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中旬，市委宣传部和市新广局组织了广州市三项学习教育研修班，邀请了一批新闻界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来穗讲课。以下就是这次研修班上专家们的演讲内容。

 

梁衡

 

今天能到广东来和大家一起座谈，感到非常荣幸。刚才罗部长念了一下我的简历，搜集得还比较全，从简历里能看出一个特点，我这个人是一个大杂烩。我过去在清华给学生讲座的时候，就说我这个人，打个比方的话就是一块“夹馅面包”，基本是当记者，在内蒙古的基层、到省报再搞管理，之后到全国性的报社驻山西的记者站，《光明日报》记者站，继续干记者。干了9年之后又回到北京，到新闻出版署又搞管理，13年以后又到《人民日报》，又编报纸，干报纸、管报纸循环往复，基本就是这样。这么下来形成我的经历比较杂一点，又是管理又是新闻业务，还干点文学，所以有一本书说我是在新闻、文学和政治之间。今天给我出的题目，我问了一下，前面都是几个专家，讲的很好。我确实没有专的东西，只能杂七杂八地说一点，让我谈谈新闻工作者的理想与责任。这比那些专业的题目还难讲，是个比较大的题目，特别现在人家谈理想已经很少了，这个词几乎都不说了。谈责任，也是让人比较烦的，我在新闻总署13年成天讲责任，成天管人家，所以很多同志和我都是很熟的了，当年我们都是管人家的，所以这个题目是比较难谈。前几年有个《编辑部的故事》，在全国很流行的，两个编辑对话，说编辑最大的理想是什么，葛优说可能是当新闻出版署的署长吧。我当到副署长，可能只能讲半个理想吧!到底讲到什么程度，我们就随便聊吧！

 

这个题目，首先涉及到政治责任问题，你自己在政治上采取什么立场；再就是你个人有没有成就、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干到什么样才算好。我开玩笑说就是“忠孝两全”，说白了就是你对国家到什么程度，对个人到什么程度。我想了一下大概有这么几个题目：

 

第一个叫做“两类劳动，两种成功”，社会上的360行大概分成两大类，一类我称之为“个体性劳动”,不是个体劳动者，而是说目的重在个人成就，方式也是个人奋斗或者团队奋斗为主，可以立竿见影，没有大效果也有小效果。比如说一个农民工进城，他要算一天给我30块还是50块，一个打工季完了之后我回去就能带回1000块、2000块去，很具体的一个事。这是小，大到一个企业家。要把企业团队带到一个什么程度，都是以我、我的团队为出发点来考虑的。劳动的对象、出发点、目标、方式是可以自己来设计的。知识分子的劳动也是个体性的劳动，把知识分子搞到一起，像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个班子搞红灯记、威虎山，这些是违反思维劳动特点的。第二类我把它叫做“社会性的劳动”，有很强的社会服务，劳动者一开始的目的、首先的目的就是为社会服务，我要在社会上做出一点牺牲，付出一点什么。他的目的是为公的，也离不开社会环境。他和社会之间是互补、互生、互动，共生共荣。陈景润当年讲过一个很生动的例子，他说只要给他一张白纸、一支铅笔，他就可以研究哥德巴赫猜想。所以让他去开人大会议，他嫌会议闹、烦就躲到卫生间里面去。画家也可以拿一支笔在房子里画一个月，曹雪芹可以写10年。但是社会性的劳动不行，社会性的劳动主要是两类人，一方面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我们现在说白了就是大量的公务员；还有一类就是新闻工作者。这些人的劳动一天也离不开社会，一开始他们想的就是为民众服务，搞出个样子来，至于说他最后有什么成就，那是他干的好了，社会对他的一个承认。一个公务员，干的好了，五年之后提成一个处长，再干得好了，五年之后提成一个局长，它不是说我一开始设计就是要当个局长，凭你的设计就一定能当上局长，这个做不到。但是一个画家，要是想画一幅好画，他一般都能够做到。记者也是这样的，他开始工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怎么样把这条消息报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条消息有什么导向，报出去对社会起到什么好的作用。至于说最后记者是否成名，或者提成老总了，那是因为你有了干的结果，你和社会有了互动才可能有回报。我曾经和一个作家聊天，他问我，新闻工作者和文学工作者有什么区别。我说最大的区别就是你们是为私的，我们是为公的。他接受不了，就说怎么你们就是为公的，我们就是为私的呢？我说比如说有个题材，一个故事，作家就立即会想到这个故事够不够一篇好的小说，甚至考虑到这篇小说发了以后能不能得奖、能不能轰动，想想能不能改编成电影，最后想到能不能获得茅盾文学奖等等，是围绕自己来出发的；但是记者在街上看到一个事故，记者先想到这事情能不能报，能报就要以最快的速度报出去，不能报的话是不是写个内参，然后对社会有什么影响。这完全是按照两条思路想的，它是一种社会性的思路。那么就决定了记者的工作是社会性很强的工作，也决定了它是要先把自己的责任尽到，然后才可能谈到自己，凡是名记者，一定是先给社会做出了贡献。我要讲一句话，说记者的光芒不是太阳的光芒，是月亮的光芒，月亮是因为太阳的反射才发光的。你要想出名，你就要先捧起一颗太阳，然后你的月亮才能发光。斯诺很有名，是因为把红军介绍出去，中国红军在当时人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出了名，然后才有斯诺。范长江是因为中国的西北角，穆青出名是因为焦裕禄，这是很简单的：你先付出，你才得到。这就是我们讲的新闻工作者最基本的特点。但别的职业，个体性的劳动者有了一个实的东西，马上就可以得到一个相应的名声。那么记者首先要让别人出名、或者先给社会干了什么事情之后，才能得到一个回报。这就是记者的责任和他的理想的关系，就是先尽责任才能谈到理想。当然这个人如果没有什么理想就不说了，但如果像拿破仑说的想当将军的士兵，那就得先把这个道理弄清楚。宋徽宗赵佶身上就体现了这两种劳动，作为皇帝，它应该是最大的社会工作者、政治家，他首先应该把国家治理得安居乐业、外交上过硬，他这个皇帝才是个好皇帝，可惜这个方面他就没有当好。但在另一个方面，在书画方面，他创立的瘦金书体，艺术史上是承认的，这说明他在个体性的劳动上是有成果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像李后主。两种劳动成就两种成果。

 

我们新闻工作者从学校一毕业，进入了这个行当里，就划到了第二行业里来了，就注定了你先奉献、后收获。这是个大前提。

 

第二个题目，我就讲“三种责任，政治为大”。我们首先要尽到责任，什么责任呢？现代汉语中有三层含义，一个是此人担当起某种职务或职责，就说你肯定有一种社会责任。前年教育部搞了一套书，我承担了一个爱国的题目。在任何场合，一讲政治，大家都是回避的，这个东西是最难弄的。有个教授当场就说，他的孩子上大三，回家就问：“你们成天讲爱国，我凭什么爱国？”这一句话就是一个责任，作为一个公民，你凭什么爱国？这部书编出来以后，题目就叫《爱国的理由》，就像父母生下你以后你就必须孝顺，你是一个公民就必须爱国，人在社会上的责任是没有理由讲的，它就规定了你一定要承担某一种职务和职责。

 

第二是要做分内应该做的事情，不能失职、不能回避。你是一个搞管理的，就应该管；比如我们原来在新闻总署的时候，该查处的报纸和刊物就要查。现在不在我分内了，我就不管了。

 

第三个意思呢，最重要的是第三个意思， 因做不好分内的事情所应承担的过失。从反面来讲，做不好了当然要承担后果。编稿子编错了、出了假新闻了、或者引起社会不好的影响了，上面要处理，群众不答应。这三个东西，缺一不可。在法律上讲责任、解释责任也是这三个方面：职责、义务和因为违法行为而要承担的后果。

 

我们传媒人的责任就是：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如果该干的没干，不应该干的干了，应该承担什么后果。过去大家好像很烦，说我们管得多，但是管理是我们的职责。每一个人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而生活，人们在受惠于社会和他人的同时，也要受制于社会和他人，所以恩格斯说，理想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人的自由是所有人自由的前提”，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和谐社会”，每个人都承担着恰如其分的责任。把人扩大以后，团体、行业一层一层有什么责任。我们现在提职业责任，就是说行业在社会上承担什么责任，和别的职业承担的责任不一样。我们今天实际上是在职业责任的范围内探讨。

 

传媒业的职业责任粗分一下，有传播、宣传教育、科普、提供娱乐、舆论监督等职责以及相对的责任，主要有三种：首先是传播责任，它是新闻责任中最基本的东西，我自己为新闻下的定义是“受众所关心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信息的传播”，比原来的定义加了受众的因素，还强调了新闻信息的概念。信息是矢量性的，有方向的，他会带来一种导向。新闻五个要素缺一不可。新闻记者执行的，就是把一个社会上有用的信息传播给最大多数的受众，让大家知道，这就是你最基本的责任。这一步我们还谈不到立场和导向，新闻是因为信息流通的需要产生的。

 

传播责任可以分为三个方面：首先不能不作为，即漏报新闻。现实中确实有这样的事情，要么是记者很懒，失职、偷懒，还有的是为了利益不报，典型的就是新华社山西分社的“金元宝”事件。有人称中央台的《焦点访谈》为“毁人不倦”。还有一个市专门组织了“上宣处”，一个是要把好的东西报到上级宣传单位去，另一个任务就是“灭火”，发现什么负面新闻到了哪里，赶紧把它灭掉。

 

第二，不能报假新闻。自从有了新闻这个行当，就有假新闻，恐怕是一个永恒的主题。83年开始评了“十大假新闻”，之后连续评了好多年，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有在评。但是说到底就是一个原因，就是私利，其中主要是利。作假的手法有两种：一种是文学性的假新闻，一种是政治性的假新闻。文学性的是指巧妙地编织故事，文学是可以虚构的，好读。报纸上经常发现“很巧”的故事，十之八九都是假的，晚报类、都市类的报纸常常刊登这种假新闻。远的例子是1990年的《中国体育报》，说扬州有一个人去钓鱼，钓了一天都没钓到，收竿时却发现沉甸甸的，拉起来是一个夜壶，回家砸开后里面是一条鱼，鱼剖开之后有一枚金戒指。这就是典型的中国“拍案惊奇”的小说里面的情节。这个消息是《扬子晚报》得到的稿子，但觉得太离奇了，不敢用。但这个人一稿多投，结果体育报都用了，然后全国到处都转载。《扬子晚报》的老总给我看当年被枪毙掉的大样，就说“要么我就是误了一个好新闻，要么就是一个假新闻”。他三次实地考察，查出来是假新闻。还有一个是《羊城晚报》01年3月14号，有一个《错位夫君夜换娇妻30年》，有两对夫妻，都是受父母之命结婚的，但是都互相爱上了。结婚以后他们就达成一个秘密协议，每天晚上换妻睡觉，到白天就装样子，一装装了30年，30年以后思想解放了，重新结婚离婚，子女还帮他们父母。这种事情，稍微看看就知道是假的。这是一种文学性的假新闻。我们应该坚决刹住假新闻的风。

 

还有一种是政治性的假新闻，就是投政治上的机，政治上需要这个东西，我就编一个这样的东西。有一个案例肯定是新闻史上抹不掉的，1980年2月9号，《吉林日报》有一篇叫《钱被风刮跑以后》，当时大家都学雷锋做好事，部队的一个通讯员就编了一个故事，说张大爷上街买东西，被自行车一撞，他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200块钱被风一吹飘得满街都是，开始大爷还喊“不要捡我的钱啊”，结果路人捡了以后全给他送回来，一张不少还多出100块钱，原来是一个大婶把自己买菜的100块钱也混进去了，还多出一个小情节。这个稿子居然混过评委的耳目，得了当时的“好新闻”奖，当然后来查出来就取消了这个奖。这就是一种投机。

 

还有更典型的是1990年9月22日，《四川法制报》关于计划生育的报道。因为提倡按政策办事，不能用野蛮地让人家结扎、打胎。《四川法制报》说，把超过指标怀孕的妇女都集中起来，报名签字，愿意打胎就打胎，不愿意的话，就拉到旁边屋里去，怀孕30天就打30大板，怀孕45天就打45板，有一部分人害怕了，签字了，就又解决了一部分人。最后有几个顽固分子，就打板子。作者还有一段评论，说“计划生育怎么能不讲政策呢？”文章被到处转载，最后闹到了联合国，联合国认为中国不讲人权，要正式派调查组，到这种程度。

 

传播责任还有一条，就是不能报“泡沫新闻”，不能报那种看似新闻、实际上不是新闻，或者是没有多少价值的新闻。怎么提高我们报纸、电台的质量，让大家看了觉得为之一振，就才有意思。我对新闻的定义里面那5个要素：受众关心、新近发生、事实、信息、传播，要是这5个点都对不上，或者只对上一、两个点，那这个新闻就是“泡沫新闻”。比较典型的，有一次评“中国新闻奖”时，《天津日报》有一个新闻策划，就是让记者大年三十到妇产科守着，看谁家先生孩子，当时是羊年，他们的策划就是“羊年第一羔”。一评、二评、三评都过了，专家都说“好新闻啊”！，但终评的时候（没有通过），是个“泡沫新闻”。假如美国的一个富翁老太太做慈善，捐了钱，对中国人来讲不是新闻，如果这个钱捐讲明要在中国做慈善事业，才是新闻。北京街上一个黄包车夫得病了不是新闻，如果他得的是恶性传染病、鼠疫，这是新闻，因为会涉及别人。当年“非典”构成全国大新闻，涉及到的人非常广。是不是“泡沫新闻”，就要看受众的面大不大，多少人看，社会价值大不大。现在报纸经常在炒的谁谁跳楼、歌星之间的绯闻、怀孕等等，也是新闻，但严格来讲是“泡沫新闻”。我们各位老总不要把自己的媒体定位在“泡沫新闻”，好像热闹一点，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它形不成一种竞争力，没有一种台柱、脊梁骨的东西。

 

第二条，讲政治责任。首先，什么是政治？“政治”这个词，经过了文革之后，人们都觉得这个说不清；而在日常生活中，又会遇到很多具体问题，比如说官场的腐败、政界的斗争、人际关系中的尔虞我诈等等，所以老百姓对政治是不关心、回避、甚至讨厌。我们好多干这一行的，如公务员、新闻工作者，经常在这个问题上也觉得“就那么回事”。实际上，政治应该是每个人最关心的，所以有必要把这个概念诠释一下，我想用一个通俗的语言来讲。要是再端着讲，可能大家更讨厌了。政治是“大事情”，不是“小事情”。如果这个事情大到一个地区，人人关注，那它就是政治。但它可能不是别的地区的政治，比如说在新疆，如果新疆有人在搞民族分裂，这是新疆的“政治”，但我们不把它报到全国来，因为它还没有影响到全国。很多行业的事情，在平常状态下，没有到达政治层次。比如防疫卫生，平常是很普通的事，到了03年“非典”全国流行了，这是政治，已经影响到全国的安定、政治生活，甚至再发展下去会影响中国的国力。我自己就对北京那时候的情况深有感触。比如说体育，奥运会本来是个体育大会，但它在我们国家开，8年前就申请，这就变成了一个政治，因为它提升国力、拉升产值，带来很多东西。今年四川的大旱，也是政治，国务院要开会，要赶快调拨物资等等。就是一件事情不管在哪个行当发生，只要它足够大，大到影响某一个地区，影响全局的时候，这个事情就是政治。政治就是“抓大事”。

 

很多同志、特别是新进来的记者不太理解。我在报社内部曾经打了个比喻，就是什么是“政治”，“政治”到底必要不必要，大家关心不关心。我做了个试验，就是把《人民日报》从1949年建国到现在的50多年，找10条最大的事情，我们拉一个表下来。然后我们在任何行业，如体育、教育、卫生行业都找10条最大的事情，也拉一个表下来。把两个比一比，你看看哪一个大，你就知道，政治是大事。我试着拉了10条，大家听一听：第一条，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具体版次我就不念了；第二条，抗美援朝，是1950年11月；第三条，1957年7月，反右斗争开始；第四条，1958年，“大跃进”开始；第五条，1966年5月9号，文化大革命开始、；第六条，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第七条，78年，三中全会召开；第八条，1997年7月，香港回归；第九条，01年我们加入世贸组织。大家闭着眼睛想一想这十条，是不是中国这五十年来最大的事情。这些是不是政治，是不是影响到中华民族、国家、人民生活，是不是改变你的方向和节奏的。我后来把体育组叫过来，让他们狠劲拉，拉十件事情，看你的十件事情有多大，能不能跟我的十件比。我也和大家说一说：第一条，1956年7月，陈竞开举重破世界纪录，这在体育界应该是够大吧；第二条，1959年4月，容国团获世界乒乓球冠军；第三条，60年5月，我登山队登上世界最高峰；第四条，71年4月，中美两国进行“乒乓外交”，实际上它已经是政治了，但它在体育界也是大事；第五条，86年9月，中国女排五连冠；第六条，84年7月，奥运会实现零的突破；第七条，90年9月，11届亚运会在北京开幕；第八条，01年7月，北京申奥成功；第九条，01年10月，中国足球队闯入世界杯决赛；第10条，02年2月，杨扬实现冬奥会零的突破。这么一比较，谁轻谁重就一目了然。我们新闻界、传媒就是抓大事情的。我经常对体育组、文艺部的同志感到于心不忍，我说你们都是名校毕业的，上班了就写一个比赛的比分，就写哪个演员唱了什么歌。这个和采访中南海的活动、胡锦涛讲话、加入世贸的谈判的那些记者没法比。同样都是记者，你干这个真的有点可惜。政治真的是这个国家的大事，传媒就要抓大事。

 

第二个，“政治”是服务大众的事情。政治学上讲政治是人民群众把权力交出来，委托给权力机构，代民行事。我们有个人民代表大会，但是人民代表大会还有闭幕的时候，就算开幕的时候也不能13亿人全部涌入人民大会堂啊！闭幕之后，总要有个机构来工作，名义上权力是13亿人的，但实际上执行的时候可能是几个人的，党、政还有其他的部门来执行。所以孙中山讲“政治就是致力于众人之事”，毛主席讲政治，说“就是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国民党的人搞得少少的”，就这么简单。就是有没有民众、人心。后来毛泽东在陕北最悲惨的时候，被胡宗南追得到处转的时候，在陕北题的最后一句话，叫做“站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一边”，这就是政治。这就和我们传媒新闻界有密切联系。办大事、为大多数人服务，让大多数人跟着我走是政治家思路；传媒人讲的是受众，一篇稿子有最多的人看，大家都来买我的报纸。这一点上，政治家和传媒人是同盟军。

 

明白了这两点我们就能够明白传媒人的政治责任和政治运作。下面我讲讲政治责任和如何运作。政治责任分成三个方面的责任，第一个是安全责任、或者说稳定责任。现在不说是“稳定压倒一切”吗，我用“安全”是这两年很时髦的新词，现在研究“国家安全战略”的越来越多了，如资源战略、粮食安全战略等等；作为传媒来讲，它是一个精神的东西，实际上也直接涉及到国家的安全。我们执政党的主要任务是建设好国家，要很小心，要强调稳定。现在我们讲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还有社会建设，在整个建设过程中，传媒、新闻起什么作用？新闻是整个社会的粘合剂、润滑剂，在国家安全稳定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就是报与不报、报大报小，报真报假，怎么导向。在安全责任里，又可以分为几点，第一点最简单的就是不要泄密，不要给国家造成动乱。我举两个例子：03年1月7号，安徽的《新安晚报》发的，本来是一件小事情，就是合肥有两个女大学生早上在校门口横穿马路，校门口设计得不太好，离快车道太近，结果两人遇车祸身亡。结果报纸上就登的是说女大学生闯红灯横穿马路被撞死，学生们就不干了，说本来是开车人的责任，市政设施上也有缺陷，现在出了事就怪大学生闯红灯，就发生了争执。争执越闹越大，学生到省政府静坐，一直闹到晚上零点钟，成了一个大事件。就是一条小小的新闻，引发社会的不安定。还有一个是03年1月18号，柬埔寨《吴哥之光》登了泰国女明星的一句话，说“吴哥是泰国人”，引起轩然大波。柬埔寨人到泰国大使馆门口游行、烧砸，泰国人也到柬埔寨大使馆去烧砸，两国关系由大使级降到了代办级，泰国甚至派出大力神飞机到柬埔寨驱撤侨，事情闹到了这个地步。一句话、一个信息引起如此大的后果，所以舆论是一个个火药桶，闹不好点着哪一个，社会就不平安了。

 

我再讲两个没有报出来的例子。我们知道《大公报》的老报人徐铸成，是很会抓新闻的一个人，但是49年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时候他发现傅作义不在场，他觉得奇怪，后来吃饭的时候听到有人说了一句话，他就知道傅作义到绥远去召集他的旧部去了，要让他们和平起义。要是按照他的思维，这是一条大新闻阿，肯定要把这条新闻捅出来。但徐铸成说，当时他已经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懂得什么能报、什么不能报，如果当时就捅出来，说不定傅作义就没命了，绥远起义也就失败了。三天以后，傅作义就回来了，绥远也起义了。这就涉及到安全的大事，为了报一条消息，很有可能就毁了一件大事。吴三桂在山海关的作为，实际上也就是信息的影响，第一次收到的信息是李自成进了北京，军队秩序很好，对他的家人也不错；但是第二条信息就是李自成的军队在城里烧杀抢掠，还把他的爱妾陈圆圆抢走了，吴三桂救火了，带着清兵南下了。信息起一个关键时刻的导向作用。还有一个我经历的事情，02年12月10号，我上夜班的时候，我们的记者带回来一个消息。说教育部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讲“岳飞、文天祥不是民族英雄”，这是个通稿，必须要见报的，大样都派上了。我说不能上，排了大样也不能上，文天祥、岳飞已经变成了爱国的符号了，说了几千年，不是几个专家说不是就不是了。而且它的理由也站不住脚，要讲历史唯物主义，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现在是现在，那种条件下到底是岳飞代表进步还是金兀术代表进步呢？有一个当时的历史条件，我们几乎从小学后期就开始灌输“历史唯物主义”，怎么这一点都不懂呢？当时我就把稿子撤下来了，但是第二天有的报纸登了，网站上简直翻了天了。特别是海外华侨，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一代，网上有很多文章，有一篇以秦桧的名义写的感谢信，说我在杭州跪了上千年遭人唾骂，现在我要感谢教育部。还有人说应该杀掉这个部长，如此种种。你要掂量一下，是不是影响社会稳定；一个民族的基本的东西，不是一个记者随便写一下就行的。我再夜班，经常能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国家的安全责任。

 

第二个就是导向责任，积极地引导。抓本质的事情、大事进行报道，你提供了什么信息，群众就跟着跑。好记者、好编辑是“不动声色”的，用事情来引导人，就象好演员是“以目传神”，用不着过多的语言。04年12月，年底的时候正是农民工讨薪难的问题。新疆就有一个记者，一直帮农民工讨薪。后来工头反倒给他诉了一肚子苦，说不是我不给农民工薪水，我是给公安局干活的，公安局都不给我钱，我也惹不起公安局。记者就发现这个事情是一串套一串，越套就越发现我们这个社会体制、结构、作风有好多问题，我们这个记者一直追了九篇报道。这系列稿子发了以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就看出导向。在年底农民工着急回家的时候，写这么一篇报道。当时遇到很多阻力，我说要坚持下去，而且不要理会太多的枝节，不要理会派出所的作风问题，就抓住钱的问题不要放，最后完美地结束了。后来整个国家都很重视这个问题了。

 

还有一个例子，我拿了一个报纸的样。我从当记者到搞管理，对导向问题总结了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三点一线”：首先一点，是不是中央符合中央精神，下面那个点，是不是老百姓关心的事情，中间的那个点就是你所采访的新闻事实。如果三点连成一线了，才是一篇好稿子，能起到导向作用，一般来讲能够上头版，甚至能够上头条。如果是上头条的稿子，百分之百是三点一线。可惜我们现在很多机关报的头条稿子，往往上面一点对得很好，事实也对得很好，中间一点对得不太好，或者是事实找得不生动，老百姓读了觉得不生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采还是编，都要注意看。但实际上两点一线比较多，三点一线对起来是比较难的。有一次，去年的8月份左右，公安部花了半年的时间，分三个阶段，搞了一个群众大街访，要敞开门让老百姓谈对公安有什么意见。从基层到局长接待，打开大会议室让大家都进来，这个魄力不简单。8月18号公安部开新闻发布会，讲这个群众大街坊的情况，周永康同志有一句话说得很典型：“我们不要怕群众有意见，我们就要用老百姓的眼泪洗刷我们公安干警的心灵”，因为在大街访当中处理了一批干警。这是我们干群关系紧张、出现腐败等老百姓不满意的情况下，在中央的层次，在全国的行业里，难得的一个新闻事实。中央的“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群众利益无小事”等精神已经很多了，群众这边对干群关系、对腐败的意见也有，这是一个很好的“三点一线”的稿子。我听了发布会以后，就给我们一个部主任和一个记者说，你们三点钟就回去写稿子。原来写了一个200字的小简讯，现在肯定不是小简讯，今天晚上就上头版，没有重大事件就上头条。我们说的重大事件就是胡锦涛讲话，没有的话这条稿子就可以上头条。晚上我不放心，就给值班的副总编写了一封短信，说没有重大的，这个稿子一定要上头条。但最后也没有上，是很可惜的。那天也不是有什么重大的，我拿的是这天的版样，这条稿子实际上是在第五条（算上报眼）。我就考虑到这一点，总觉得共产党自揭其短，公安大街访之后，是不是社会不稳定，之后工商、新闻出版系统是不是都要大街访啊？可能这种思维总是会多一点。讲政治就是说，站在政治的高度，坚定性、敏锐性，怎么看这个问题。导向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你自己要有判断力，要敢于拍板。如果报纸都这么办，那大家就没有见了，就没人说机关报没看头了，这就是真正与群众的心连在一起。

 

政治责任里面第三个责任是监督责任。要先讲一点原理，报纸上对监督总是“时紧时松”，有的时候监督得多了一点，一说强调稳定的时候，报纸又不要监督。我站在管理立场的时候，一天到晚喊监督，我站在报纸立场的时候，又稍微变过来了。站在我们书记、市长的立场上，他们觉得最好你不要监督，是不是啊？有一段时间监督少了，就是地方领导告状，说报纸、杂志、电台弄得我没法工作了。所以监督问题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们过去老讲“党性和人民性”，这就回到我们讲的政治原理上了。我们的机构在代行人民群众授予的权力时，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和人民群众一致的，但在实际执行中不是这样的，具体执行权力的集团会有自己的集团利益。我在这里简单写一个，这边是政治，是为大众服务的；这边是新闻，新闻是为受众服务的。受众和大众是一个概念，都是老百姓。但是政治的执行者肯定要组成一个具体的集团，在操作层面它肯定是一个集团；新闻的操作层面肯定是一个传媒，一个报社、电台、电视台，或者小到一个记者。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新闻和政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是政治集团的具体利益肯定会有，当集团利益和大众利益完全一致的时候应该是没有矛盾的，但现实中矛盾肯定会有。传媒的情况也是如此，传媒要拿大广告、打擦边球，就难免妨碍大众。就像黑网吧，它的经营模式能挣钱，但影响青少年成长。这种情况下政治就要代表大众监管传媒；当政治集团出现私利的时候，新闻就理直气壮了，就要代表大众来监督政治集团。新闻监督的基本原理就在于新闻和政治之间有一条规律上的对立统一。我把它叫做“对角的对立统一”，既然存在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那在监督问题上，永远都有一会儿要监督、一会儿又监督得太多了又不行，这是我们没法回避的。

 

我下面讲讲监督的例子。《人民日报》去年监督过圆明园的防渗事件。圆明园为了防止渗水，拿塑料膜把整个地面铺上了，有人就给报社说这对整个周边的生态有影响。到底是对还是不对，《人民日报》记者进行了采访，采访的结果在社会上引起了一场大讨论，监督的结果改变了政府的决策，园方把膜去掉了。这就看出新闻媒体监督的作用，它是站在整个社会大众的立场上。园方说我不搞这个膜的话，我的水费受不了啊，我每年得灌多少水啊！它就是站在自己集团的利益基础上。还有就是著名的南丹矿难事件，当地隐瞒不往上报，当时也是记者以内参的形式报回来。当年是朱镕基批了说“这种草菅人命的事情，要不是记者发现的话，就逍遥法外了”。当地为什么按住不愿意报呢？因为它站在自己那个县、那个集团的利益，怕以后名声不好，把新闻压住，宁愿多给几个钱。传媒是站在大众的立场上，我们国家不许有这种事情，这里按住了以后是不是都按住呢？

政治责任完了以后，就是新闻传媒的第三个大的责任，就是文化责任。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最后都要积存下去。文化在词典里的解释是“社会财富的总和”。东西方文化有所区别，东方文化更侧重于精神方面，我们老讲中国的绘画、诗歌是文化，主要将精神财富，那么传媒属于在社会上创造精神财富和积累精神财富的，那么你应该取一个什么态度呢？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像刚才先弄清楚政治的概念一样，有必要先把文化的概念稍微辨析一下。我们“三个代表”中间有一个“先进文化”的代表，到底什么是先进文化呢？我自己分析我提了一个概念，构成先进文化，要包括四个方面：第一个，先进文化一定要有足够多积累，只要你一提出来就包括了别人，超越了别人，就像小学生高加减乘除，但现在你们已经学到微积分了，你就超越了他；第二个你应该有鲜明的批判，要分清楚哪个是对哪个是错。毛泽东同志搞“农村包围城市”，肯定是对王明那个左的路线的批判；邓小平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肯定是对文化革命后期我党那种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批判。只有在批判的基础上才能提出自己的新东西。第三个，批判之后就是创新。主席的“农村包围城市”、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站住脚，在于除了批判旧的，还能创出新的来。第四个，就是能够推广，就是实践性。我们过去笼统地讲西方文化是“腐朽的”，但是也要区别看待，我们现在学了很多西方的东西，科学技术、教育等等，要不然留学生干嘛都往西方跑、不到非洲去？说明它有推广性。

 

这是四个基本条件，还有五个类型。有知识文化，教科书是最典型的，把知识积累起来；思想文化，构成一种新的思想，比如历史唯物主义；制度文化，就是政治文化，形成什么制度来操作；道德文化。规范社会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审美文化，就是美和丑，现在社会上大量的人分不清楚美和丑。大概是这么几块。

 

它还有三个作用，首先是推动生产力。最典型的是西方的文艺复兴，1543年哥白尼把宇宙观倒过来之后，产生了一大批像伽利略、牛顿这样的人，生产力得到发展。我们自己来说，“五四”运动之后引进科学、民主，既推进生产力，又解放了人的思想。第二个作用是解放思想，“五四运动”是大的思想解放，78年三中全会也是大的思想解放。第三个就是要促进社会稳定。不能老是解放、老是破坏，革命党总要变成执政党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吃这个亏。我们现在提“和谐社会”，就是这样的。

 

有了这些基本概念之后，在文化问题上就能看出来，稿件中到底哪些是新的知识、新的思想、新的制度，哪些是向上的、审美的东西。从这些就能看出我们记者、传媒人是不是成熟、是不是有鉴赏力。这里我举几个例子。

 

04年5月26号，中国和德国搞了两间新产品，用燃料电池车来比赛。这件事情作为不是行内的人可能不太注意，但是作为科学技术、环保，在文化的概念层中是一种新知识、新理念，应该是一条很重要的消息。它也会变成政治，因为能源问题在当今世界是一个政治问题，比如石油一涨价就是政治问题，布什在他连任的竞选纲领中就把开发氢能源作为一条。但当时这条消息发的时候发在我们报纸很靠后的一个版上，第11版，我当时觉得非常后悔。我觉得这条消息绝对应该上头版，这就是看你在文化上是否成熟，就是自己的文化知识、文化底子。你一个新闻工作者除了懂得政治、懂得服从上面，不要漏报以外，还应该有一些广博的文化知识，而且懂得这一点在现在的文化中所占有的位置。后来这条消息果然得到了当年的“中国新闻奖”，说明最后大家还是认可这个事情。

 

还有一些开创性的东西，比如计划生育。我们多年以来的政策叫做“超生就罚”，从前年开始，变罚为奖，现在民族地区实行。以前说多生一个我罚你多少，现在你只生一个我奖你多少。奖了以后，农村的老人60岁以后每个月拿奖金，相当于拿工资了，他的生活就很稳定，他就很主动配合。这个政策在宁夏、云南都执行得很好。这条消息进了编辑部以后，大家都争论，一说民族大家都觉得敏感，计划生育也很敏感。这个时候就看看你自己的文化鉴赏力。后来我们很勇敢地发出去，引起了非常好的反响。文化问题经常又涉及到道德问题，道德问题很复杂。它既含有思想的先进与落后，又含有审美上的美丑不分等等东西。比如说，我值夜班的时候看到一篇稿子。讲一个驻扎在偏远边境、山区的连队，去了一个排长的妻子去探亲。边疆上一年也不见一个女人，这个女同志又很漂亮，所以全连队就很躁动，然后这个稿子就专门写这一点。就写战士们想怎么欢迎，最后决定排队列在营房门口，一个一个握手，握了手之后手还觉得很怎么样。嫂子对大家非常好，帮大家洗衣服、做饭、唱歌，最后嫂子要走了，大家就有点舍不得。我觉得真有点像柳永写的那个“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今宵酒醒何处”的感觉。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嫂子说我回去以后把照片洗好寄过来，每人一张，就真的把照片寄来了。大家还开会讨论，说这个照片往哪里放，说就把照片放在小镜子后面，每天照镜子之前先看一眼嫂子。这个东西也是上了大样的，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道德观念。当然它打的牌子是“拥军”，后来我把稿子扣下了。但是后来我有一次在南京机场等飞机的时候看到别的报纸发出来了，还被《读者》转载了。这就是怎么样用文化的眼光看问题了，也有一点政治，就是什么叫拥军。

和这个同时的还有一篇稿子，也是被扣下来了。就是村里面有一个军属带着个孩子，丈夫在部队因公牺牲了。有个青年看她生活很可怜，就帮助她挑水啊，最后就决定要娶她。这个青年比女同志还小十几岁，报道宣扬这是一种“拥军”。但我觉得拥军和爱情是两回事情，爱情是个人的事情，你爱不爱谁也干涉不了的。这里面就有道德、审美的问题，什么叫高尚、什么叫纯洁。有很多东西都涉及到文化，比如说“木子美现象”，到底是美还是丑？这个问题现在应该很好回答了，把别人的东西捅到网上去，就像马克思讲的“一个人的自由是以别人的自由为前提的”。你自己自由了、出名了，你捅的那些人不自由了，那些人每天让人家指点。这是文化责任。

 

把这些责任承担完了以后，才能说到成功、才能说到理想，等于说我们课题讲了一半了。怎么样走向成功、成就理想，我们首先说一下记者这个行业的优势和劣势。既然是要牺牲的行业、要付出的行业，那我们记者不是太亏了吗？但也有它的优势，主要有五个方面的优势：

 

第一个是舆论优势，代表社会舆论，被称为“无冕之王”，是强势的行业。比方说农民工就是弱势群体，在记者强势行业中，你个人想要成功，就好像“登高一呼”、“火借风力、风借火威”，很容易成功。因为你有舆论优势，你很准确抓到这个时代、时期应该做什么。舆论是一个火药桶，你一点就成功了。1980年我写过一篇关于农民养猪专家的故事，也算我的成名作，应该说从那一篇开始，我在新闻写作方面有一点点上台阶。就是80年那时候我们国家正是落实政策的时候，在大的舆论背景下，我写了一个农村的农民，养猪、承包。他因为出身不好，富农出身，当年考上清华又被退回来，然后苦苦地研究科技、养猪。发了以后他一举成名，这个人以后破格成为干部、科委主任，现在也退休了，在北京的一个公司当顾问。就是你在有舆论的情况下，一点就点着了。只有记者有这种可能，别人没有。

 

第二个优势就是调研优势。记者自己可以调查研究，整个社会是向你开放的。只要你想学习，就可以去社会上调查，大至总统、总书记，下至普通的教师、学生、农民。有了这个优势以后，记者就可以夯实基础。比如我现在的身份一方面是记者，一方面是作家，但我要出去了解情况的时候肯定是用记者的身份。比如去年我发了一篇散文叫《大渡河上三首歌》，我到四川去本来是要去写邓小平百周年，当地政府要立一块碑，写一篇碑文。搞完以后就去大渡河去看看，泸定县就立了一块碑，碑上有三面刻着歌，有一面是空的。当地人说以后要是有谁能写出和这三首歌一样齐名的，就给它刻上去。那三首歌是《康定情歌》、《英雄战胜大渡河》、《二呀么二郎山》，这三首歌到底怎么回事？到底《康定情歌》是谁整理的？为什么《英雄战胜大渡河》、《二呀么二郎山》这两首时乐萌先生作的曲子都可在上面？我回到北京以后就通过文艺部的记者找到时乐萌老先生的地址，我到他家去采访，谈当年作曲的过程。才知道《二郎山》不是为二郎山写的，是为大别山写的，调子是山东、河南的调子，词也不一样。后来为了进京演出改成二郎山了。像这种事情，我以记者身份，而且是《人民日报》的记者身份采访非常方便，我要是一个业余散文作家就不能做到了。这个优势不要小看，如果你自己想有一点作为，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条件。

 

第三个优势叫做广告优势。现在这么多人想出名，北京怀柔、密云县里面有一大群小青年就专门等着电视台招群众演员，给我上几秒钟电视就行，就这么简单，就想出名。而记者几乎每天都会出名，不用花钱做广告，还没开始写稿子，就写“本报记者某某某”，中央电视台的人也一样，坐在主播台上还没开播，大家就都认识那么几个人了。记者要“善用其名、慎用其名”。像我在新闻出版署处理的第一个事情就是一个记者去敲诈河南的庞中华。我的散文这几年基本上是一年一篇，今年一篇都没有。就是说你写一篇就要让人们留下你的名字。我来了以后我还查了一下，胡锦涛同志一年在《人民日报》头条一年就占100多个头条，我们一个记者露脸最大的是多少次呢？是235次，比锦涛同志还多得多。记者只要好好干，别写坏稿子、泡沫稿子，别人就能记住你。

 

第四个优势是自主优势，记者能够把握住自己。时间和空间能够自主，发现什么好典型、对什么感兴趣就写什么。你善于写通讯就用通讯表达，善于写消息就用消息表达。还有时间上的优势，记者的时间比较机动自主。有空间和时间的自主，记者应该把自己的生命充分地发挥出来。我曾经提过一个“大小算盘”理论，你是社会上的算盘珠子，社会把你拨到主播、摄像你就是这个工作了，但是在你的岗位上，你就是手指头了，你可以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记者是很容易体现这个理论的，选择什么体裁，该我做什么。我在记者站、包括后来能够产生一大批散文作品和那本40多万字的《数理化演义》，因为我是采访学校和科技，发现学校的教育还是那么落后，以此为素材，把科学加进去，再把文学的方式加进去，就产生了一本这样的书。记者就有自主的优势，科学家、教师、作家都没有这个优势，只有记者这种“三不管”、“大杂烩”才能干出这种东西。

 

最后一个优势叫做“选择优势”。我不主张一个人在新闻界干一辈子，因为记者这个行业是很苦的，第一要有牺牲精神，第二这个人还得聪明，第三要能吃苦，还要有政治高度，有好多很苛刻的条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在记者这个行当实现自己的理想，都能当成名记者。我主张当到一定时候，可以选择一下将来干什么。也只有新闻这个行当可以，别的行当不行。当到什么叫做“名记者”呢？我提了四个条件。首先要有名稿子，但是名稿子是可遇而不可求的，“9·11”不是每天都有的，不是总能能让你碰见。不让你报道重大新闻，就当不了名记者。第二个你得够资深。比如说在体育界，你写了一个评论，大家都听你的，觉得你说得有道理。第三个你要有一点新闻理论知识，要能说出一套来。第四个你还要有一点专著，可能是新闻理论上的著作，或者是你长期采访那一行总结出来的专著。大概有这几个方面你才能成功。

那怎么利用这五个优势实现这四个条件呢？我觉得基本上分两个步骤，一个步骤是老老实实地尽义务、尽责任，心平气和地等待成功。解放前有一个老诗人写过一首诗：“把自己比作明珠，总有怕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比作泥土吧！让别人把你踩成一条路”。我觉得这个诗很有哲理性，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说。我们记者也是这样，把自己比作太阳，总觉得不够明亮，把自己比作月亮吧！要想发光先捧出一颗太阳。穆青要想发光就要先捧出焦裕禄。我把它称之为“二次成名”，首先做出成绩，而且是你的报道对象，然后才是你。还有“三次成功”，第一次就兢兢业业地写稿子，达到资深；第二，你要把它上升到理论，比如新闻理论，在学术刊物上发一点，也就是文章；第三，就把文章变成著作，你才能站得住，才能成功。“二次成名，三次成功”你才可能变成名记者。

 

就按照今天这个命题作文“责任和理想”，根据我自己的一点体会，简单地跟大家汇报一下，也不知道满意不满意。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