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少卓·

　　近代教育学制体系，在广州市的形成过程是较为特殊的。大概因为广州和外商接触得较早，最先出现的是一些专业性的高、中级的教育机构。例如，1864年设立的“同文馆”是培养外语通译的；1882年设立于黄埔的“实学馆”，是詹天佑任教习的；1879年美国教会设博济医校，收男女生；1888年成立格致书院（按物理学旧译名为“格致”），后来成了岭南大学。

　　中文首先出现的是中、高级专业性课程的教育机构，学生来源从旧式私塾培养出来的“士人”中选取，或者从自学成才者中吸收。讲究科学依据的高级学科，要从不讲究科学知识的基础训练机构中选取学员，这是和清廷采用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有关的。事实上，当时还有些传统形式的书院存在的。例如，光绪十四年（1888）落成的广雅书院，是贡生和监生才能入学的；同治八年（1869）设立的应元书院，是考选举人入院肄业的，是当时广州的最高学府。它们所研究的都只是文史和“治国之道。”

　　1902年，清廷明令改书院为学堂，于是，原有的一些书院陆续改办成中学堂或各种专业性和综合性的大学堂。也就是说，辛亥革命前的十把年间，广州市已经初步具备了中、高层的近代教育体系。但作为这个教育体系的初级机构，主要是私塾。

　　私塾和近代化的学校不同。学生年纪参差不齐，由同一位老师按每人的程度分别教授功课。只有一些“大姓”或富家可以集中若干名年纪和程度较相近的子侄，延聘老师教学，这便是所谓家塾了。显然，每塾的学生数目不可能很多的。笔者本人小时候曾到过广州市清水濠的明德私塾，塾中只有两三张八仙桌，人数不过十多个。据说也有多达二三十名学生的。按市政协文史资料《广州近百年教育史料》载：1924年3月市内有私塾男塾636所，女塾129所，学童3万多人。直至清代末叶，广州是没有女塾的。后来至1921年广东省政府才颁布男女同校令，可见更不可能有男女同收的私塾存在。据笔者所知，广州市第一家女塾是约在1895年设立在司后街（即今越华路）的“越华女塾”。开办人是何佩萸女士，她原藉肇庆，谙熟古典文学，随夫到广州为官，夫病故任上，何佩萸遂开办女塾以作生计。据说当时教授内容只有识字，尺牍、女孝经等几项。后来，她受聘到惠州开办坤维女学，并任校长。辛亥革命后，广东省议会认可何佩萸和另一位女子教育家张源女士举办女子教育著有成绩，乃选拔为议员。当时的名称，叫做“代议士”，共有三位女性，另一位代议士是在广州行医多年的产科女医生程立卿。

　　作为现代学制体系最低基础的一层是小学。广州市何时开始出现第一家小学堂，文献无征，估计广州市近代形式的小学校可能在1904～1907年间出现。1908年前后，西关丛桂路的“丛桂小学”，可能是较早的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