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葡萄牙是中立国，澳门也因此算是中立地区，有着特殊的环境和地位。广州、香港相继沦陷后，由于日本没有派兵占领澳门，澳门成为战火中的孤岛。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澳门特殊的历史地位，澳门同胞的抗战活动十分活跃，广大澳门爱国人士开展新闻、文学、戏剧、歌咏、美术等活动，宣传抗日救亡，有力地揭露了日军的侵华暴行，传播全民族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的主张，唤起澳门同胞的爱国热情和觉悟，积极支援内地抗战，在国内、国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中国抗战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1945年1月成立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及其前身部队之一的中山人民义勇大队与澳门关系密切，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珠江纵队在敌后战场取得的胜利，与澳门同胞的支持和声援作为有力的后盾分不开。澳门大批爱国青年奔赴珠江三角洲和东江等地区的抗日前线，为抗战事业献出了宝贵的青春乃至生命。

    广州、香港相继沦陷后，由于日本没有派兵占领澳门，澳门成为战火中的孤岛。随着日伪特务、海盗土匪、黑恶势力的涌入，澳门社会治安十分混乱、处境困难。中山五桂山区根据地日益巩固，军事力量不断壮大。与中山相邻的澳门当局，出于遏制土匪和日伪势力的需要，希望与中山抗日义勇大队建立合作关系。中山抗日义勇大队经向上级请示后，决定利用澳门的特殊地位，拓展珠江三角洲敌后游击区的空间。1944年初，澳门天主教堂的安神父到五桂山区内的贝头里石门路教堂传教，大队长欧初与他多次见面。安神父返回澳门时，欧初派员护送，并修书托安神父转交给葡澳当局。葡澳当局也通过在澳门居住的中山籍人士黄槐与欧初联系，要求派人面谈合作事宜。

    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批准中山抗日义勇大队先后派出梅重清、郭宁、黄乐天等人赴澳，与澳葡当局警察厅的代表、政治部秘书慕拉士达成四项协议：一、双方互相协作，打击骚扰澳门的敌军、土匪，共同维护澳门治安：二、澳葡当局同意五桂山部队到澳门进行不公开的活动，包括发动爱国人士进行募捐、收税、筹集抗日经费；三、同意五桂山部队在澳门购买部分物质，如弹药、医药及其他设施；四、双方建立一定的合作关系。根据协议，五桂山抗日游击队先后捉拿了在澳打单勒索、搜索军事情报的“老鼠精”（化名）、汉奸特务黄公杰，移交澳葡当局，大快人心。

    根据协议，中山抗日义勇大队在澳建立的秘密办事处，为部队开展募捐筹款，筹集军需给养。义勇大队送小量的伤员到澳门救治，得到镜湖医院柯麟医生等医护人员的悉心医护。爱国人士傅德荫、何贤、严仙洲、吴志强等，积极筹集捐款中储券一百多万元和药品一批，暗中支援五桂山抗日游击队。中山抗日义勇大队开展对澳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派出专人到澳门，动员和组织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学生参加中山敌后游击队。1944年7月初，李嘉带领刘光普等10多名来自澳门总理故乡纪念中学、培正、濠江、中德、行易、镜湖护士学校的青年学生，徒步到五桂山。抵达部队驻地当天，正好是“七·七”卢沟桥抗战七周年纪念日。他们参加了中山抗日义勇大队举办的首期青年游击训练班，代号为“纽约桥”，取意为训练班起沟通家乡与海外的桥梁作用。中山抗日义勇大队长欧初担任班主任，杨子江、吴子仁、张彬、郑潮秀担任老师。镜湖医院护士李铁、曾还、任艳华等到五桂山参加珠江纵队第一支队医疗队，救护战地伤员。当年李嘉，现名李成俊（现是澳门日报董事长）深情地表示：“我忘不了在珠江纵队那段烽火岁月。我毕生以曾经是一名抗日游击战士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