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称新闻出版业改革将全面提速，不再只限于试点单位。

　　访谈动机——

　　今年1月，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就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作了重要讲话。我国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已经拉开序幕。新闻出版领域的改革将走向何方？新闻出版相关产业如何发展？有哪些具体部署？带着这些问题，近日，本报记者专访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

　　关于新闻出版业改革

　　“新的法人治理结构落实后，过去的那种无人负责的状况将改变，资产上、导向上、社会责任方面都能有效监督。”
　　“报业品牌、版号、书号、刊号，在转企改股经营活动中，这些无形资产不转让，仍然属于国有报社、出版社，是国家专属权。”
　　“过去事业单位最大的问题是资产没有核算，出资人不到位。大家看到国家在经营资产，而单位没有处置的权限，大家都不在意资产效益。”
　　两年试点，改革获实质性突破

　　新京报：如何评价2003年至今的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的新闻出版业改革？
　　柳斌杰：2003年6月，中央部署文化体制改革新一轮试点工作之后，新闻出版总署对新闻出版行业改革做了部署。当时，中央选定的试点35个单位，新闻出版行业就占了21个，报纸8家，出版7家，发行企业6家。文化和广电各是7家。应该说，经过两年多的试点，新闻出版行业的改革整体思路比较清晰，方向比较明确，组织推动有力，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
　　报刊方面的改革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党报，党报按照宣传经营两分开的方式进行了试点；另一类文化科技经济社会类报刊则按照不同性质进行不同的试点：比如新华社的《中国证券报》、重庆的《电脑报》，这类报纸按照转企改制走向市场的原则进行了试点；而《北京青年报》、《今晚报》，新闻性比较强，则按照主业辅业分离的原则去处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北京青年报》组建的北青传媒已经在香港上市，成功利用境外资金发展自己。
　　出版社，除了人民出版社、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社、盲文出版社等社会公益性质较强的出版社，其他原则上一律转企改制。
　　而发行企业呢，已经是企业的进一步进行股份制改造；尚未完全改制到位而实行企业化管理的，首先完全改成企业体质。到目前为止试点比较成功。

　　三大措施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新京报：在改制过程中，新闻出版总署是如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
　　柳斌杰：新闻出版体制改革过程中，我们汲取了过去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对此，我们有几个措施：第一，凡是转企的，首先必须核定资产和明确产权，原来投资的多少，或是在经营过程中增加的资产，都要通过市场中介机构进行严格地评估，保证资产不缩水。这是因为新闻出版单位的资产和国有制造业的资产不一样。制造业一次性投资很大，厂房、土地、机械设备，生产线等都需要很大的投入，而新闻出版单位往往开办费很少，有些就是给几十万元租个地方，慢慢就发展起来了。所以不能看原来的投资多少，要看现有的已经形成的实际资产多少，要保证这些年企业的经营所积累的资产不缩水。
　　第二，对国家特有的资源所形成的无形资产不转让。具体来说，报业品牌、版号、书号、刊号，这些资源是国家垄断资源，目前虽然没有评估的办法，比如商务出版社品牌值多少钱，光明日报出版社品牌值多少钱，我们没有评估过，但是在转企改股经营活动中，这些无形资产不转让，仍然属于国有报社、出版社，是国家专属权。
　　第三，内部进行股份制改造时，国有资产不量化到个人，不允许个人持股，保证国有资产的完整性。
　　新京报：在过去的国企改革过程中，一些企业国有资产出资人不明确，往往成为改革的障碍。在新闻出版领域，我们如何解决出资人到位的问题？
　　柳斌杰：过去事业单位最大的问题是资产没有核算，出资人不到位。大家看到国家在经营资产，而单位没有处置的权限，大家都不在意资产效益。转制后，情况不一样了，国家要求资产保值增值。在这样一种体制情况下，转制后的资产归属清楚了，明确了出资人的代表，资产属于哪里管理。
　　比如，国务院批复中国出版集团的公司时就对其资产由哪里管理做了明确规定：由国务院委托财政部监管。
　　通常国有企业经营由国家派出产权代表，现在报社、出版社多数是单一的国有，国家派出的法人代表、社长、总编辑，是代表国家管理。将来要进行股份化，实行法人治理结构，那么就要明确股东自己的产权概念。现在搞股份制的已经都非常明确，有国有资产出资人的股东、代表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股东。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还设计了一种专家名流选拔的独立董事，对企业社会义务进行监督。新的法人治理结构落实后，过去的那种无人负责的状况将改变，资产上、导向上、社会责任方面都能有效监督。

　　关于改革的原则——

　　“三年内所有的国营发行企业，都要进行股份制改造，民营、外资共同发展。”
　　新闻出版业改革不再只是试点
　　新京报：中共中央、国务院最近就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新闻出版总署有何计划？
　　柳斌杰：我们正在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精神。首先制定了新闻出版业进一步改革的实施意见，已经上报中央。新闻出版行业的改革将不再是限于几个试点单位、试点地区，而是有步骤地全面推进，全国的报业、出版社、期刊和发行业都要深化改革。
　　在思路上，我们坚持上次试点的那几条原则。第一，公益性的党报党刊、时政类报刊、人民出版社、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社、盲文出版社等单位重点放在内部机制转化上，按新的事业体制深化劳动分配人事制度改革，使得它们进一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增强公共服务的能力。
　　第二，经营性的，包括一般性的出版单位和文化、艺术、生活、科普等报刊社，逐步转制为企业，实行市场化经营。这方面我们要继续推进。
　　第三，进一步深化市场的改革。我国在出版物发行市场上，已经兑现了加入“世贸”时的承诺，实现了对外开放，也初步形成了国有、民营、外资多元投资、多元主体、竞争发展的产业格局，我们还要继续推进。我们提出，三年内所有的国营发行企业，都要进行股份制改造，民营、外资共同发展。
　　第四，政府自身的改革。
　　彻底地实施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管办分离，建立一整套依法行政的体系，使新闻出版业的监管走上法制的轨道，由过去单纯依靠行政监管变成依法监管为主，形成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行业自律等多种手段并用的管理体制。
　　总的来说，我们按照以上这四个方面的原则来推进新闻出版领域的改革。

　　允许转制企业跨地区经营

　　新京报：在新闻出版业改革方面，有什么新政策？
　　柳斌杰：改革当然要有强有力的政策去推动，2003年开始试点时国务院已经出台了不少政策，目前这些政策在进一步落实中。
　　在新闻出版的政策方面，一开始我们提出几项政策：一是转制为企业的允许它跨地区经营、兴办新的出版企业，这个也需进一步做出明确规定。因为现在新闻出版要跨地区经营限制得比较死，异地要办个出版社、分支机构，还有很多障碍。今后要对转制以后的集团进行支持，就要切实落实这项政策，我们将出台一些可操作性的办法，促进企业发展。
　　二是转制为企业以后，政府要适当地配备出版资源让它调整结构。大的集团不能单一经营，出书籍的只出书籍，办报纸的只办报纸，那是不可以的。传媒资源应该统一开发利用，一个集团应该是复合型的，即一种信息用多种媒体传播，集团中的各种资源可以把它加工成各种产品。目前，我们现在还没有落实资源配制政策，下一步转制到位的出版企业要落实资源优先配置的政策。资源配置要打破计划经济时代按行政级次平均分配的模式，要向优势集团倾斜。
　　三是推动出版发行单位壮大自己的主体。过去在分工方式上限制太死，要适当地放开一些。
　　四是运用政策力量支持新闻出版单位“走出去”，让我国的新闻出版产品占领国际市常目前我们出版物出口还主要集中在华文圈子里面，主流市场很难打入，这是我们的主攻方向。

　　关于出版业改革——

　　“中国出版业大而不强，很大的问题是缺乏名牌企业和战略投资者。”
　　推动发行集团尽快上市
　　新京报：据了解，最近四川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准备上市，请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柳斌杰：四川新华书店发行集团有限公司一年前进入了辅导期，准备在香港H股上市。目前，辽宁出版集团也正按照上市公司要求在规范改造，计划今年上市，目前也进入辅导期，上市地点可能在国内，也有可能在国外，这还没完全确定。还有浙江的发行集团、江苏的发行集团，也会在完成企业体制和公司制改造以后加快上市。
　　上海的做法比较特别，上海新华发行集团和世纪出版集团进行了国有股份制改造，目的是在内部实现股份化，引进公司制管理的概念，按照政策规定，在资本市场实行挂牌出售，通过股份转让实现资本的多元化。
　　新京报：中国出版业是否也像国有企业那样确立了进入世界500强的目标？
　　柳斌杰：中国出版业大而不强，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名牌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缺乏的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新闻出版行业是按照行政级次配置资源，基本上是平均分配，没有形成市场主体。现在要发展，急需培育市场主体，所以我们提出集团化，目标是打破计划经济格局，扶持一些有条件的新闻出版企业能够在市场上脱颖而出，成为市场的主体企业。
　　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我们先后建立了一批集团。但是这些集团是事业集团。我们的目的是通过集团造就一些中国一流、世界知名的出版企业，让它们成为国内市场的主导企业，成为进军国际市场的主力军。
　　我们希望在几年以后，通过市场机制形成七八家中国出版的强势企业集团，它在市场的份额中能占到70%到80%，在国际市场能代表中国出版业形象。
　　明年起全国大部分地区农村义务教育教科书免费提供
　　新京报：有人担心，市场化往往是唯利的，这与给老百姓带来公益性的服务之间存在一定矛盾，比如对儿童有真正帮助的书可能需要多出版一些。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柳斌杰：这是一个普遍担心的问题，其实事业单位也存在这个问题。在出版方面，我们已经从几个方面来解决。首先，在内容上我们提出了“三贴近”的要求。近两年来，面向未成年人、面向“三农”，面向儿童等人群出版的书越来越多，满足读者的报刊越来越来丰富，如《新京报》就很受市场欢迎。
　　第二，在解决老百姓读书难问题上，我们有几个措施。一是从明年开始，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推动下，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教科书都由政府免费提供。二是减少教辅材料的出版，控制总量。今年我们有一个治理教辅专项工作，重点解决老百姓反映强烈的问题。
　　第三，增加市场需要的图书品种。现在表面上看，好像中国图书很多，好像已经成为卖方市场了，其实不是这样。美国2亿多人口，一年出版28亿册书，平均每人10册书。我国现在人均5册书都达不到。
　　第四，扩大市场的覆盖面。据估算，7亿多农民的家庭平均藏书还不到1本，县乡有三分之一或二分之一的图书馆，近些年没有进过新书。农民确实读书难，我们正在和社会各方面合作实施“农村书屋”三农读书工程，动员社会送书下乡，给农民送去看得懂、用得上、买得起的书。

　　关于报刊改革——

　　“我们支持市场类的报纸，要压缩行政性摊派的报纸。”
　　摊派报纸还要压缩
　　新京报：2003年中央对报刊进行了整顿，300多家县级报纸，除部分经营状况达标的外，全部停办，其他不在关停范围内的部门报刊则予以划转。这项改革还将进行吗？
　　柳斌杰：报刊布局上已经撤掉了绝大部分县一级的报纸，以后还要适当地调整报刊布局。那些没有市场没有读者的报纸还要压缩，行业摊派发行的报纸还要压缩。我们支持市场类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