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前，蒙陈锦鸿副主编厚爱，赠我一大摞《羊城今古》。灯下翻阅。在2005年第1期上，见到文友韩伯泉教授写的《广州流行有关“鸡”的熟语》。先读为快。受益。之后，文思涌起，遂有这篇续貂之作。
韩教授说：“古时候广州人惯叫娼妓为‘鸡’，称沿街拉客的妓女为‘野鸡’，这是名不符实的。”
这段话有三个问题，作为文史工作者不应该不辨正弄清伪：1．“古时候”古到哪个年代?2．“古时候广州人惯叫娼妓为‘鸡’”么?3．称沿街拉客的妓女为“野鸡”是否“名不符实”?现将所知写出，就正于方家。
中国的色情事业自从齐国相管仲（?~前645）开其端，成了娼妓的保护神以后，一直绵延不衰，禁而难绝。在历史进程中，娼妓有不同的等级，也有不同的称谓，并且因时因地而有差异，（为省篇幅，不详细举证）绝不能笼统地说，“古时候广州人惯叫娼妓为‘鸡’”。
据我所知，从清代乾嘉年间至解放初期，广州人惯叫娼妓为“老举”；对在街头流动拉客的才叫“鸡”或“野鸡”。请看证据。
证一。沈复《浮生六记・浪游记快》，说到他与友人到广州沙面一带“游河观妓”，知道“妓名‘老举’”沈是清代乾嘉年间（1763―?）苏州人。这则史料说明，早在18世纪60年代，广州方言已经称妓女为“老举”了。至于粤人何故有此称呼，袁枚在《随园诗话》，孙耘在《馀墨偶谈》，胡朴安在《中华全国风俗志》的说法不一，都未能使我信服。我学浅，未解，请高明指教。
证二。刘国兴《清末以后的广州娼妓》：“清光绪年间，广州的娼妓馆已很多，当时统称‘老举寨’（因粤人称妓女为‘老举’―――李按：原注）。按其气派的豪华或简陋，共分为10级。”
证三。葛元煦《沪游杂记》卷二，《青楼二十六则》：“咸水妹、老举，粤妓寄居沪地者，招接洋人为‘咸水妹’，应酬华人为‘老举’。”李按：《沪游杂记》成书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成书前，作者已在上海居住了15年，熟悉上海社情。
证四。胡祖德《沪谚外编》：“‘老举’：粤妓之上等者。”
证五。上世纪50年代初，我在广州市税务系统工作，曾发动工人和居民护税，得居民报料，与公安派出所联手，在管区内废了一间“老举寨”。（当时居民这样称呼）
说罢“老举”，转谈“野鸡”。
据平襟亚《旧上海的娼妓》：“‘野鸡’：凡属踪迹无定，临时性的妓女，通称‘野鸡’，在人行道口拉客。”
据胡祖德《沪谚外编》：“‘野鸡’：沪妓下等者之称，引申其义，凡营业之无行无帮，无统系者，皆为野鸡。如野鸡挑夫，野鸡东洋车，野鸡轮船皆是。”
把野鸡说得生动传神者要算郁慕侠《上海鳞爪・野鸡之释义》：“海上之三等娼妓，亦犹平津之。下处，然一般群众口中不称‘下处’，都呼‘野鸡’（即雉妓），此与平津不同。按鸡为禽类，在家豢养的曰家鸡，在郊野中自由生活的曰野鸡，毛羽较家鸡尤美丽，性喜翱翔，尝四山觅食，行止靡定。今人称此类娼妓为‘野鸡’者，因外表服饰之鲜华，其美相若；而深宵傍晚往往徜佯路旁或往返茶室间，川流不息，厥状甚忙，似和在山陬荒僻中天然之野鸡相类。此所以呼三等娼妓为‘野鸡’，义即指此。”郁为上海人，清季秀才。先当教师，后入报馆工作，解放后受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是一个多知多闻的老上海。
何时始有“野鸡”之称呢?据汤伟康《旧上海娼妓史话》：“清代咸丰年间（1851―1861），上海县城内出现了一种形式娼妓―――‘野鸡’，以后逐渐移到城外。所谓野鸡，实际上是以栖止无定的飞鸟为比喻的。”
至于野鸡等娼妓产生的时代背景，平襟亚在《旧上海的娼妓》中有一段说明：“上海之有娼妓，远在清道光之前，那时上海已从江边渔村发展为重要商港。1843年开埠之后。帝国主义设立租界，洋船到埠，雇用‘露天通事’作为响导，引诱妇女，供其蹂躏，娼妓遂逐渐繁盛起来。”据1915年春上海《中华新报》载，公共租界工部局正俗科调查，当时已有“雉妓”（俗称野鸡）4727人。
是否可以这样认为：野鸡之称，源自上海，以后逐渐流播于粤港澳和四川等地。
香港作家白洛，写过短篇小说《阿金》，讲了野鸡阿金的故事。白洛先生是同情这类弱势群体的。
据白景纯《解放前成都娼妓概况》：“‘野鸡’，从下江传来之名。”“下江”，指长江下游之地上海也。
至于广州地区，时下将“流莺”简称为“鸡”，已是成年人都知道的事了。
学兄伯泉教授引《史记・封禅书》集解雉鸡之说，古人赞颂鸡有“五德”之说来断定不能把“野鸡”与沿街拉客的妓女等同，认为那是“名不符实”。不才以为没有说服力。其失有二：1．以古人之言说规范当今社会现实，并据以判其是非，是脱离实际。2．语言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一切语言都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社会环境变化了，词义就会有扩展、缩小、引申和转移的变化。例如：古人视龟为祥瑞之物，后来转移为“龟公”、“龟婆”就是贬义了。“小姐”，曾经是对年轻女子的尊称，当今却被大多数人视作“三陪女”的别名。再展开说下去就越出本题主旨而浪费篇幅了。打住。不过，有点余论要说：看来，岭南文化中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有广阔的空间。
(编辑： 江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