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番禺籍的居廉（1828—1904年）是近代岭南地区著名的花鸟画家。他和其从兄居巢并称“二居”。他们所创立的撞水、撞粉的花鸟画技法影响了岭南画坛近一个世纪。居廉的传人高剑父、陈树人等则创立了著名的“岭南画派”，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举是轻重的地位。对于这样一位杰出的岭南画家，笔者已就其生平事迹及其艺术成就写过多篇文章论述，此不赘述，在此仅就其他的传人作一些粗略考证，以就教于方家。

   “二居”艺术活动中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居巢几乎不收弟子———这情景颇似后来“岭南画派”的陈树人，而居廉则广招门徒———这情景又颇似“岭南画派”的高剑父、高奇峰。在古代和近代岭南绘画史上，几乎没有一位画家可以和居廉的广收门徒相提并论，即使在现代，也很难找出其弟子在成就和数量上达到居廉时代的画家。因为这一点，使其无可置疑地成为清末广东画坛之盟主。

    居廉晚年在番禺隔山十香园开馆授徒，开近代美术教育之先河，一时桃李之盛，直可冠绝岭南。即使在岭外，也少有出其右者。光绪十三年（1887），符翕撰《居古泉先生六秩寿序》便称其“历年授弟子三十余人”。这个数字，其实只是代表居氏早年授徒的情况。很多在后来的画坛上崭露头角的弟子，均是在此年以后游于门下的。而晚年弟子，要远比早期弟子多得多。虽然由于资料的匮乏现在尚无法统计其具体数字，但也可猜想其数目是极为可观的，李健儿《广东两画人———黎简与居廉》称其弟子先后凡五六十人，应该是比较接近史实的。据说在清末民初，广东学校的图画教员中，多数是居氏学生。在20世纪40年代居廉诞辰120周年之际，以高剑父、周绍光、张纯初等为主的居氏弟子在当时报刊上做了一个纪念专辑，其中所登同门弟子录有如下诸家：

    杨小初、蒋为谦（揭谷）、欧阳荣（墨先）、周端（梓重）、黎雍（思尧）、张逸（纯初）、梁梅村、黄琴一、蔡德馨（兰谱）、李清臣、李鹿门、徐立夫、陈芬（柏心）、梁松年（鹤巢）、刘侗寿（仲青）、葛璞（小堂）、伍德彝（懿庄）、陈鉴（寿泉）、高仑（剑父）、郑游（少甫）、陈韶（树人）、容祖椿（仲生）、孙志荃、张泽农、周绍光（朗山）、关蕙农。

    现将诸家情况分别考释如次：

    杨元晖，字少初（上述《啸月琴馆同门录》作小初），广西桂林人，为居廉早期弟子，生平事迹不详，现在所能了解的情况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居廉曾为之作过《牡丹蜜蜂》扇面（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

    李鹤年，字鹿门，广东香山人，约在光绪初年学画于居廉，与杨元晖最先得居氏写花卉草虫之奥秘，同享大名，论者谓“居氏法传，李为一柱也”。

    梁鹤巢，字松年，清同治二年（1863），居廉为之作过《鸟石图》轴（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据此可知当为居廉早期弟子。香港艺术馆藏有赵浩公、李凤廷、梁鹤巢合作于1930年的《花卉》轴，据此可知梁氏当享高寿。此外，《广东画人录》称有梁学巢者，广东三水人，为居廉弟子，善画苍松怪石，疑与鹤巢为同一人。

    刘侗寿，字仲青，别号岣嵝樵者、碧筠居士，湖南衡阳人，官湖北知县，工诗、画，擅画山水、花卉、草虫，遒劲秀润，亦能书，曾游于符翕门下，约在光绪初年师事居廉。湖南省博物馆藏有光绪廿七年（1901）的《花卉图》轴。

    陈芬，字柏心，《啸月琴馆寿言》称曰“番禺陈芬柏心”，《岭南画征略》援引《竹实桐华馆谈画》也称之为番禺人，李健儿《隔山老人居廉》则误籍福建。居廉分别于同治十二年（1873）和十三年（1874）为其作《青蛙红蓼》扇面和《跃马图》团扇、在光绪元年（1875）和二年（1876）为其作《梨花蚱蜢》扇面和《钟馗小憩图》团扇、《美人临镜图》团扇（均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等画，据此可推知，他应为居氏早期弟子。

    以上四人为居廉早期弟子。

    蔡德馨，字兰甫，一作兰圃，广东东莞人，汪宗衍称其为居巢弟子，黄般若则称其为居廉弟子，工花鸟、草虫。他和居廉的交游主要体现在：居廉传世的诸多作品中，不少是专门为其所作，其中有一部分乃居氏离开东莞后为其所写，据此可知二人关系非同寻常。这些作品主要有同治十一年（1872）的《疏梅月影》纨扇面（东莞博物馆藏）、光绪三年（1877）的《夜来香》团扇、《雏鸡》团扇（均藏广州艺术博物院）、光绪七年（1881）的《芝兰》扇面（广东省博物馆藏）、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山水》扇面（私人藏品）和无纪年的《蝴蝶花石》扇面、《紫藤小雀》扇面（均藏东莞博物馆）等。

    陈鉴，字寿泉，幼不好嬉，专嗜绘事，父使之执贽居廉之门。寿泉“勤奋过人，心无外骛，以是尽得师传，笔致蕴藉，恬静秀润，凡师之所能无不能之”，因而在同门弟子中自然别树一帜。晚年的居廉名声大振，求画者踵接，居廉便常常让陈鉴代劳画一些应酬之作，然后再由居氏本人自书款识。虽然这为后来的鉴定家带来诸多麻烦，但从侧面也可看出陈鉴之画的确能得其真传。在传世的居廉作品中，有四件作于光绪廿四年（1898）的《天中佳品》（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廉石》扇面（香港艺术馆藏）、《花卉》扇面两件（广州艺术博物院藏），其上款书曰：“寿泉小世侄鉴正”，便是为陈鉴所画。岭南画派第二代传人黎雄才早年便游其门下。居廉归道山后，陈鉴东渡日本，以花鸟草虫深得异邦人士所重，后来载誉而归，供职于广东肇庆中学教席，再后来便为奸人所害，士论惜之。

    梁禧，字梅泉（一作梅村），广东东莞人，张嘉谟之婿，善画花鸟、草虫，为居氏得意门徒之一，家富有，藏古书画甚丰。光绪十二年（1886），居廉为作《鹌鹁》扇面（广东省博物馆藏），卒于宣统末年。其子景新亦能画，曾受聘于东莞中学教席。

    黎雍，字思尧，广西苍梧人，流寓广东，擅画。光绪十二年（1886），与诸多文人雅集杨永衍鹤洲草堂，和居廉等画家一起合作《花卉》扇面（广州艺术博物院藏）。次年，为居廉写有祝寿诗一首。

    葛璞，字小堂，一字绍堂，湖南人，移居广东，师事居廉。工人物，尤精仕女，论者谓其“笔法清丽，青出于蓝”。东莞张氏招致门下，专心为其制作宫笔之图。光绪二十年（1894），居廉为其作《白紫荆螳螂》扇面（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伍德彝（1864—1927），字兴仁，一字懿庄、逸庄、乙庄，号乙公、叙伦，别号花田逸老，番禺人，擅诗文书画篆刻，家富收藏，著有《松苔馆题画诗》二卷、《浮碧词》二卷。父延鎏，叔金城，弟乐陶，均与居廉交善。德彝少时便入居廉之门，深得其传，论者以为“古泉初期至二期弟子，当以伍懿庄为最湛深”。

    张逸（1869—1943），字纯初，号禺山山人，晚号无竞老人，以字行，番禺人。能诗词、曲艺、绘画，擅山水、花卉。曾与陈树人、容祖椿等倡办清游会，著有《豁尘词》一卷、《花痕萝影词》一卷、《笔花草堂词》二卷。居廉晚年，张逸常随侍左右，“自惟侍师数十年”，于居氏没骨写生法，多得个中三昧，著有《居古泉先生传略》。

    容祖椿（1872—1942），字仲生，号自庵，晚号圆叟，广东东莞人。年幼孤苦，得父执张惠田之荐，从居廉习画，并结识伍德彝，得以观摩历朝名画。仲生“久侍古泉丹青笔砚间”，因熟谙其法，善画山水、人物、花鸟，精鉴赏。

    以上为居廉中期弟子。

    关蕙农（1878—1956），名超卉，号觉止道人，广东南海西樵人，关枢南侄。曾随关壮学西画，后师从居廉，以是中西合璧，画名愈彰。

    高剑父（1879—1951），本名麟，后易作斋，字爵廷，别署老剑、剑庐等，广东番禺圆岗人，光绪十八年（1892），得族兄祉元之介，拜师居廉。于花卉草虫，得其师法。后从伍德彝游，遍历所藏名迹，画艺猛进。与陈树人、高奇峰等革新中国画，为“岭南三杰”之一。在高剑父传世的早期作品中，多打上居氏烙印。其中有四页分别勾勒居氏原稿的花鸟作品，均为纸本，水墨。高氏在此页题识曰：“此童时初入居门之钩稿本，检赠又文备班园艺藏之一格，廿八年残腊，剑父识”，高氏不仅钩摹画稿，连居氏之款识也依样临摹。这四件艺术价值不高但却极具研究与史料价值的画稿折射出高氏早年在居氏门下学艺的情景。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新春，年届七十三岁的居廉为高剑父书行书七言联：“拳石画披黄子久，胆瓶花插紫丁香”（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和画赠《蜂花》扇面（题曰：二分明月扬州梦，一朵巫云内苑妆）（广州艺术博物院藏）很能说明居廉对少年高剑父的器重之意。

     周绍光（1875—1952），字朗山，号宗朗，广东番禺人。尝组“清游会”，早年留学日本，精法律，擅书画诗词，晚年居香港，画擅花鸟，刊行有《周郎山画集》。

     陈伯堂为晚期弟子，事迹不详。

     张世恩，字泽农，事迹不详。在光绪十八年（1892），他分别与居廉、吴春生、伍乐陶、伍德彝、萧毓芬等合作《花卉》扇面，又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与居廉、崔咏秋、刘玉笙、葛绍堂、容仲生、陈寿泉、吴春生、李桂馨、伍德彝等合作《花果》画卷。

    周瑞（上述《啸月琴馆同门录》误作周端），字梓重，与高剑父同门，事迹不详。

    陈树人（1884—1948），名韶，号葭外、得安老人等，广东番禺人。光绪二十六年（1900），从居廉习画。居廉“以其聪明俊朗，勤于所学，益加青顾”，遂以侄孙女若文妻之。陈树人从居氏学画四载，后热心革命及艺术活动，与高剑父、高奇峰等同为“岭南画派”的开创者。
     以上为居廉晚期弟子。在居廉各个时期弟子中，以高剑父、陈树人最为著名。

    此外，尚有一些弟子只知其名但对于其他的情况诸如从师时间、艺术成就等因限于资料的匮乏还无法作进一步了解，他们分别是：蒋为谦（字伪谷，一作撝谷）、张淦（字志泉）、郑游（字少圃）、欧阳荣（字墨先）、黄琴一、李清臣、徐立夫、孙志荃等。

     其实，居廉的实际传人远远不止此数。由于居廉授徒时间较长，弟子更替频繁，所涉及的区域广至福建、江西、湖南、广西等地，即使时人也很难全面掌握其数量和详细资料，至于私淑弟子则更是不计其数。这里仅就现在所能发掘、钩隐的相关资料作一般考述。本文的初衷，在于以此为契机，抛砖引玉，希望能促进“二居”以及岭南画派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从而为广东美术史研究的完善提供尽可能详尽的资料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