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穗生·

　　广州“永汉路惨案”是广东国民党当局制造的一宗血案。发生地点在现越秀区北京路（当时称永汉路），时间是1931年10月10日。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消息传来，广州爱国群众无不为之震怒，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声讨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暴行，号召人们奋起抗日。社会各界的抗日救国组织纷纷成立，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广东各界抗日救国大会”，作为广东抗日救国运动的统一组织。

　　广大爱国群众还把抵制日货，对日经济绝交作为打击日本帝国主义的重要手段。广州学生抗日联合会组织爱国学生对市内专办日货的大商行进行调查、登记，令其自行封存，不得售卖。并发表劝告商民书，痛陈亡国之惨及号召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各界群众也纷纷召开反日会议，议决停止购运日货入口，实行对日经济绝交，规定对日货不予起卸，不得运载，致使日货在广州的销路几近绝境。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怒火燃遍了广州全城。

　　当时，广州国民政府表面上也标榜所谓“抗日反蒋”。但是，他们为了扩大其地方实力，不顾全国抗日救国的激愤民情，暗地里派出外交要员到日本活动，以答应制止群众的抗日运动为条件，从日本购进大批军械。不少官员也上行下效，大发国难财，广州公安局永汉分局局长杜煊泰，在永汉路开设新世界洋货店，专卖日货。“九一八”事变后，仍不断贩卖日货，牟取暴利。

　　1931年10月10日，新世界洋货店又购进大批日货拍卖。当天下午2时许，有一伤兵罗耀廷到该店购物，发现所售均是日货，倡言请该店将日货检出焚毁。该店不允，遂发生口角。附近围观群众也纷纷指责新世界商店所为。一时间，群情汹涌，骂声不绝。永汉分局之警察闻讯前来，该店更有恃无恐，竟诬指罗耀廷抢掠货物。警察不问是非曲直，开枪向群众示威，继而把罗耀廷拘返永汉分局，诬以抢掠及扰乱秩序之罪。此时，适值广州市学生抗日运动联合会委员张寿林路经此地，见状后，以为被捕者是学生，即返会报告。广州市学生抗日运动联合会委员们闻讯，即全体奔赴永汉分局交涉，要求放人，这时，群众越聚越多，达2000余人。一部分人包围了新世界，把新世界的日货搬到永汉路中焚烧，其中一些学生还站出来向群众演说，宣传抵制日货之意义，“声嘶力竭，状极悲愤”。另一部分人则包围了永汉分局，愤怒谴责该局无理拘捕爱国群众，强烈要求释放被捕者。但永汉分局对广大群众的正当要求置之不理，并将铁门关闭。这种蛮横行径，更激起了群众之无比义愤，遂用石头、瓦片等物掷击该局，以示抗议。警察也以砖块还击。直至晚上11时许，广州市公安局派出大批保安队员开到，永汉分局警员在该局长杜煊泰的指挥下，分兵四路，向群众开枪扫射，并用枪把、木棒追击群众。北追至财厅，南追至天字码头，西追至维新路，东追至文德路。霎时之间，枪声阵阵，爱国群众多人倒在血泊之中，学生及民众100多人被捕，酿成骇人听闻之“永汉惨案”（因事情发生在10月10日，故又称“双十惨案”）。事后，警察又用箩筐把受难群众之尸首运走，实行毁尸灭迹，至使此次惨案伤亡群众这确实数字无从查悉。根据11月4日广州市公安局呈广东省政府的一份文件，以及粤海关档案《各项事件传闻录》的记载，死者有张耀培、古载文、陈联三人，伤者有姚国桢、陈苏、马秀山等24人。

　　翌日凌晨2时15分，2000多名群众自动联合起来，涌向太平沙十号二楼杜煊泰的住宅，要把他揪出来痛打。杜的家人纷纷从楼上掷下玻璃瓦器，封住前门。愤怒的群众遂改从后门冲了进去，“有呼打者，有呼杀者，愤激情形，莫与伦比”。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闻讯，即派出大批保安队人员前来弹压，群众才高呼口号而散。
　　与此同时，全市学生抗日联合会、“中大”反日救国运动大会在中山大学召开紧急会议，与会学生愤怒控诉国民党警察屠杀爱国民众、镇压群众抗日运动的罪行，“多数学生，泣不成声”。会议议决于11日上午在中山大学操场召集各界群众大会，向国民党当局请愿，要求“克日将公安局长撤职严办，永汉分局局长及一切凶手枪决示众，以除家贼，而伸国法，而严饬军警切实保护爱国民众，保障以后不得再有同样事件发生，并克日拨款赔偿死难同胞与一切被伤者之药费，以慰死者，而救生者”。接着，中山大学反日救国运动大会发表宣言，提出抗议。

　　11日晨，广州各界代表千余人齐集中山大学，奔赴广州国民政府请愿。请愿群众把遇害者的血衣七八件用竹杆揭示，沿途高呼口号，情景异常悲壮，见者无不为之动容。抵广州国民政府后，即推学生代表卢森、王子俊、李治平等人以及报界代表刘德明、机器工会代表朱敬上前递交请愿书。广东国民党政府要员汪精卫、萧佛成、邓泽如、孙科、陈济棠等人不得不出来接见，被迫作出四点答复：（1）公安局长陈庆云已引咎辞职；（2）组织特别法庭审判杜煊泰；（3）抚恤被难民众；（4）保障以后的民众运动。

　　当天入夜以后，各校学生纷纷列队往市内繁华地点演说，其中一队学生，在财厅前五头灯柱下，展示杜煊泰夫妻的相片，向群众发表演说，宣传抗日救国，控诉当局镇压民众爱国抗日运动的暴行。“市民聚听者，甚为踊跃。”

　　12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布全市戒严，调遣大批军队把守广州各街衢要道，所有水陆来往人员以及车辆船舶，均要接受检查。尽管如此，仍无法控制事态之发展。当天上午9时，广州学生各界再次到广州国民政府请愿，重申枪决元凶杜煊泰等要求。正午12时，全市学生抗日联合会、广东机器工会、铁路工会、海员工会、广东全省抗日救国会等抗日团体在中山大学礼堂召开代表大会，议决组织广东各界“永汉惨案”后援会。

　　12日凌晨2时许，被扣押在公安局的“永汉惨案”中屠杀民众之主犯杜煊泰、伍学扬、冯炽椿、江誉?四人，串同监视犯人之侦缉员李和、陈芬，以及督查员李桂芬、黄子桑等四人潜逃。13日，杜“潜逃”消息传出，激起广州爱国群众公愤。广州全市学生抗日联合会立即召开会议，号召全体罢课。两天之内，广州市内各校先后实现罢课。与此同时，广州电力工会、自来水厂工会、铁路工会等工会工人也拟与学生采取一致行动，酝酿罢工。

　　12日上午，广州国民政府宣布全市戒严，环绕广州国民政府各马路严加守卫。是日正午12时，中山大学、广东法科学院学生数百人到广州国民政府举行第二次大请愿，因受到军队的阻拦而不能进入。国民党的戒严部队控制了整个广州的局势之后，下午4时，特别法庭才开庭审讯。其时，凶犯早已潜逃，所谓开庭审讯，不过是继续欺骗群众的把戏而已。因此，开庭后两个多小时，仍未有犯人提出，于是，法庭向观审者宣布，“办公时间已过，改期明日再审”。第一次审讯就此草草收场。

　　13日，全市学生抗日联合会议决实行罢课后，国民党广州市公安局即派出大批便衣及侦缉往各校“保护治安”。陈济棠也派出大批军队到电力厂、自来水厂、铁路局等附近屯驻，迫令各厂工人于工作时间满时，如未有人接班，不能离开工厂。14日，新接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的香翰屏在广州西瓜园召开新闻界招待会，声言：“如果人心不安定，对于言论界之报纸，亦须检查。”15日，广东教育厅召集各校长会议，责成各校长克日召学生返校上课。16日，广东省教育厅、广州市教育局分别发出通告，令学生停止罢课。市教育局还规定各种惩罚措施。由于国民党当局采取了上述一连串的压制手段，由“永汉惨案”而引起的广州各界爱国群众之怒潮才渐告平息。

　　参考资料：
　　1.《中共两广省委通告（第六号）》（1931年9月20日）。
　　2.《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10月12日）。
　　3.《越华报》（1931年11月5日）；《各项亨件传闻录》（1931年10月1日至15日）。
　　4.《中山大学临时紧急会议请愿文》，见《中山大学日报》（1931年10月13日）。
　　5.《中大反日救国运动大会宣言》，见《中山大学日报》（1931年10月13日）。
　　6.《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10月13日）。
　　7.《公安局呈省府文件》，见《广州民国日报》（1931年10月16日）。
　　8.《教育厅长金曾澄给各校之通令》，见《循环日报》（1931年10月16日）。
　　9.《循环日报》（1931年10月15日）。
　　10.《循环日报》。（1931年10月16日）。
　　11.《循环日报》。（1931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