍占主导地位的当今世界，在“台独”势力公开、不断挑衅一个中国原则的形势下，在我国防实力与我军肩负的使命相比仍然存在差距的情况下，强调这一点尤为重要。▲（作者是国防大学国际关系教研室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