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药工刘明、刘俭、冯耀南在中山小榄菊花大会上。(翻拍图片)

　上世纪80年代,清平路是刘明、冯耀南、刘俭常碰头、交流中药鉴别经验的地方。

上世纪90年代老药工刘明收了两个徒弟:周路山、陈学鹏。(翻拍图片)

上世纪40年代,刘明在“杏培堂”当学徒,“杏培堂”位于今天的和平路。

　　●人物素描

　　刘明（1925-2001），1925年8月出生，广州南海人。1940年入行药材业，从事中药55年，由学徒炊事员、掌柜做起，再到下乡推销工作。1954年参加市总社，1955年，从事市药材公司批发业务，负责荔湾区药材总店批发零碎管理工作。1971年在市药材公司药品质量科工作。编著有书籍《中药材商品质量鉴别规格》、《常见中草药真伪鉴别》等。2001年因支气管炎、哮喘病去世。育有一男一女，女儿也在中药材公司工作。

　　历史的枢纽

　　刘明：“名符其实、特上加特”的老药工

　　没有家族的师承传统，没有经历传统的科班教育，应该说，广东有名的中药鉴别师刘明走上中药之路，只是机缘巧合。从小学毕业后，到广州读私塾，再到入药行当学徒，一切看起来好像只是命运冥冥之中的安排。

　　上世纪50年代以前的药店，时常在门口挂有“药到回春”的横匾，这是指病人服药后即解除病痛的一种赞誉。其实，相比中医，那时的中药人员并不是一个风光的职业，在当时市民眼里，中药人员并非什么济世“活菩萨”，充其量只是小商人一个。

　　而对刘明来说，他必须从最低一级做起，当学徒，煮饭扫地、点香拜佛，对中药知识的学习只能靠“偷师”。干了六年时间的杂活，1946年，刘明脱离学徒生涯，真正开始从事药材业务。

　　与解放前卑微的从药身份相比，解放后的思想风潮对他个人的伤害似乎更为可怕。跟那一代人的命运轨迹一样，刘明也经历了公私合营后的再就业。1954年进入市合作总社工作，1955年，他到市药材公司从事药材业务工作。《东方红》、《咱们工人有力量》、《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这是那个时候最流行的歌曲。由于解放后刚刚重新参加工作，各行各业中人人都似乎怀着一颗炽热的心，大家非常有干劲，中药行业同样不例外。而在全国上下这种热情似火的背后，老药工刘明一生曲折的命运却由此展开。在紧接而来的每次运动的冲击下，刘明都无一不成为祸害光顾的对象。尽管，妻子郭翠琼对他的描述是：心肠好。但是，在那个年月里，好人并不平安。

　　在“四清”运动中，刘明写下了《自己的前半生》交代材料，归纳了四大“罪过”：“用人不问政治”、“利润挂帅”、“多吃多占”、“浪费国家财产”等。“文革”期间，他胸前挂黑牌，上面写着“走资派、大黑手”，打锣游街，低头认罪，接受群众大批判，后被下放到零售店当售货员和苦力工。

　　“文革”后，中药人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大大提高。随着体制的多次变革，刘明也经过了几次的人事变动。后来，他开始在广州市药材公司质管科工作，专门从事药品监管工作。

　　1978年12月，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他“广东省特级药工”称号。在他的遗作手记曾记载这么一件事：1985年，刘明代表广州市药材公司上京领取医药管理局颁发的《老药工荣誉证》，会议很隆重，当时的副总理田纪云与全体代表合影留念，委员长彭真亲笔题了词：光荣的老药工的经验是我国传统医药学的一个宝库。看到这题词，刘明不禁感慨万千，由于曲折的过去，他自嘲自己这个特级药工“名符其实、特上加特”。

　　自嘲归自嘲，刘明并没因个人屡受打击而放弃对中药的热爱。在笔记遗作中，刘明有自己的一句座右铭：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对只是小学毕业的他来说，几十年来的自学之路始终如一。

　　从解放前的药行学徒，到解放后中药师的转变。刘明的坎坷生活诠释了一个老药工的人生历程，也代表了一代人与国家动荡紧紧相联系的个人命运。

　　访谈

　　几十年，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何其漫长，而几十年的回忆，对于过来者来说，却恍如昨天。1946年，郭翠琼与刘明认识，1948年，两人结婚。“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药行柜台开单了”。谈起往事，郭翠琼淡定和从容。

　　或许过去的遭遇，使她对外来的询问心存戒慎，面对记者的采访，她的要求是：不拍照。采访结束之时，她还对记者再三叮嘱：不要涉及刘明家族后代的事情。

　　关于家世

　　祖籍佛山 父营糖饼 少随舅公 来穗做药

　　记者：刘明师傅祖上是做中药生意的？

　　郭翠琼：他祖上没人做医药生意，他父亲在佛山，开了一间叫“公兴隆”的糖饼店，做礼饼生意。他有四个兄弟，一个妹妹。他在佛山长大并读完了小学。

　　记者：他后来来了广州。

　　郭翠琼：他的舅公在当时属于大户人家，在广州做药材生意，听说在佛山也有药材行和别墅。刘明几兄弟中，舅公比较喜欢他，十来岁时，就被舅公叫到广州上私塾，陪伴表弟读书，那私塾叫“雾依”，他在那里读了两年。两年来，他就一直寄住在舅公的药材行。舅公在广州不止一间药行，在仁济路、水月宫一带都有药行。读完私塾，他留在抗日路（今天的和平路）的一家叫“杏培堂”的药材行当学徒。

　　记者：当学徒主要做什么？

　　郭翠琼：1940年他入药材行当学徒，学徒习惯被称为“后生”，主要职责是早上煲开水冲茶，点香拜佛，打扫掌柜台面，倒痰盂，至八点准备开门营业。另外，他还要尊商业规例，在规定的日子，拜祭神明，干三年之后才能晋升为打杂。

　　记者：他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中药？

　　郭翠琼：他不是正式的科班出生，从小到大没有上过一天医药学校。当学徒，除了帮师傅打扫仓库，还要学习包扎药物，送货。有时要将货送到码头让开往乡镇的渡船托运，货多时用“猪笼车”推，货少就只由两人抬着去。夜间大伙入睡，他才偷偷在柜面上练字、练珠算、阅读《秋水轩尺犊》等书，直到深夜才睡。

　　年青时代

　　“杏培堂”学徒暗学艺 勤奋成就中药师

　　记者：自学中药？

　　郭翠琼：对，勤奋地自学。当学徒靠“偷师”，要悄悄地耳听眼看内行人的讲和做。他在入行两年时，一次在废旧纸店中发现一堆有中药图影的旧字纸，残旧不堪，仔细一看，是一本《中国药物标本图影》。他当时即按旧字纸论斤计价把它买了，如获至宝，而药行原有一本《药物出产辩》，陈仁山先生写的，他说这两本书，对他增长学识起到很大作用。

　　记者：后来他又做什么了？

　　郭翠琼：本来学徒为期3年，他一学就是6年，经6年磨练，他才晋升为帮柜。原因好像是他的个子不高，而灶台高，煮饭非常不便，就到柜台干开单之类的活，后来就下乡接洽业务了。

　　记者：做业务员了。那时中药材是怎样定价的？

　　郭翠琼：过去各行各业都是书面报价，这方法很旧。记得解放前药材行情发布价格，是由一个从事中药多年的老人主持，他到各药材商行抄录某种中药材成交价，然后汇编油印成一份四开纸大的行情，派送给订阅的药商，大概每月收工本费1-2元。

　　记者：广州市药材公司成立，他也跟着转业？

　　郭翠琼：对。当时，大伙都热情高涨，个个储备着为祖国做贡献的热心，《东方红》之类的歌一度很流行。那时候，原市供销合作总社经营中药业务那一块也划归市药材公司，为表示庆祝，这两个单位药材人员为此举办了一次郊外野餐活动。因为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第一次集体活动，当时有上百人参加，小组还找了他当炊务主持人。大概1956年左右，有苏联专家来了解药材仓库，他也被安排陪同前去，那是他第一次坐小汽车。那时候坐小汽车是一件非常风光的事情。

　　记者：刘师傅经常自己去采药吗？

　　郭翠琼：当然。采药的苦乐只有他自己能够体会，那种风险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有时是一件搭上命的活。不过，在他几十年的从药生涯中，对中药进行鉴别占了他大半时间，他自己总结过很多戳穿江湖卖药的手法。

　　关于旧俗

　　每逢农历四月廿八 药材行普庆药王诞辰

　　记者：当时有哪些中药界的商业规例？

　　郭翠琼：当时很多规矩，农历初一、十五，煲及第粥；初二、十六做�l（拜祭土地神）老板要加菜。1954年以前，广州市药材行业，每年农历四月廿八，有庆贺药王诞辰的习惯。药王是指古代十大名医之一孙思邈。那天，市内所有经营药材的商户都要烧香拜祭，也要加菜。这个民间活动1954年后淡化了。

　　假药旧事

　　“高达泉事件”惊广州 “铁破汤”影响盖全国

　　记者：那时候假药多吗？

　　郭翠琼：假药事故时有发生，因为人们对药的认识较少。1961年，国家处于困难时期，部分人因营养不良、血气不足、四肢乏力，常买些补益中草药与肉类或猪头骨煲汤饮，意在强身。

　　有一次，一铁路工人到个体户高达泉的药店购买黑老虎四两，但高的药店没有黑老虎，他顺手将在炉灶边备作柴烧的根藤用刀切成片卖给那工人，后来那工人食用后痛绝身亡。经调查核实，高达泉为了做成小生意，将明知不能入药的那种备作柴烧的大茶药当作黑老虎出售。最后，高达泉被法院判了5年徒刑，当时高达泉已经70多岁了。

　　记者：当时有质监局管理中药市场这些问题吗？

　　郭翠琼：有，但管理者的中药知识也不全面，因为中药材同一名称不同来源或同一品种各地称谓不同的情况不少，所以他们也经常闹出一些错判的笑话。刘明曾说过，火烧铁破汤那场事故，教训也很大。

　　记者：铁破汤事故是怎么回事？

　　郭翠琼：铁破汤面世，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那时感染肺结核的人很多，治疗肺结核的西药“米仙”价格昂贵，每次使用量又大，大部分患者负担不起，而以中草药铁包金和穿破石为主要原料制成的铁破汤丸，价格相对便宜，且对肺结核也有成效，很受群众欢迎，很快就热销全国。后来，为追求产量产值，药厂生产铁破汤丸不顾质量，卫生部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通知有关存货单位，不需退货可将货品就地烧掉。当时药丸有的当作肥料送给农民，有的抛入炉灶当柴烧。大约到70年代，兴旺一时的铁破汤丸就此在市场上消失，它的危害牵连全国药业。

　　个性命运

　　幽默随和屡遭诬害 干校学习不忘采药

　　记者：刘师傅是个怎样的人？

　　郭翠琼：他个性幽默、随和，老的少的都喜欢跟他说话。50年代，市政府号召干部义务筑广钢铁路，即由白鹤洞至钢铁厂这一段路，那时参加劳动是利用晚饭时间前去的，挑灯夜战，担泥筑路基，经常到深夜两点钟才停工。60年代初，全国上下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他也很踊跃，帮孤寡老人搞家庭卫生等，有好几个星期要同环卫工人一起到公共厕所清粪便，一般是每个星期六的晚上。尽管这样，他的一生还是十分坎坷的，在各个时期多次受到别人诬害。

　　记者：是因为什么呢？

　　郭翠琼：1954年参加市供销合作总社工作，他被安排到十三行营业部当业务员，主要负责推销药材。当时正值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对紧缺商品采取限制供货。而十三行邻近一代都是药材商铺，有大户、中户、小户。他有一个同族的堂叔，在附近开了一间药店，向供销社十三行营业部进货，凡按政策供应的他均按政策行事，没有徇私。后来却有人诬告他特意关照堂叔。总社监察科还派了两个同志找他谈话，叫他老实交代，写报告，但实无其事，后来就不了了之。

　　1957年，他去从化大夫田五七干校学习。这年，他支气管炎发作，想推迟去，但想到之前去干校的同事一去就是一两年或三四年，他这样的短期学习算是“优惠”了，所以带病前往。连长见他身体虚弱，终日咳嗽，就分给他轻点的活，派他看宿舍，偶尔叫他去菜地拔草。他空余时间多，就把采药作为业余劳动。有一次，班长传连部命令，要检查卫生，草药被搜到，还被检查员训斥。

　　文革记忆

　　药店名有“福、寿”字 均被视为“封资修”

　　记者：据说“文革”时药材公司也很乱。

　　郭翠琼：当时药材公司也分裂为旗派、公派两阵营。当经理、当领导的都成为批斗的对象。他该受的罪都受了，站波台、挂黑牌，游街示众，晚上被禁锢，不让回家，幸好存活了下来。但他身体不好，一直以来都有支气管炎和哮喘病，那时候被整后，这病变得更严重。后来他被下放到红群药店劳动。

　　那时，中药材的名称有一部分带有神、仙、佛、太子等字，比如神曲、佛手、太子参等，受“破四旧”影响，当时上面决定将神曲改名为药曲，将太子参改名为童参，将佛手改为手桔。还有，中成药产品如王老吉凉茶由于姓王的老板以自己的名字冠称，于是改名为广东凉茶，冯了性风湿跌打酒把“冯了性”三个字删除。而经营中药配剂的商店名称，多使用寓意吉祥的福、寿、安、保等字，或以店东的姓氏为号名，“文革”初期被认为是“封资修”，非革它的命不可，掀起了一场更换招牌的群众运动，后来换上有社会时代气息的称谓。如“采芝林”更名为“红卫”，“同仁”更名为“立勤”。“敬修堂”中药厂还遭围攻，说不反修还要敬修，勒令该厂拆招牌。“文革”结束后，这些老字号招牌才慢慢恢复。

　　职业窘困

　　“皮球”公司被踢9次 女儿在校被称“药材龟”

　　记者：红群药店是个什么机构？

　　郭翠琼：红群药店是药材公司荔湾区批发部的一个门店，他被下放到那里劳动，当基层工人，除了站柜台，还要做搬运工，经常扛托货品上楼。其实，这些对他来说都没什么，熬熬就过去了，他曾说解放前，干中药这行也并不出众出色，总有低人一等的感觉。解放后，药材公司也曾一度被称为“皮球”公司。那时候，女儿上小学时，在学校，也经常被人瞧不起，被称“药材龟”。

　　记者：药材公司为什么被称为“皮球”公司？

　　郭翠琼：“反右”前夕，曾有篇文章叫《“皮球”公司小记》，是指中国药材公司像皮球一样由商业部踢给了供销合作社，再由全国供销合作社踢给商业部，后由商业部再踢给卫生部。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药管理体制大大小小经历了九次变革，上面变动，基层也跟着调整，每次变革，药材部门必定吃大亏，人才物力流散。

　　记者：听说以前中药行业也进行过职称评定，他参加了？

　　郭翠琼：1980年前对中药行业来说，“职称”一词是十分生疏。那时他什么职称都没有，但卫生局评考中药人员，请他去从化当命题老师，他非常紧张。当时分“中药师”和“中药士”。由于1978年，省政府授予他省特级老药工称号，所以不用考试，直接晋升为中药师。他自己也说了，如果参加考试，最多也只是中药士而已。

　　晚年生活

　　悉心授徒传递国粹 鉴药交流风雨无阻

　　记者：一起获得“广东省特级药工称号”的还有哪些人？

　　郭翠琼：有6位，医疗卫生方面有3位，商业方面有3位，除他外，还有广东药材公司冯耀南师傅，佛山市药材公司蔡振华老师傅。他和冯、蔡两位师傅的情况不同，他比他们任何一位的经历都曲折得多。

　　后来，国家人事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出通知“关于采取紧急措施安置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的决定。”广州市药材公司指派他负责带周路山、陈学鹏为继承人，1991年在广州举行了“广东省中医药拜师大会”。

　　记者：退休后，刘师傅还从事药材监管工作？

　　郭翠琼：他是1989年退休的，退休反聘做一些辅导工作。那时，他和冯耀南等几个老人家时常碰头聚会，每个周二都会一起吃早餐，畅谈有关近期中药市场出现伪劣药品，交流经验，特别是刘俭师父每周二从佛山远道而来，风雨不改。三名老药工都有相同点，从事中药材业务五十多年，文化程度低，初中学历都没有，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分工合作，执笔、编写了多本有关中药商品知识的书。

　　记者：在中医药界，他还有哪些好友？

　　郭翠琼：除了跟中药界冯耀明、刘俭几个老友关系很好，他跟老中医胡泊明也是好朋友。“文革”时期，胡曾被下放到海南，后来是他出面帮忙把胡老弄回来。

　　以上访谈及讲述由刘明之妻郭翠琼回忆并参阅刘明遗作手稿《百草园笔谈》完成，感谢广州市药材公司提供帮助

　　●药史拾遗

　　解放前的药行佣金制

　　刘明当学徒工资微薄，每月薪酬为10斤大米，按市场米价计算金额发给，另有佣金2厘，金额3元左右。那时候佣金的分配大概是老板占2份，大掌柜占1份，帮柜占8厘，管店占一份，打杂占8厘，伙头占5厘，后生占2厘。佣金多收，则入息多收。佣金是货价之外向顾客收取。当时佣金制有几个档次：南北、西土、药材行按贷款额加收百分之四；生药、药片行业按贷款总额加收百分之八；参茸幼药行按贷款总额加收百分之八；熟药店按贷款总额加收百分之十。

　　50年前药行流行的顺口溜去时似公子，下车入兔子，归家像驼子，结算成债子

　　广州市药材公司成立于1955年4月1日，成立后，需要大批从事购销工作的业务员，那些业务员经常为解决广州市人民用药需要，在全国各地东奔西走。有些人还要常驻省外，每年只能回家两次，在回来向组织汇报工作之余，才能和家庭老少享天伦之乐。

　　那时，国家经济困难，为减少开支，他们要自己携带小型煤油炉，那时候称为“宝莲灯”，走到哪里都是自己煮饭。当时在行内，流行他们自编自嘲的顺口溜：去时似公子，下车入兔子，归家像驼子，结算成债子。

　　为“桑寄生”平反

　　有一种中药叫“桑寄生”，在极左路线影响下，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片面认为，不是寄生于桑树上的，就不是“桑寄生”，而是“杂寄生”。

　　七十年代中期，广州国外游客增多，华侨喜用此药却处处找不到。市药材公司业务部的人找刘明商量对策。刘明那时负责质管科工作，他对仓库的“杂寄生”进行复查，最后向业务部作了答复：库存的“杂寄生”应作“桑寄生”出售。

　　业务部负责人说，如出错，将来你要负责。刘明仔细辨认后建议，挑选库存的杂寄生蒸制出售，用新包装，堂皇写明“桑寄生”。后来证明，华侨喜用的“桑寄生”正是仓库里库存的“杂寄生”。

　　中药行曾有个“商鉴组”

　　广州市中药商品鉴别研究小组（简称“商鉴组”）成立于1956年8月22日，是老一辈中药人员自发组织而成，其成员包括卫生、商业、工业有关部门，刘明是“商鉴组”主要负责人之一。

　　“商鉴组”成立初期，有成员30人，目的旨在对中药品种经营起指导作用，鉴别研究中药材商品真伪、优劣。每周二举行碰头会。“文革”时期，小组碰头会仍然没有停止过。后来，由于没有经费、没有效益而解散。

　　本专题由南方都市报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合作编写。

　　本版撰文/图片翻拍 本报记者 陈坚盈

　　本版摄影（除署名外）本报记者 黄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