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植仪，字槐廷，广东东莞县桥头镇人，1888年出生于广东顺德县。1957年逝世于广州市。他是近代广东著名的农业教育家、土壤学家。1909年他远赴重洋到美国学习土壤学。回国后，于1920年担任广东农林试验场场长，同时兼任实验场附设的农业专门学校校长。成立于1917年的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是当时全省唯一的高等农业学校，是近代广东高等农业教育的开端。

    邓植仪和当时许许多多的科学家一样，希望通过兴办教育、讲求科学的途径使国家强盛。他认为每个省份都有一个农业大学，同时要在农村普及教育，提高农民的科学水平。虽然当时正值国家多事之秋，广东社会也是政局动荡，但他仍然梦想有一个机会实现自己的目标。

    他接手农林试验场与农专时，就将他的教育理念和办学思想付诸实践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他本着“农业行政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理念，对广东农林试验场进行了改革。他设立了调查科，由著名农学家利寅当主任，派9人前往各县调查农林情况。他还设立了推广科，自己兼任主任。推广科编印文字浅显，使一般稍认识文字的农民都能看懂的农业推广读物，免费发放给农民，最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治安恶化、土匪横行、战乱频繁的情况下，邓植仪还动员推广科的职员深入农村进行农业推广活动。场中还有调查科，由利寅当主任，研究内容侧重易于推广，农民易于接受的成果。如当时试验场培育了易于管理的水稻品种，观察也准确，从而选出成熟期最短的16个品种，以便农民选择种植。又进行水稻和其它作物的轮种，发现蚕豆和水稻的轮种收获多，而且使用肥料最少。

    邓植仪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下着意巩固和发展广东农专。1921年他坚决要求军阀陈炯明将占据农专场地的军队撤出，同年向省长公署要求将场内试验场地50亩拨归学校作学生试验地，并在石马岗建成一座兼教学、科研、办公室、教职员宿舍的大楼。这就保证了农专有基本的教学场所和教学实践基地。为了保证农专的合格生源，他要求广东省长训令各县知事，按照农专的入学资格选送1—2名学生入学，并由各地公款酌给川资，以保证被遴选的穷苦子弟能上学。在师资方面，他先后聘请了欧华清、张天才、邝嵩龄、缪任衡、沈鹏飞、戴芳澜、黄国华、黄枯桐等知名学者到农专任教。他们中不少人后来还成为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的骨干教师或教学带头人。重要的是，农专的教职员在政局动荡、风雨飘摇中与邓植仪一起，伴随着农专的成长而奋斗。他们和邓植仪一起，挤逼在石马岗简陋的校舍里，在遭受经常欠薪、1922年还积欠四五个月的薪水，甚至基本生活都受到影响的情况下坚持教学、科研；他们即使在欠薪、报酬不高的情况下，1923年仍然捐出一个月的薪水共4000余元作为建筑新校舍的款项；他们不畏当局的压力，在1923年强烈反对广东财政厅将农专农场拍卖，为保住学校的根本，全体师生奔走呼号，四处请愿，争取社会各界反对当局摧残农业教育和农业科研事业的可耻行径而取得了胜利。在邓植仪领导下，从1920—1924年广东大学农科成立之前，广东农专经历了最重要也是最艰难的发展时期。

    邓植仪非常重视发挥农专学生的作用。他支持农专学生会创办了《农声》为会刊，编辑、发行都是由学生负责，办刊的宗旨是将农业科研的成果介绍给农业界，向农民兄弟推广农业科学知识。学生活动积极分子在《农声》上发表维护农专利益、关注农业教育、关注农民与农村社会的评论、回答农民兄弟提出的农业科学方面的难题，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包括邓植仪在内的农专学者发表较高水平的论文，更为《农声》增色不少。

    “农专改大”运动是农专过渡到国立广东大学农科之间的一个重要事件。表面上它是农专师生自发的运动，实际上“农专改大”的主导思想正是体现了邓植仪的办学理念。1922年12月中旬农专学生会组成“广东农专改大运动委员会”，编辑山版了两期《农专改大运动专刊》，对外大力宣传“农专改大”对于广东高等农业教育、培育高层次农业人才、推动广东农业发展的重要性，以期取得社会的广泛支持。学生会与教职员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农专改大的事宜，在1922年底师生大会一致通过向广东教育委员会递交的呈文，要求将农专改为农业大学。当局直到1923年11月，才正式发布广东省教育厅的138号指令，批准农专筹备改办大学，责成邓植仪从速筹备。同年12月，成立以邓植仪为筹备长的广东农科大学筹备会，以农专教授14人为成员。

    当农专在邓植仪的主持下积极进行改大的过程中，1924年2月孙中山下令创办国立广东大学，由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广东公立法科大学、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合并组成。邹鲁担任广东大学筹备主任，邓植仪为筹备处成员之一，并负责主持农科的筹备工作。1924年9月19日广东大学正式成立。农专改为广东大学的农科学院，由邓植仪担任农科学长和第一任院长。

    广东大学农科学院的成立，标志着广东现代高等农业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同时邓植仪能够在一个更加宽广的舞台上实践他的办学理念和施展他的管理才干。首先邓植仪根据《国立广东大学规程》的框架和农科的实际情况，主持制定了农科学院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学院的每个重要部门、机构和重要的办事环节都有规则或章程。如果说《国立广东大学规程》的制定渗透了众多主持创办广东大学的教育界和思想界精英的办学理念，而广东大学农学院的一系列办学制度的制定，则是邓植仪这一位农业专家和教育行政专家的办学思想的具体化、条文化。当时的农科有两年制预科、四年本科、包括一年预科和三年学习的专科，培养速成人才的蚕桑培训班、培养农村小学农科师资和农业技术速成人才的乡村小学教员农业讲习班。邓植仪一向非常重视骨干教师和专家的作用，在广东大学成立之后不久，先后礼聘包括水稻专家丁颖、林业专家侯过在内的10多位教授。全院教授大部分是归国留学生。他们作为教师队伍的主体，有利于推动教学和科研的开展，以及近代农业科学的本土化。尤其是丁颖、侯过，他们后来成为各自学科的带头人和推动农学院发展的中坚力量。广大时期的农学院，其它办学条件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如增建校舍，添设图书、仪器设备和新式农具。民国14年春，邓植仪还受邹鲁之命，亲自规划广东大学石牌新校址的选定和农学院第二农场的勘查。这一工作意义非常重大，仅第二农场的面积就有2718亩之多，远远大于原有的学校和农场的面积，为后来农学院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邓植仪带领教职员和学生8人在实地规划时，受到无理阻挠，并且被打伤。但邓植仪仍然主持了第二农场的规划建设，建立了苗圃和科研基地。广大农学院这一时期的科研，比较重要的成果是被列入中山大学出版委员会通过出版的侯过《测树学》、曾济宽《造林学》。农林试验场时期开始的调查工作得以继续进行。郑振周、卓正丰、邵尧年、刘伯渊等，后来都完成了各自的调查任务，他们的报告后来都由邓植仪作序，由中山大学农学院出版，是当时重要的农业文献。由于邓植仪的倡导和后来他在广东土壤调查工作中身体力行的示范影响，广大、中大农学院的学者们一直保留了一个优良传统，即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以实地调查作为科学研究的基础。学生的学习实践活动也是一大特色。学生不仅参加第二农场的规划和建设，还深入农村调查农村经济、农业生产以及实习，有的学生还被派赴日本调查农业教育，或者到经济机构和机关进行调查。有的学生还写出了调查报告发表在《农声》上。广大农科的学生还延续了农专时期的传统，将学生运动搞得有声有色。

    1925年广大农科的创建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以致于身心交瘁的邓植仪在当年4月底和5月初萌生了退意。这在农科学院掀起了轩然大波，“致使满院师生，群起惊讶”。首先作出强烈反应的是学生会。五月初三召开全体学生大会，“众议一致挽留”，呈请邹鲁校长出面挽留。①学生会给邓植仪的信，更充满了对他的深深敬仰和苦苦挽留之意。经过师生和学校当局的挽留，邓植仪终于留任。

    1925年11月，陈公博为代理校长。当时由于广州国民政府组织调查委员会干扰学校工作，招致全体教授辞职和包括邓植仪在内的各学院院长、学长也在辞职之列。农学院学生会于11月31日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议决发表宣言，誓必一致挽留”邓植仪，学生在给陈公博的呈文中说：邓院长“才学与经验，俱极丰富，办事尤为负责。年来院务日见发展，皆邓院长苦心经营所致”，实为“敝院元勋，学德俱优，热心办事，成绩卓著”，另一方面，学生派出萧宜芬等代表四人向校长“面陈一切”，说明这是“学校前途实利赖焉”②。由于当时是人事急剧变动的时期，有的人伺机而动谋求利益。其时任农场主任的黄晃想取邓植仪而代之，但黄某为人一向不受学生满意，而且是国家主义者，反对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并因主办《狮声周刊》已经臭名昭著，一向不受学生欢迎。是故农学院学生会声称，如果黄某任院长，将轰他下台③。由于全体学生的挽留，邓植仪成为当时广大两位留任的学院院长之一，其他院长全部去职。

    1926年8月17日国立广东大学正式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广东大学农科也改为中山大学农科学院，邓植仪仍然任院长和学长。广东高等农业教育也从它的草创时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继续沿着邓植仪最初的办学理念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