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7年10月9日

　　主持人：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欢迎大家光临我们广州讲坛。由广州市委宣传部举办的广州讲坛已经有四年多的时间了，过去一直是在广州艺博院举办，有一些同志给我们提出来，觉得那个地方交通不是太方便，所以今天就改在广州图书馆了。今天是广州讲坛第四十五讲，面对科教兴国的理念已经日益深入人心，中国大学办学规模迅速扩张、中国高等教育已经由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的新形势，很多人都想对林林总总、多元化发展的中国大学有一个总体认识，对中国大学的丰富内涵和办学精神希望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为此，我们今天特意邀请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先生给我们做“当代中国大学解读”报告。陈平原教授是广东潮州人，北京大学首届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兼任北京大学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陈平原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国小说与中国散文、现代中国教育及学术等。出版有《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中国大学十讲》、《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大学何为》等著作三十部。曾被国家教委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为“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曾获全国高校一、二、三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著作奖、第四届国家图书奖荣誉奖、第一、二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论文一等奖、北京市第九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等。陈平原教授曾因“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而名噪京城。先后到日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著名高校从事研究或教学。曾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栏目作过“中国大学百年”的演讲。陈教授昨天还在台湾，今天就应邀来到我们广州，确实是马不停蹄，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陈平原教授给我们做报告。

　　陈平原：谢谢主持人的介绍，也谢谢诸位的捧场。今天我演说的题目是“当代中国大学解读”。先谈一个问题，为什么关注大学？今天不管你生活在中国还是生活在西方，不管你是在北京还是在广州，都会深切的感觉到大学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而这个变化是好是坏现在说不清楚。不仅仅是我们在关注，大概全世界在关注高等教育的人都意识到这一点，就是大学已经不再是过去的大学了。而在这么多变化里，中国大学的变化可能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我说这一点，不是因为我在中国，所以我才这么说，我举一两个数字，你们就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

　　第一，当今中国每一年在大学里念大学本科、硕士、博士的总人数，是2500万，2500万等于一个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

　　第二，今天中国大学的改革，是把中国和西方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融合在一起，建设起这么一套大学制度。

　　第三，中国的大学还没有定型，换句话说，今天中国的大学教授或者是政府官员还有可能影响到大学的发展，而在西方大学已经定型了，该怎么走已经确定了，大学教授说了等于白说，所以反而是中国的大学教授们，或者说学者们，或者说知识分子们还在讨论大学问题，因为他们觉得大学问题还是在我们努力的范围内，而且有可能影响到日后中国大学的发展。

　　你我为什么必须要关注大学？我曾经说过，因为我是上山下乡那一代，我同一代人中很多人上不了大学，但是现在轮到他们的孩子上大学的时候了，所以当代中国，城市里，农村我不敢说，城市里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关心大学的问题，或者你本人，或者你的子女，都在上大学，或者即将上大学。大学问题、大学好坏、大学出路以及中国大学千变万化的那种面貌，可能是所有人都在关心的。

　　在西方再有名的大学，也不可能每天出现在报纸上，在中国每天上各种新闻版的大学，可以这么说，当代中国人对于大学的关心，绝对是世界一流的。当然，以前主要是表扬，现在主要是批评，以前北京大学，我们那里会贴今天那一个大报会报道北京大学的事情，现在不贴了，因为越来越多，而且主要是负面的。

　　中国大学成为大家关心的话题，而且所有的人七嘴八舌讨论大学，以至于今天的大学，不仅仅出现在新闻版，还出现在娱乐版，那一个版都有可能有大学的消息，这是一个特殊的现象。我今天主要讨论的是大学的问题，为什么我说中国当代大学，我所理解的中国当代大学有一个特殊含义，那是指1993年到今天，15年间中国大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为什么谈这15年呢？是因为八九政治风波之后，92年邓小平南巡，中国重新启动改革开放道路。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今天的很多问题都是从这一个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延伸出来的，所以下面会不断讨论到这个问题。

　　今天诸位听到的是一个人文学者在谈大学，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同的人谈大学是不一样的。我记得毛主席说过一句话，“屁股决定脑袋”，也就是说你在什么位置上你考虑问题是不一样的。教育部长说大学和我说的不一样，北大校长说的大学也跟我说的不一样，而且这是正常的。假如我说大学校长的话、我说教育部长的话，那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各自的位置、功能，还有我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今天先说明，我是一个人文学者，而且我们还有专门的教育学研究专家，像北大书记研究的是教育管理、教育经济等，有一大堆的问题，我只从人文学者的角度看大学问题。

　　这几年作为一个人文学者，我出版了像《北京旧事》、《北大精神及其他》、《大学何为》等一系列著作，关注大学一百年的历史以及当代中国大学的改革，我可以这么说，不仅仅是这样，我的同事关注小学问题，还有同事关注中学教材问题，现在很多人越界关注教育问题，就是因为我们意识到所谓学术、所谓思想、所谓文化，必须制度化。所谓制度化，教育是一个关键，所以很多人进入到教育的研究领域里。

　　今天我们说大学是因为在我们看来大学在变化，这个变化是全世界性质的。密歇根大学原校长出过一本书，其中说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高等教育出现重大变革的时期，大学努力回应它们所面临的挑战、机遇和责任。”“一千多年来，大学为我们的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进入21世纪，没人怀疑大学还会继续发挥类似的作用，但是”它的形式以及不断的演变将会是各种改革的结果，而这些对于为一个变革的世界提供其古老的价值“。

　　大学百年、大学排名、大学合并、大学分等、大学扩招、大学城、大学私立、北大改革、大学故事、大学评估，这是当代中国大学的十个关键词。我说明一点，这是描述15年来中国大学发展的路径，不是谈论我心目中理想的大学。在过程中，可能会说到一些暗语，这可能就隐藏着我对中国大学发展的想象。

　　先说大学百年。大学不是千年，说这一句话是因为曾经有过争论，中国的大学是百年还是千年。我记得1918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当校长，就曾经说过我们不追这个传统，我们承认北京大学是小弟弟，当年我们只有20年的传统，我们是青壮年，不跟美国人也更不跟欧洲人比大学历史。可是六十年代，北大一个著名的教授冯友兰教授写过一篇文章，说“作为北大教授出去开会很尴尬，到了欧洲人家动辄说他们的大学历史有几百年”。我们能不能从汉代说起中国的大学？这不是冯友兰先生第一个这么提，从二十年代北京大学就有一个声音，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代表国家的最高学府，因此能不能从汉武帝建立太学算起，这是公元前214年，这样计算起来北京大学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这个说法在北京大学始终存在，但是绝对不占主流，换句话说，有人这么说，但是从校长到老师都不普遍承认，我们还是认为北京大学是戊戌变法中产生的，因应西学东渐而发展起来的。

　　1862年建立的京师同文馆一开始是语言学校，后来开始自然科学的课程教学，后来合并到京师大学堂，跟北大还算有关系，但是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认为北京大学是1818年。南朝太学考和五百年前的国立大学都是讨论南京这一块地方上曾经有过的国立大学，然后作为一个论述，说其实后来的中央大学，那个地方，现在东南大学那个地方，原来就应该是南朝时间的太学。史学家没有做进一步的论证，另外一个教育家，写过一篇文章，认为中央大学应该从南朝的太学算起，中央大学应该有1500年的历史，全世界最长的。这个同样也没有被接受。

　　九十年代另外一所大学，就是湖南大学，湖南大学岳麓山下、岳麓书院，他们做了一个报告，希望庆祝建校从公元976年开始算起建校，岳麓书院今天在湖南大学还有。可是这照样被教育部给否定了，换句话说，中国的大学始终面临一个冲动，我们是一百年还是一千年还是二千年，为什么不能承认我们只有一百年的历史？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大学历史更长一点，不仅仅是只有一百年，而希望跟以前的书院、太学、国子监联系在一起，但是这个思路在政府、在民间，基本上都不太承认，换句话说到目前为止，我不敢再过十年二十年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越来越强，会不会出现另外一个潮流要求改变中国大学的历史，但是起码目前中国还是坚持一点，今天当代中国大学不是自古已经有的太学，也不是明清的书院，是晚清向西方学习而建立起来的那个教育机构。

　　到今天为止，我们百年或者百年多一点，或者百年少一点，百年意思就是说有历史，但是不是特别悠久，有历史必须总结，借助于百年或者五十周年校庆，全国各个大学都在努力工作，有形的、无形的，像北京大学盖一个校史纪念馆，很多大学都有这样的纪念馆，无形的通过我们的努力，建立起这个大学的传统。在某种意义来说，百年、五十年、千年，这背后是建立我们自己的传统，通过这个纪念活动，使得大学的传统、大学的精神得以确立。

　　在这么多大学，所谓的校庆的过程中，最为风光的是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校庆是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当时江泽民总书记率领所有的主要领导出席，办的特别风光。有人质疑说一个大学值得这么弄吗？日后其他大学，包括我的母校中山大学，校庆的时候马上低了好几级，以后每一个大学百年校庆，这些领导人各地出席行吗？所以南京大学等纪念百年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多领导人。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值得关注的有几点。对于北京大学来说最实惠的，大家看到风风光光，但是借助于百年校庆，建立起很好的校友捐助制度，包括大公司捐给北大建研究室、实验室，还有八九年以后，北京大学很长时间处于低潮，很多人对于北京大学的命运有所忧虑，通过百年校庆扭转国人以及政治家们对北京大学的想象，这一点对北大尤其重要。还有一点，诸位可能不知道，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完成了一个重要的事情，一句口号的改变，纪念北大百年校庆时，当时北大提供的宣传材料，还有提供给中央的报告希望怎样宣传时，其中提到一句话，“努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这句话可能诸位没有想到有什么问题？此前我们的口号是“建设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现在把“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拿掉了。北京大学说我们早就是世界一流的社会主义大学，跟朝鲜、越南、古巴等等比，我比他们强多了。今天我们承认要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这个口号后来在江泽民的报告里确立下来，日后成为口号。我们现在不再提建设社会主义一流大学，而是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比较的眼光、思路、方法都不一样了，尤其是具体做事情的大学校长们、教授们，他们相对来说不再受那么大的束缚。

　　其实别看口号改变了，口号改变意味着我们对大学的想象发生了变化，以前我们会说比如说牛津、哈佛，都不敢理直气壮的说我们向他们学习，但是今天，我相信这里所有进过大学，或者跟大学有关系的人，已经不再刻意的区分中国社会主义大学和美国资本主义大学的区别，这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是岳麓书院（图）。上面是岳麓书院的千年学府（图），坐落在湖南大学里。湖南大学也是想通过纪念这个办法，延续古老的书院传统和现代大学制度。这是东南大学（图）。

　　第二，大学排名。对于大学排名，所有的大学校长都是又爱又恨，所有大学的学生们、教授们都无所适从，而家长们更是将信将疑。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所有的校长被排在第几折腾的死去活来，因此有了各种策略，比如说很多大学的排名，取一个比较好的，我的母校中山大学比较尴尬，因为在十名上下，第10名和第11名相差一位，但是听起来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对于大学来说，排第几对他们是非常敏感的，但是绝大多数的校长都明白这个排名是没有意义的。可是我们受他们的影响，而且这个影响日益严重，导致干扰了现在以及日后中国大学的发展。

　　目前中国国内大学的排行榜大大小小一百多种，前面几位差不多，后面就乱了，总会有各种各样的排名和需要，对于招生有意义、对于做排行榜的人有意义，对于大学来说我认为干扰多于促进。下面先说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国内的排名，清华在北大之上，在国外的排名北大在清华之上。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呢？背后是什么原因呢？

　　先说简单的再说复杂的。简单的说法，按照国内排名更看重的是科研经费，科研经费绝对的清华比北大多，因为清华是工科，同样一个工科教授比一个文学教授花的钱要多得多。按照科研经费来计算，清华远远超过北大，而且按照目前国内的排行榜，按照国外考虑学术声誉，考虑虚名的话，北大在清华之上。这些无所谓，但是下面一个排行榜出问题了，《泰晤士高等教育教育专刊》，04年突然把北大推到全世界第17，北大很高兴，赶紧拿到网上，结果大家一批评又拿下来了。这个排名不是肯定北大的科研成果，而是中国的世界地位，中国在崛起，在世界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大家开始关注中国，并且关注中国的高等教育，这样就有意无意的提高了中国大学教育声誉。

　　五项指标里，北大的五项指标不行，我们的科研成果没有别的人多，我们的经费投入没有别人的多，但是我们的学术声誉高，这就是印象分，北大的印象分排在全世界前十名，一下子就提高了他在世界的排名。为什么有这个印象分？是因为中国在崛起，不是北大在崛起。第二年，北大上了二级，15，超过了东京大学，成为亚洲第一，北大这时候都不好意思了，所以就不宣传了。那时我正在哈佛讲课，那天晚上我请几位朋友吃饭，当然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吃饭的人有东京大学，也有台湾大学的，对我口诛笔伐，说凭什么北大排在我前面，更冤枉的是台湾大学，一下子滑到二三百名。

　　其实对于大学的印象分，北大远远超过东京大学，但是北大不敢说我们的科学成就超过他们。其实东京大学，甚至香港的诺干大学，他们在科学方面都做的不错。应该这么说，今天北京大学的虚名远远超过他们的实际成绩。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时，我说过一句流传很广的大话，这么说的，这所大学目前在学术水平上不是世界一流，不是世界百名之内，而且短期内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但是，“北京大学在人类文明史上的贡献，超过世界上很多一流大学”。说这句话，是因为古老民族在起飞、崛起的阶段，一所大学发挥这么大的作用，其实是千载难逢的。这个机遇放在被的大学做不到，这个机遇不是靠多少个诺贝尔奖得主，或者是多少论文能够堆起来的。

　　在这个意义上，是不是世界一流对北京大学来说不是最要紧的，这是我的基本思路。所以北大改革讨论时我说过另外一句话，假如有一天北京大学办成一个跟中国当代政治经济文化没有多少关系，净出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话，也未必是什么好事。换句话说，大学必须介入到中国当代的改革里，这个介入很可能不是靠诺贝尔奖，也不是靠论文、科研成果体现的，比这个要复杂的多。所以我对这些数量化的大学排名不以为然。这是北京大学的西门（图），这是北京大学的未名湖（图）。我到过很多大学，都告诉我你们北大校长太幽默了，出去总是说“一塌糊涂”，我说这个幽默说到现在一点也不幽默了，所谓“一塌糊涂”，就是北京大学有一个塔、有一个湖，还有一个不错的图书馆。

　　上海交大“世界大学排行榜”发布几年，今年的排行榜一出来就受到《科学》杂志的抨击，今年8月24日《科学》杂志发表了资深记者的报道《谁能给大学排名》，批评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提及诺贝尔奖得主的科研成果应如何计入。举了一个例子，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这个排行榜里，人文、社科类的学科体系，在整个排行的指标体系里处于劣势，因为它不在SCI统计数字里，虽然有一定的权重，但是不重要。我们都知道，如果大学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不重要，那个大学就不成其大学，而是学校。伦敦政治与经济学院是很好的大学，但是在上海交大的排名是201-300位（由于排名靠后，没有对其进行单项排名）。在英国人的排名里，这所学院是排第17位。那么人们应该相信哪一个好呢？

　　加拿大同样做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专家的意见，说其实很多排行榜不可靠，因为排行榜靠大学提供的资料，发电子邮件给你，你告诉我今年有多少科研经费、多少学生、就业情况如何、有没有得诺贝尔奖等，靠这些资料，可是越是心虚的大学，越是认真的对付它的调查表，越是大牌的大学越是不理会它的调查表。有了调查表，很多大学就在里面弄虚作假，为了自己的排行。不是中国有这个问题，而是全世界的排行榜都有这个问题，依靠大学资料所制订出来的排行榜，当然也可以利用别人的资料重新核对看你有没有造假，但是这个核对非常困难。所以靠资料累积起来的排行榜，其实是不太可靠的。

　　为了这个批评，上海交大主持这个排行榜的刘念才拒绝答辩，推荐阅读他于2005年8月发表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上的论文《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的现状与未来》。此君和另外一个人合作，主编了《世界一流大学：特征、排名、建设》。另外有一本书，菲利浦写的《世界一流大学的代价和好处》，大家都在花世界一流，导致教学水平在下降。另外有一个人写了《世界一流大学排名：一流大学的基本特征》，这个排名很有意思，上海交大的排名和泰晤士高等教育专刊排名他进行了一个比较，科大、北大、清华、港大为例，这四所大学在上海交大的排名里都是202-301，好，我们看泰晤士的排名，香港科技大学是第42位，北京大学是17，清华大学是62，香港大学是39.这是2004年排名的资料。

　　所以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排名的差别这么大，但是前面二十名的差别不大，主要是美国的大学，哈佛、耶鲁、牛津、剑桥等等，差别大的为什么是大陆和香港的大学？在这个排名中为什么出入这么大？这位先生提出是不是世界一流，就看谁当校长，有蔡元培当校长，北大就是世界一流，校长决定了这所大学的风格。但是我有一个补充，现在的大学校长，不能像蔡元培时代一样决定一所大学的风格了。诸位在大学里读过书或者教过书，都会知道今天大学校长的权力已经不像蔡元培那时那么大了，没有一个大学校长可以说我这所大学怎么办，现在大学的体制已经变了。

　　刘念才等《从GDP角度预测我国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时间》，有一个论述，“世界顶尖大学，第一到第二十的，GDP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5000美金以上，世界著名大学101到200的是2500美金以上”，中国人什么时候有世界一流大学呢，大概是在2020年，因为那一年，上海的GDP总量将超过三千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25000美金，所以估计将来最早进入世界一流的两所大学会出现在上海。我看了之后非常好笑，大学教授预测把大学的一流和二流，以及顶尖大学，这些论述，最后归结为GDP，而且归结为这个城市的GDP，我不知道广州的情况，将来也许广州的经济比上海还好，那个时候应该是中山大学、华工成为世界一流。这个思路让我怀疑做这个研究的专家们，他们的评判尺度以及他们对大学的了解，因此我非常好奇，就检查上海交大这位院长的学术背景。

　　这位刘先生，他是兰州大学化学系毕业的，在加拿大念高分子材料专业，到上海交大专门研究高分子材料，他做研究所的所长。1999年改行做高等教育的研究，然后开始做排行榜。我想有道理，按照分子化学的思路来研究大学，所以他一切都应该定量、定性，然后按照多少人、多少钱、多少钱什么大学，这么来计算，对于这一类的，把大学进行量化，而且归结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思路，我对这种做法持严厉的质疑的态度。

　　第三，大学合并。1993年那个时候中国开始出现一个热潮，学院变大学，很多学院都改为大学，华南理工学院改为华南理工大学。那时我刚好在日本讲学，接受一个日本杂志的采访，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跟他们说这背后有一个背景，就是对1952年院系调整的反驳，就是重新调整过来。1952年我们学习苏联，将大学高等教育界定为培养专家、培养工程师，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大学毕业生马上出来就可以用，大学以追求普遍知识的大学改为专业技能的学院，保留14所大学，其他全部改为学院，这是1952年的事情。

　　到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面对整个发展、变化了的西方世界，尤其面对西方大学，出现一个问题，中国大学都是专科性质的，农业、地质、钢铁、纺织，这样的大学在外国人听来很奇怪，这样才能叫大学吗？于是我们开始升格，升格的结果，大学都改过来了，改到连体育都大学了，以前是北京体育学院，现在改为北京体育大学。北京体育大学，体育本来是一个专业训练，今天开始是大学了，因此所有的学院都努力成为大学。教育部规定，有三大学科门类、一百正教授、八千本科生就可以由学院改为大学，于是所有的学院都拼命生产教授、拼命招学生，让学院改为大学，光是大学还不够，还要是综合大学，还要努力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因此有了1998年开始的大学合并的风潮。

　　1998年浙江大学和杭州大学、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合并，成立新的浙江大学。这个举动日后影响深远，到今天不到十年的时间，中国很多著名大学消亡了，并入所谓的综合大学里。当时的思路是，当时主持教育的领导同志认为只有综合大学才是大学，才是世界一流，可是不知道世界上很多叫学院的好大学也有很多。当时有了这个思路，所有的大学努力合并，浙江大学合并出来之后，这个榜样在全国很多地方开始复制。2000年6月，吉林大学、吉林工业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长春科技大学、长春邮电学院合并组建成新的吉林大学。2004年又并入军需大学，目前全日制学生63322人，成人教育学生18899人，办学规模中国最大。以前我听长春人说，以前我们都说吉林大学在哪里，吉林大学在长春，今天我们问长春在哪里，长春在吉林大学里。这是一个笑话了。还有另外的笑话是合并中的消化，是说合并以后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因为这么多大学需要这么多的管理人员。当然这是笑话，不是真的。

　　但是大学合并中出现的问题，今天越来越凸现出来，到了最近一两年，步伐相对来说放慢。北京大学跟原来的北京医科大学合并，北京医科大学也是北京大学分出去的，但是已经成长的很快。北京医科大学有七个附属医院。北京大学的生物系本来历来给北京医科大学的一年级新生上课，中间有一些互动。另外一所大学谈了十年，最后没有实现，就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跟北京大学谈了接近十年的恋爱，最后分手了，当时希望将它合过来成为北京大学的工学院。北航是军工系统的，自己也发展的很好，而且北航有很多军事机密的专业，所以合进来也有一些问题。最后北航不合并，他们独立成长，他们现在也在办文科了，而北大现在也办了工科，虽然是很小的工科。

　　这个过程中思路是争创世界一流，做大做强，这是为什么？是因为评比，合进来之后院士自然多了，博士点也多了，学科也多了，于是排名就出现一个变化，单靠一所大学很难支撑。这个过程中最痛苦的就是中国人民大学，本来它是好学校，这么一排就到后面了，因为它没有理工科。这个过程中使很多大学出现了很多的矛盾。大学合并以后，在我的判断，没有十年磨合走不到一起，十年内这个大学和那个大学之间的专业性的磨合，逐渐走到了一起，共同走一条新路，强强联合、优势互补，有这么长时间的路要走。

　　这个过程中，中国大学实现了三级跳，我开玩笑说专科变学院、学院变大学、大学改校名。一改名字，多少年创立的品牌就流失了，重新建立起来没有那么容易。大学合并中，我特别感慨的是像四川大学与成都科技大学这两所很好的大学合并称为四川联合大学，这个校名让人听着像个野鸡大学，后来只好又改成四川大学。再像杭州大学，这两个都是浙江大学（图），上面这个牌子原来叫杭州大学，杭州大学的文科很好，尤其是古典研究很好，现在改为浙江大学。这是原来的浙江大学（图），工科部分，四个大学合起来之后，别的我不敢说，杭州大学合到浙江大学之后元气大伤，很多好的学者们走了，这个大学的发展很受影响，我说的不好听，因为我跟浙大也是有比较密切的联系，我是他们的兼职教授。大学有自己的传统，这个大学的传统不是很好改变的，比如说现在的浙江大学的传统，是五十年代以后建立起来工科为中心的传统，工科的校长们想指挥文科、想帮助文科，不是不想扶持文科，但是思路、方法、途径都是有问题，起码在我看来，杭州大学合到浙江大学之后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有一点可惜。

　　所以在我看来，大学合并，尤其是有历史传统的大学合并，要慎之又慎。

    第四，大学分等。全世界的大学都叫大学，五花八门、千差地别，大家都知道。文化大革命之前，我们的大学分为部属大学和省属大学，以后做了很多调整，到了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伴随着这个纲要，我们提出要建立、促进中国大学的发展，于是有了211工程。什么叫211工程？是在二十一世纪培养一百所世界著名的，或者有竞争力的中国大学。国外的学者经常问我为什么你们的大学都搞成像工科一样，都是什么什么工程。211工程中央及地方筹资180亿，支持百所大学，客观上使一些大学的基本建设发生了一些变化，也促使了一些大学的发展，但是你能想象到吗，中国这么穷的国家，我说的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想办一百所世界一流的大学是不可能的。

　　因此日后政府做了调整，重点支持北大、清华争创世界一流大学。诸位，看一下我的引号，首先是争创世界一流大学，三年各18亿，闹了沸沸扬扬，这个钱是中央财政给的。然后第二批中央和地方共建复旦、南大、浙大、科技大、上海交大、西安交大、哈尔滨工业大学等七所，大家注意一下，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大、上海交大、科技大都是工科的，浙江大学原本也是工科为主的。换句话说，这里面支持工科的大学占的比例很大。

　　大家看了之后，注意后面这一句话，成为世界著名的高水平大学，北大、清华的钱是中央给的，其他大学是中央和地方各给一部分，一个是世界一流，一个是世界著名，不一样。中国人一贯提倡十全十美，为什么不是十所而是九所呢？十所里只有九所，后面这一所给谁呢？成为一个很大的争议。据说当时在中央，任主要领导同志的李瑞环说天津是直辖市，一所也没有啊。于是教育部说天津有两所大学可以考虑，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他们一墙之隔，结果他们就合并了。有很多很多的矛盾，据说，这不是报纸上说的，只是传出来的，中央说你们合就给钱，天津市又舍不得这一笔钱，可是这两所大学都是有传统的，都是好大学，两个大学都不愿意合，开始说学生不愿意、教授不愿意，最后说校名谈不拢，叫天津南开大学不行，叫南开天津大学也不行，叫北洋大学行不行？上面说这是政治错误。据说，最后没有谈成的原因是校名，最后还是允许这两所大学联合，不要合并，联合进入。

　　但是“2+7”的思路受到了很多著名大学的挑战，包括诸位所在广州的中山大学，不在这十所大学之内，你知道不在这十所大学之内意味着什么，对于大学来说很严重，很多大学认为自己应该进入前十名的，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等，没有进入。好在我们的政策在不断的改变，于是有了985工程大学，今天说的985工程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搞不清楚211、985，简单一点，211就是二十一世纪要办一百所一流大学，985就是江泽民同志在北大百年校庆时说的话，985工程来支持中国大学的发展，985大学有多少呢？现在好了，有34所大学进入985工程。广州有两所，中山大学和华南理工都是985工程的大学。

　　还有一些大学有意见，怎么办呢？于是34又加4，就是中国农业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国防科技大学是在长沙，是一个很好的工科大学，还有中央民族大学，还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都是专业很强，有特点的大学进入了。这么多的大学成为世界一流。这里面有两所大学责任重大，那就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这两所大学拨款制度跟其他大学不一样，所以他们有很大的压力，全国人民都说你们拿钱做什么去了，已经拿了很多年钱怎么还不一流。

　　这些大学都要根据自己的发展道路发展，争创世界一流成为北大、清华这两所大学很重大的责任。拿了钱就得提出目标，就得喊口号，98年北京大学说我们争取到2015年成为世界一流大学。2000年清华大学庆祝九十周年校庆时，比我们勇敢，说2010年就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口号喊出来了，北京大学校长最近改口了，说我们争取但不一定，因为很多人都说，你喊了口号，什么是世界一流，将来不是也得说是，那样很被动，而且关键的是，一开始争取机会，口号又说的很响亮，调整时不断往后退，现在北京大学的思路是争取成为世界一流，但是不能保证成为世界一流，因为别的大学也在发展和前进。

　　其实是不是世界一流很难说，但是中国大学升级背后有一个不好的行为应该提出来，那就是给大学定级。大家可能不知道中国的大学分两等，副部级和厅级，但是教育部给了若干所大学的校长和书记副部级的待遇，小大学的校长是厅级待遇，大的大学的校长是副部级待遇，一旦这样定，大学行政化的倾向就越来越突出。大学本来不是属于行政级别的，这种思路导致大学校长、书记们努力要把大学做大，而不是做好，做大级别就上去了，对自己有好处。而大学不是越大越好的，我们看国外的情况，不是好大学就规模大，规模大的大学，不一定，或者绝大多数不是好大学。

　　我在日本呆过一段时间，日本的大学特点是名字越小的越好，东京大学就比日本大学好，日本大学就比亚洲大学好，亚洲大学就比国际大学好，因为名越大的大学，往往学术水平就会受影响，而规模更是如此，当同样的资源投入到五千人的大学和投入五万人大学时效果是不一样的。最近十年大学扩招导致迅速扩张的大学学术水平在迅速的下降。

　　大学分等级是合理的，但是不应该是行政级别，大学提目标是可以的，比如说中山大学可以提争创世界一流，但是最好不要定时间，一定时间就非常被动了。

　　第五，大学扩招。谈论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文化乃至政治经济等等，你都必须要考虑到一个问题，最近十年的大学扩招，这是一个影响非常深远的措施。今天你还不意识到，再过十年、二十年，你会发现这个问题的影响深远。举两个数字。1998年全国招收大学生108万，2006年中国招收大学新生567万，扩了五倍。1998年印度大学生人数是中国的两倍，今天反过来了，中国是印度的两倍。毛入学率，同龄人中能够上大学的人口，毛入学率98年是10%，现在是25%.教育部的目标是到2020年，中国大学毛入学率达到40%，还要进一步的发展。

　　我不知道2020年中国的大学状况是怎样的，但是我知道，通过这九年的迅速扩招，中国大学的优和劣明显体现出来。今天中国在校大学生，包括本科、硕士、博士等，是2500万，还在扩大，在迅速扩大的中国大学的办学规模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方式。最早对大学提出扩招的是经济学家，日后政治家同意支持，然后教育家介入，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我说的经济学家，据说最早提出这个建议是一个经济学家，他的基本思路是中国人那么喜欢读书，所有的家长只要有可能，肯定供孩子读书，这是中国的特点，而大学又太少了。而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内需出现了问题，内需要扩大，让老百姓的钱从银行里拿出来，投入到什么地方去呢？最好的就是办教育，这是比买房子更好的让老百姓拿出钱的方式。于是最早这个思路是经济学家提出来的，经济学家从扩大内需，让老百姓把钱拿出来，免得银行的压力太大，这个思路出发，提倡扩大大学的招生。

　　但是今年教育部出来澄清，说大学扩招其实不是教育部的决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为什么呢？基本思路是中国合格的人才太少了，对于中国现代化事业来说，这将是日后很大的瓶颈，怎么样用什么样的办法迅速提高大学生的数量，对于政治家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扩招从1999年开始，到今年正好是九年了。九年这么快速度的扩招，使得大学的规模迅速膨胀，在这中间泼冷水的是教育家，教育家说你们这么扩大招生，能这么办大学吗？原来这个宿舍住两个人，现在住四个，原来这个阅览室可以是二千人，现在挤进去六千人，怎么办？同样的教学资源、同样的教授、同样的实验室，突然间扩大这么多人，教学质量会明显的下降。这是教育家的思路。教育家担心过分迅速的大学扩招，导致中国高等教育水平的下降。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问题，当初大家都在说扩招好，高中毕业进入就业市场，导致中国的失业人口增加。

　　但是没有想到四年之后还要毕业，毕业之后的问题更严重。现在所有的大学，最最关心的就是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了，因为高中毕业找不到工作是社会问题，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很容易演变为政治问题。换句话说，过多的大学生就业遇到障碍的话，说不定会影响到日后的安定团结。所以现在政府特别关心一个问题，也就是大学生就业，北大毕业生应该说就业没有问题，但是即使这样，我们每年还是花大力气，如何帮助学生就业。扩大招生进来的大学生面临很严酷的就业市场，我是77级大学生，现在的大学生都说你们77级读书很刻苦，我说没错，我比现在的大学生读书认真，但是我必须承认，当年我进大学根本不必考虑大学毕业之后的工作问题，大学毕业国家分配，而且会有很好的工作。今天大学生就有很多的毕业之后的工作忧虑，这是很正常的。

　　另外就是学术水平、教学水平的问题，我关心的是这些问题之外，背后的那个学术思路，那就是中国人有一句口号，“跨越式发展”，我们不要按部就班，我们要跑快一点，于是我隐隐约约有一种大跃进的思路，而大跃进留下来的教训是严酷的，换句话说，我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家都是关心高等教育的发展，但是能不能这么快的发展，这么快速度的扩招大学可以承受吗？

　　今天很多好的大学的校长知道这么扩招是有问题的，因为北京大学有一些特殊的政策，我进入北京大学二十年时间，北京大学的本科、硕士一直没有动，北京大学中文系每年招生是80-90人，都没有变化，我们的研究生每年大概是130人左右，一直没有变化，很多好的大学都是维持这样的规模。教学质量、教学水平，以及学术质量，不是马上就可以看出来的。

　　第六，大学城。包括国外，欧美也有很多大学城，跟欧美的大学城，历经几百年组建演变过来不一样，中国的大学城几乎是一夜之间建设起来的。而且中国的大学城有一个特殊的状况，那就是应付大学扩招的需要。现在是政府低价拨地，在政府的边缘，然后大学勇敢的贷款，大学本来是没有钱的，大家必须明白，今天绝大多数的好大学经费，学生的学费加上国家的拨款，一般来说都是不够的，北京大学日常运营，单靠国家、学生学费是不够的，学费不足以支撑大学的发展。大学必须要贷款才能够发展，大学勇敢的贷款，企业努力建设，三者得利，迅速推进，好像各得其所，三赢，政府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一个漂亮的大学城，大学城所在的那一块地迅速的升值，本来是边远的地方，突然间房子变得突然好卖，正因为如此，隐藏下面的问题。

　　企业之所以愿意努力的建设，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跟房地产结合在一起，所以我才会在后面提到一个问题，我觉得中国的大学城有一点本末倒置，最后变成以房地产作为工作的核心，或者说被房地产商所裹胁和捆绑。为什么这么说？你可以发现一个问题，建大学城时周边的环境，一般来说大学城都是在大城市的边远，周边的环境不好，地价很便宜，给你一块地，盖房子，动员大学入主，只要大学进入旁边的房产就迅速涨价，大学城周边的房地产开始升值。这个过程中，全国据说有五十多个大学城出现，好处是迅速改变了中国大学破旧的形象，以前人家来参观北京大学的时候，都说没有想到北大这么破，我相信所有的大学都会被人家嘲笑一顿，但是今天所有的大学，只要在大学城，你到那里一看，国外大学的教授来了都惊叹中国的大学这么漂亮，一夜之间中国大学的形象改观。

　　但是这个改观，教学硬件的改变，隐藏了一些问题。先说硬的，再说软的。在众多的大学城里，最典型的是东方大学城，在北京和天津之间，计划占地2万亩，投资120亿，十年建成，容纳十万大学生。1999年启动，因为江泽民总书记去视察，于是名声大噪，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江泽民总书记的提名，这是大学城的门口（图），如此壮观，模仿凯旋门，完全出乎教育学家的想象。我后天要去广州大学城，他们说要陪我转一转，我估计也是很壮观的。

　　东方大学城2004年20亿债务身陷困境，最后要请各地帮助。在各地建设的大学城，当然据说有好有坏，有成功不成功，据说有一半停滞或者下马。大学城很多项目被房地产商所捆绑，高校出现了一个问题，刚才我说了，政府低价拨地、企业努力建设、大学勇敢贷款，现在出现问题，政府公布和学界调查不一样，政府公布现在大概全国大学有2000亿的债务，学界认为是4000亿的债务。诸位，大学不是企业，大学没有产出的，没有产出的大学每年面对这么多贷款怎么办？吉林大学，刚才我所说的全国规模最大的大学吉林大学，现在每年必须还的利息，不是本金，每年还的利息是1.5亿到1.7亿，这是第一个公开向全校师生提出厉行节约，校长提出要节约用电，但是光靠节约用电也是很难的。现在有几个思路，这个漏洞政府来填，但是马上追问为什么政府要来填这个漏洞呢？而且有胆子小的大学，现在就说自己亏了。还有就是替还，那一块地还给政府，政府替你付钱。但是现在所有的大学校长都不担心，为什么中国大学校长如此勇敢，大胆的举债呢？把国外的校长看的都目瞪口呆，说你们没有想到将来要还钱吗？我知道所有的大学校长私底下都不打算还钱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大学校长说，建大学城是政府要我去的，这个事情是政府要我干的，我没有钱啊，我大学那儿去找钱盖新的校园，你让我去我没有钱只有贷款，现在没有钱你总不能把大学拍卖吧，没有一所大学因为欠债被拍卖而破产的。

　　还有一个问题，大学校长们心里都有数，说这是国家欠我们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刚才我说了，中国教育发展改革纲要已经说了，希望教育行政支出应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这是多少年前提出的，可是连年中国经济增长，可是教育行政支出连年下降，换句话说国家没有按照原先承诺的给教育足够的行政拨款，包括中小学的欠债，也包括大学的欠债，你只告诉我要办世界一流大学，没有给我钱我怎么办。于是校长们自作主张贷款，贷款还不了怎么办，以后再说。现在几乎所有的大学都有贷款，我相信将来都不打算还这一笔贷款，这是中国特色的解决中国教育经费不足的一个措施，但是我心里面想，有一点不地道啊，胆子大就去抢了，胆子小的麻烦了，你遵守规章制度学校的发展就受限制了，走一着险棋，对于政府和学校我觉得都是险棋，这么大规模的贷款，用这个办法来解决，因为原先所有的银行都特别喜欢给大学贷款，因为贷给工厂的款有可能破产收不回来，贷给大学的，没有人会想象说有一天中山大学宣布破产。所以没有关系，贷给中山大学的钱肯定可以收回来，于是银行勇敢贷款、大学勇敢拿钱，现在遇到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政府怎么来解决，我想这是一个特定时期用特定手段解决中国高等教育的特殊问题。

　　第七，大学私立。在座各位如果你们都是名牌大学毕业出来的，请你们记得中国目前，在当下十个大学生里有一个是在私立大学念书的。中国高等教育里，1/10的学生是私立大学培养出来的，可是公众对私立大学的认识非常少，甚至有很多蔑视，我今天专门为私立大学说几句。

　　民国年间中国大学三分之下，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到1950年代之后我们取消所有的私立大学，所有的大学都是国立的。19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犹抱琵琶半遮面，出现一个社会力量办学，说明白一点就是私立学校。从补习班开始，到1992年，也就是十年之后，政府终于正式承认民间办学的合理性。1992年到1994年间，全国出现了六百多所私立的，或者是民办的高等院校。当然，有的国家承认学历，有的要通过函授去考试。我没有拿到今年的数字，去年的数字，国家承认学历的私立高等学校有239所，招生人数占全国招生人数的1/10.

　　两个方面。从培训班起步，20年艰辛历程，私立学校逐渐逐渐走过来，全靠自身的力量。第一代私立学校的校长都是企业家，都是有坚韧不拔的性格，靠私立办学，小小的补习班、函授，逐渐逐渐成长起来的。国家没有投入一分钱帮助很多考不上好大学的人完成他们的学业，这一点上私立大学，或者是私立学校应该受到社会的尊敬。但是有两个因素制约了中国私立大学的发展。第一，中国的私立大学很少得到社会的捐助，要捐也是捐给北大、清华，不愿意捐给一所私立大学。同时，国家也没有给过拨款，今天美国的大学，好的大学里以私立大学为主，日本、韩国，包括现在的中国台湾，私立大学都占很大的分量，但是好的私立大学都是民间筹资，国家给一部分的拨款，国家给科研经费，而中国的私立大学基本上靠学费支持，全靠学费支持就很难有真正的发展，发展成为很好的大学。

　　很多私立大学提出来我们要办中国的哈佛大学，我告诉他们办不到，提这个要求不合适，为什么？全靠学费办世界一流大学不可能，国家有义务给大学，甚至给私立大学一定的经济支持，因为培养出来的人才是国家的，不是私立大学的。给私立大学适当的支持，我觉得这是应该的。还有一个问题，诸位可能不太关注，其实政府对私立大学的态度很犹豫，民国年间为什么有很多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办的好，因为背后的支持，比如说在北京燕京大学等都是好大学，背后有教会的支持，教会给钱办大学。

　　企业是考虑要回报的。如果考虑到回报，很可能就是急功近利，我办实用型的，我收了学费很快就可以用上，而且不贴钱，还能赚钱，这才能办大学。正因为如此，限制了中国私立大学的学术发展，相对来说比较艰难。私立大学的规模上去了，人数不少，但是整个的学术水平受限制。

　　复旦大学原来是私立大学，复旦大学1905年创办，1942年改为国立大学。南开大学1919年创办，1946年才改为国立大学。我经常说，民国年间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大学是什么呢？大家会说北大、清华，我说不对，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南开。为什么？南开在1919年创办是靠民间的力量，大家想一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命令北大、清华、南开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就是今天像神话一样流传的西南联大，抗战期间的最高学府。北大、清华是国立的，加上一个私立的南开，私立南开办了多少年？当时不到20年的时候。今天我们已经很有多20年以上的私立学校，但是这些学校敢不敢像当年的南开一样跟国立大学一起平起平坐呢？做不到。今天的私立大学有了规模，但是比起民国年间的南开来说，远远不及。

　　办复旦大学的马相伯和办南开大学的张伯苓，当然张伯苓先生不仅仅办南开大学，还有南开中学。这两位先生都是靠自己的力量、靠民间的力量创办大学，虽然后来这个大学捐给国家了，但是大学的发展是在他们的努力下逐渐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会怀念像这一类的教育家。我们说他们是教育家，没有说他们是企业家，而今天的很多办私立大学的人，基本上会认为他企业家的成分会超过教育家的成分。我们今天的私立大学校长们正在从企业家向教育家转变的途中，做的好将来转变过来，对中国的大学意义很大，对中国的教育意义很大。做的不好，那就只是一个企业。

　　我想提出一所大学。今天中国的私立大学里，绝大多数是靠学费滚动发展起来的，但是有一所大学很特殊，那是汕头大学。汕头大学是李嘉诚投入很多经费办起来的，但是很可惜，李嘉诚先生当初办汕头大学的时候，据说中央也建议他办私立大学，他更愿意帮助办国立大学，现在就成了这个样子。汕头大学是一个很奇怪的，既是国立大学，但是里面有董事会，换句话说它是私立大学的架构和国立大学的架构结合在一起，运作有其他一些国立大学不一样的思路。我不想评价这所大学目前的状况，我只想说假如当初李嘉诚先生下决心，政府同意办一所私立大学，这是一所有可能办成第一流的私立大学，可惜这一步没有走出来。我说有可能，是因为起码李先生是给了钱办大学的，而现在绝大多数的私立大学是靠办学来赚钱的，这是不一样。到目前为止，我以为中国的私立大学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话题，但是这条路还非常非常的漫长，我建议大家关注，但是我更对中国的私立大学寄予期待，但是目前的状态不是很理想。

　　第八，北大改革。2003年对于广州、对于北京，大家会记得的是非典，白口罩满街。北大还有一件事，春夏之交北大发起以人事制度改革为核心的教育改革，这个过程引起的反对声音之大，出乎主事者的预料之外，别的大学说改就改了，北京大学说改这么艰难。我告诉大家，其实也只有北大才有可能说校长书记说改，教授们群起反对。别的不敢说，这件事还体现了校园民主，学校管理层的改革思路受到了那么大的挫折，乃至一稿、二稿、三稿不断的修改，到最后很多人认为，已经把棱角磨的差不多了。赞成的、反对的，都感觉到北大的改革，离原初的计划很远很远了。

　　这个过程中我想谈几点问题。第一，其实大家说北大改革为什么很多人批评，你根本性的问题不敢动，根本性的问题是什么，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如何区隔，这个不能谈。于是在枝节上下工夫，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加强学术管理，几年不行就要走人。本来有一些规划是不错的思想，可是大家拿出来争论，变得有一些让人家不可思议的决定。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是表达的问题，因为这个制度的制订基本上是模仿美国大学的，因此很多人认为不适应。但是其中还有一个问题，事后事情出来之后我们再争论，我跟学校校长谈了三点：

　　第一，大学改革必须要意识到大学是以校长为代表的管理层，教授以及学生三部分人组成的，假如只考虑管理层的需要做不好，假如改革与教授协商才有可能做好，听他们的意见、考虑他们的利益，当然你也会提出你的要求。校长说不对啊，我们征求了很多意见，我说你们征求的都是院长的意见，院长和学校各个职能部门部长的意见，他们当了院长、部长，立场就改变了。著名的教授当了院长、部长之后，他们考虑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不是研究问题，所以承认大学里管理层和大学教授之间有矛盾，这是合理的，而且我们的工作是努力协调他们之间的矛盾。

　　第二，大学的改革缺乏人文学者的参与，大学校长说不对啊，我们找了文科还有理科，但是今天不是文科和理科的区别，而是人文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各自的学术背景、差异造成的区位严重对立。换句话说，文学教授、哲学教授和经济学教授、法学教授各自的立场和学术倾向有很大很大的差异，当时北京大学请的那些人，不是经济学家就是法学家，传统的文、史、哲、考、古不在其中。经济学家考虑思路和经济学家考虑问题的思路，还有考古学家考虑问题的思路不一样。

　　第三，制订政策清一色的美国大学的模式，是有问题的。大学有各种各样的发展途径，必须考虑到美国、日本、欧洲，以及传统中国大学的思路，这样来制订过多的模仿一个大学的发展之路，会导致一些水土不服。

　　好了，这个改革，我不能说流产，但是起码不是太成功。这期间，虽然我对这个计划有一些批评，但是我承认这个计划的初衷有合理性，包括里面一些具体的措施有合理性，也就是我同意他们的判断，北京大学以及全国的大学们，今天有改革迫切的需要，在中国二十年的改革里，从政府到企业，所有的都在改革，可以这么说，改革最少的是大学。今天中国的大学有很多计划经济留下来的痕迹，大学有问题，这个问题怎么改是一回事情，但是必须要意识到这个问题，不是说批评北大改革就可以抹杀今天中国大学的问题。所以我说北大改革成为一个话题，不仅仅是北大在讨论，很多中国的教授们，以及各界都关注北大的改革，这是北大改革不到一年，出来这四本书，《燕园变法——谁能站上北大讲坛》、《北大激进变革》、《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中国大学改革之道》，半年内出版，北大改革成为一个话题，我说北大改革不能算成功，但是有贡献，因为它成为一个话题，大家都介入、都思考、都反省，以后对大学往哪里走，对其他大学的校长们和教授们，都是一个很好的促进，让他们理解到大学的复杂性，以及大学改革的迫切性。

　　第九，大学故事。1988年西南联大五十周年、北京大学九十周年，分别出版两本回忆录，《笳加弦颂情弥切》和《精神的魅力》，这两本回忆录本来是官样文章，但是这些人谈起老大学特别有感情，所以有比较大的流通空间，这两本书出来影响还比较小，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为契机，包括我编的《北大旧事》等一批图书出现，出现一个问题，以前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大学校史，到人文视野中的大学故事，不仅仅是为了怀旧，很大程度是重新认识大学的传统。我在北大校庆的时候写了一些文章，也有一些人有意见，但是我所有文章的一个基本思路，大学校史的写作不应该是政治史的附庸，大学有其独立的运转轨道。假如这样，你会发现讨论民国年间的老大学，我们会有新的理解，反省五十年中国新大学，也会有新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对于二十一世纪中国大学往哪里走，也会有一个新的想象。换句话说，百年北大校庆讲了一大堆北大故事，不仅仅是为了好玩，背后是大学往哪里走，反省最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大学之路。

　　中间我举了一个比较好玩的故事，也说给大家听。1958年有一本书，杨沫《青春之歌》出版，风行一时，还被拍成电影，影响很大，我相信中年以上的朋友读过这本书或者是看过这部电影。《青春之歌》里讲的是北京大学的故事，北京大学的学生，当然里面有很多是职业学生，搞革命的，其中有一个北大国文系的学生余永泽，余永泽是一个书呆子，整天读书做学问不革命。开始他是林道静的带路人，跟她同居等等，日后林道静走向革命，就离开了余永泽。这个故事，在五六十年代，以至于七八十年代影响很大，很多人都知道林道静、余永泽的故事，林道静代表一个从小资产阶级走上革命道路的人，余永泽代表一个闭门读书的落后分子。可是北京的知识界，甚至中国很多知识界的人都知道，余永泽其实是暗指杨沫以前的丈夫张中行。所以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的张中行备受压力，很多人都知道他是《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虽然小说和人物有区别，但是他是原型，对他造成很大的压力。杨沫的儿子写他母亲的回忆录，也说到了这一点。

　　张中行先生是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做编辑，同时也写一些书，本来默默无闻，退休之后写回忆录、散文，1986写了《负暄琐话》，1990年写了《负暄续话》，1994年出了《负暄三话》，写的就是民国期间的中国大学，很多人借助这三本书，理解了另外一个大学传统，原来民国时期的大学是这样的，有这么多好玩的人和事，因此关于北京大学的叙述有两个北大，一个是《青春之歌》为代表的革命的北大，还有张中行所写的学术的、风雅的北大。我想说，这两个都是真的，就看不同时期的需要，就看你个人对历史的想象。北京大学历史上是既搞革命也读书，换句话说来说，大学既是传播知识的场所，当然也可能是一个政治运动的阵地，这两者都是存在的，你就可以比较好的理解所谓现代大学。

　　这之后出现一个故事化了的“老大学”，《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等，我不是说北大校史，我说北大故事，我把北大故事作为文本来阅读，理解一代一代北大人怎么叙述他们的传统，讲述他们的校园故事。我说过一句话，我说大学的传统靠谁来传承，不是靠校史馆，也不是校长演说，靠熄灯之后学生们躺在床上口耳相传，那个大学校园里的有趣的故事，就是这么传下来。一代一代相传，在我们做这个工作之前，没有人把它作为一个专门的整理工作，只是口耳相传，可是口耳相传选择性很强，那些能传、那些不能传、那些传着传着就变形了或者消失了，还有那些在传的过程中，因为传授者趣味的变化而做了夸张、变形、加减等等。在正史之外还有一个野史传统，一个故事化了的大学，这个可能不太真实，但是更加传神，因为它代表了一代一代大学人、大学生的趣味，以及他们的想象，以及他们的价值判断。每一个大学都是这样，不仅仅是北大这样，所有的大学都是这样。

　　《老北大的故事》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出版之后约了几所大学来编《老大学的故事》，今天所有的大学校庆，都会这样来做，不仅仅做正史，也做故事、人物，因为人物、故事也许更传神，更容易被大众理解和接受。

　　第十，大学评估。今年7月1日人民日报发了我的一篇文章“学问不是评出来”，其实这篇文章我两年前就已经写了。这篇转摘的文章中删了三句话。评著作、评学者、评学科、评大学，评过博士点，再评一级学科，评过研究基地，再评重点研究基地，钱不多，但谁也不敢怠慢，因事关“大学荣誉”。94年底教育部开始推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此评估影响面最大，用心良苦，但效果不佳。主事者思路清楚，大学评估要分层次，可是实际评比下来我们发现分层次做不到，排队做不到，逐步过渡到民间评估也做不到。美国也有评估，是民间学术机构，我们的评估是教育部组织的，他们也知道有问题，所以要过渡到民间评估。在我看来，这个评估好处是促使一些学校做的工作，比如说建校园、添置图书还有实验设备等，这是有好处的，但是这个评估工作行政主导的倾向性太强了，导致很多大学弄虚作假。现在还好，前面几年要审查三年前的试卷，很多大学三年前的试卷都丢掉了，怎么办？重做。按照原来的分数，比如说往回做三年前的卷子，如果你三年前考74分，现在不能考90分，结果大家反映很强烈。今年说不要三年前的了，只要一年的。

　　大学的评估，有一些不是评估的问题，而是校长们都想拿好分数，11月份北京大学迎接评估，大家老是私下骂，但是最后还是得迎接评估，而且告诉大家那一段时间不要说坏话我今天可以说，到11月我就不说了。因为这个评估影响到大学的成绩，而教育部有没有不合格的，没有，到现在评估了接近一千所大学，没有不合格的。有没有及格的，没有，都是良和优，绝大多数都是优，那还评干什么？可见大学评估本身走过场的因素。这个我不说了，很多人批评，教育部也在辩解尽量的完善评估制度，但是我想说的是后面这个问题，评估越认真，评估的标准定的越细，对于大学来说不是好事情。

　　评估的标准细到什么地步，你不参加就不知道，每一大类有各小类，各小类有多少点，多少分都有的。每一个大学的传统不一样，每一个大学的条件不一样，可是有了教学评估，我按照你这个指标，我们来生产大学。比如说这个一分，我就按照这个一分来，这里有一点，我必须要做到这一点，按照评估标准来办学。有两个情况，可能弄虚作假，没有这个东西硬生产，第二个就是大学趋同。我说过，中国大学的问题，最大最大的就是趋同，趋同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大学办的都差不多，今天只有正厅级和副部级的区别，大学的个性没有办出来，这是中国大学的最大问题。民国年间我们都知道很多大学闭着眼睛都可以想象是不一样的，可是今天我们不敢说那一所大学不一样，大学都差不多，而这个评估会导致大学越来越趋同，而且教育部的思路再过几年评一次。我说这样，可能会把中国大学都评成一个样子。

　　在十年前我说过一句话，今天我再说一遍，这句话就是小标题的“抓小放大如何”。解释一下，当时中国的国营企业改革，政府提出口号抓大放小，大的企业政府管起来，小的企业让它自动的转制。当时我就给教育部提意见，主张抓小放大，意思是大的学校就让他自己去，北大、清华、中山大学等这些好的大学就不要评估，抓小就是那些不太好的大学，需要加强管理的大学，你用一个标准尽量的让他们提升，而好的大学就不应该用这么多的指标来卡他们，就应该让他们百花齐放，好的大学走自己的路，这样的话好的大学走自己的路，比较差的大学加强管理，这样中国高等教育总体才能提升。好的大学到了一百年之后形成自己的传统，有自己发展的规律，你管不了，越管越乱，可是我提意见的时候，人家告诉我说，如果好大学不归我管，只管差的，我还管的有干劲吗？想想也是，假如在广州市教育厅厅长说好的大学都不归你管，那可能就没有意思了。可是管好的，可能就把好的管坏了，所以我不说教育部的领导不想把大学办好，不是这样的意思，他们是想把大学办好，而且现在的干部们确实有雄心壮志，有事业心，但是我请领导理解一点，大学不是工厂，大学不是企业，大学有自己的传统，大学有自己运作的规律，假如你管死了，管统一了，按照这个思路来管，对好的大学来说是一个伤害。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一点，就是好的大学应该走自己的路。好的，我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面还有一点时间现场听众可以提问。

　　现场提问1：陈教授您好，我是一名学生，刚才听到您讲了这么多问题，觉得很新鲜，都是发生在我身边很鲜活的例子。我的问题，面对当前如此复杂的教育改革，作为学生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让自己成才而不是教育改革中的牺牲品？

　　陈平原：刚才我说到大学城，除了各种各样的债务问题，还有一个现实问题，所有大学生都遇到一个困难，老师不在大学城。老师不在大学城出现一个问题，大学像中学一样，高四高五，为什么呢？下课老师坐班车回城里了，大学里都是朝气蓬勃不是好事情，校园里看过去，每个人都精神抖搂，不是好事情，好的大学里有白发苍苍的，也有中年的，有老的、有少的，大家共同读书。什么是大学？大学就是大鱼领着小鱼不断的游，游着游着小鱼就变成大鱼了，这就是大学。可是现在大学里只有小鱼，你们自己游吧，这对大学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大学校园里没有年长的，只有同龄人，对于大学的生态是非常不利的。还有一点，所有的大学城都是新的建筑，诸位，老大学值得你们怀念，一个有著名学者、老的传统、还有老建筑，老大学有老建筑，面对老建筑你会容易出现历史的幽思，可是在大学城里读书，要养成历史感是比较困难的。

　　我能理解的是，在大量的扩招，老师的师资力量不够，大学校园里不是很理想的状态下，你只能是靠自己。有一点，一般来说大学教授都还是有责任心的，老师不管你了你去管老师怎么样，换句话说你追着老师怎么样，有求学欲望的学生们这种状态下更有主动性，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老师下课就坐班车回去了，你又不追着老师，这样就可能跟老师的沟通有障碍。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更要求学生们有比较好的主动学习的精力。

　　另外我不你所在学校的社团活动怎样，好的大学社团活动也是很好的培养自己的方法，不断的调整自己，所以不能说现在这个样子，因为不是很理想，所以你就放弃，这样也是不好的。

　　现场提问2：我看过陈平原教授很多的书，第一次看到您本人，也很激动。现在我们经常回忆起老北大、西南联大等等，很大程度我们是在追寻过去的风范，首先就是大学的宽容度，现在大学的宽容度在国内不是很大的，学术作为天下的公器，不进入公众社会怎么发挥学者的价值，而且经常有行政命令限制学者的学术趣味也是不好的。还有大学的图书馆，建那么大的图书馆，北大现在的书可能是500多万册了，社会上有需要使用的人就会遇到很大的障碍。请问陈平原教授，对现在大学的宽容度，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陈平原：谢谢你的提问。我们今天讨论过去的大学，确实过去的大学有值得我们怀念的地方，但是还必须提醒你，历史值得我们回想是因为我们过滤掉了很多不愉快的因素，不是说三十年代的大学特别了不起，特别值得我们怀念，没有毛病，不是这样的，过去时代的大学有过去时代的问题，只不过我们面对今天中国大学，对它讨论和批评的时候，把过去大学一些值得我们怀念的东西进行比较，一方面我们承认过去大学值得我们怀念，但是也不要理想化，等你真正进入历史可能就会有问题。

　　关于图书馆，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今天各个大学的图书馆，因为主要是为大学服务的，所以给社会提供的很少。一般来说，大学图书馆是分开的，比如说广州图书馆是面对整个公民，但是中山大学的图书馆可以为广州市民服务，也可以不为广州市民服务，是分开的。现在很多大学图书馆做了一件事，就是努力的数字化，用网站的形式，今天所有主要大学的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数字化的工作非常重要，而且可以这么说，今天年轻的学生们，不管在什么地方，你要尽量、尽快学会各大图书馆的电子资料，国内的、国外的，做专业研究的人，对我们来说，在全世界各大图书馆他们所制作出来的挂在网站上的，有的只能查阅的那些资料，使得我们可以迅速超越和图书馆的隔阂给我们造成的不方便。

　　我承认你的批评，就是一些图书馆对于使用者来说有一些不太友好的态度，尤其是比如在国外图书馆走多了你会发现中国藏书楼的传统，因为国外的图书馆有书给别人看是我的光荣，用的越多越光荣，中国的图书馆有好书自己留起来，别给太多人看到，我的价值就会失去了，这个思路是有区别的。

　　现场提问3：陈教授您好。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了解到您的国学造诣非常高，对于现在的大学校园来说文化氛围也是有一定的缺失，特别是工科学校。现在一般有两种说法，一种正如四书中所说的大学之道是在德，以培育德为传统的文化造诣，另外就是西方性的，让大家开放思想提出自己的想法，用开放的眼光丰富校园文化。我想请问，您作为国学方面的专家怎样看待大学校园文化建设这方面的内容呢？

　　陈平原：首先我想说，我不是国学的专家，因为我认为国学是有特定含义的，说实在的我对国学热本身是有一些异议的。我说我不是国学方面的专家，我以为影响当今中国的思想、学术和文化的，不仅仅是国学，还有西学，还有一个我们必须要指出的，中国人接受西方建立起的新的学术传统，起码有一百几十年，160年左右吧，我们在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对话的过程中生长出来的那样一种新的学术文化。当然有一点，这些学术传统不能归结为传统，所以我不认为应该以国学为有没有文化的代表，国学是众多学问中重要的一类，即使在今天我也不希望大家把国学作为整个学问的代表。国学这个概念，其实一开始是一个防御性的口号，就是说西学进来了，中国人为了对抗西学，我们生产出国学。清代人没有说国学的，明代人更没有国学，没有西学的冲击我们就没有国学的成长，假定是这样的话，你就会明白为什么很多人说国学的时候，其实指的是从先秦到清代的中国的学问。民国年间、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其实这一百多年我们已经形成了另外一种学术传统，我认为谈文化，必须在国学之外考虑到十九、二十世纪建立起来的学术传统，当然更应该强调西方的学术传统。

　　现场提问4：非常感谢陈教授的精彩讲演。两个问题请教。第一，根据您刚才的排行榜那一段的演讲，请问您的心目中，大学排行榜的评判标准应该根据什么来衡量比较公正和客观？第二，北大必须介入到当代中国的改革中来，这个介入不一定是靠诺贝尔奖等数量来体现的，那么你认为这种介入是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表现特？

　　陈平原：排行榜很大程度是一种商业的和新闻的炒作，和学术发展关系不一定很大。对于高等教育整个世界的发展来说，排行榜不是一个促进的因素。真正的学者，是不怎么看好排行榜，也不怎么看重排行榜的，排行榜尤其在中国，很多是家长参考孩子们报考大学的需要而制作起来的。所以用什么标准？假如一定要排的话，应该是专业性的，比如说人文学，教育部有一个中国文学研究，各个大学的情况怎样，物理学的研究，各个大学的情况怎么样，落实到专科上，可比性才会比较强。

　　因此你要让我制造一个新的排行标准，这不是我的愿望，制造出来也照样还会有问题，所以我不是太愿意说。

　　至于说北大介入到当代中国改革，我没有说北大不要出诺贝尔奖的学者，而是说中国教育现在在提升，教授们的水平介入国际所谓学术场的工作努力越来越加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谈与世界接轨的那个声音很大很大，谈本土化很少很少，谈大学应该服务于当代中国，以及当代所在的那个城市和地区，这个思路相对来说又小的多。所以我会提出，大学是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大学有面对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那个指标，但是大学还有服务于当代社会的功能。一个大学影响一个地方的那种科技水平，同时影响一个地方的道德水准和文化氛围，相对来说因为科技转化的问题，科技水平大家一说就明白，这个大学擅长那一个方面，这个方面比较实，这个大学对于整个地区文化的、学术的、思想的、道德的提升，这个方面相对来说比较虚，所以关注的比较少，所以我会更多的强调这个方面的问题。

　　现场提问5：陈教授您好，我是中山大学新华学院的学生。我们学校作为一个私立院校已经有五年了，跟中大每一个方面都无法对比，在这样相对劣势的情况下，我们学生怎么更好的学生，拉近与中大的距离呢？

　　陈平原：我在北大演讲、讲课，除了我的学生，还有很多旁听的。现在有一些大学的师资水平比较低，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有几个办法，一个是借窗外的风景，如果你的学校旁边有一些好的大学，可以过去听一些课。另外各地都在做各种专题的学术讲座，这是比较好的事情，不仅仅是广州，我到过很多地方，都在开展这一类的学术讲座，假如你的专业、你的学校的学术水平不是很好，那么有意识的出来参加高水平的学术讲座，我觉得对于学生本身来说是提升自己水平的一个很好途径。当然，我这不是给广州讲坛做广告，不仅仅是这个讲座可以，别的讲座也可以有这个功能。

　　主持人：同志们，今天陈平原教授给我们做了非常精彩也非常深刻的报告，对我们来说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对高校的历史、传统，对高校发展的思路、未来的前景，包括中国高校存在的问题和出路，我觉得对我们有非常好的启发。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感谢陈教授。今天的广州讲坛就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