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年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华南的党组织开辟了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抗日游击战争。这段时间，周恩来主持中共南方局的工作，给华南抗战作了大量的指示和战略性的指导，坚持了华南抗战重创日本侵略者，同时做好国民党统治区的统一战线工作，与消极抗日的国民党势力进行了斗争，壮大抗日的力量。

    一、确立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1938年10月12日，日军从惠阳大亚湾实行海上登陆，大举向华南及广州进攻，周恩来即派巡视员黄文杰到广东，主持召开省委紧急会议，决定开展前线和沦陷区的抗日游击战争，省委领导人分赴各地加强领导。翌年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他派组织部长博古到广东出席省委第四次执委扩大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定：广东党工作的基本方针，即在战争的过程中积极积蓄力量，准备在抗战最后阶段起决定作用。广东党组织的四大任务是：①广泛发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配合正规军打击敌人；②扩大动员组织人民群众；③建立统一战线精诚团结的范例；④建立强大的党的基础，工作中心放在东江、琼崖两地区，作为支持长期抗战的重要根据地。当时有人担心这样会影响统一战线，周恩来在一次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上，批驳了在敌后方独立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会“影响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肯定了广东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和做法。

    在1940年4月29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周恩来听取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报告省委的工作后，就省委的中心工作作了指示：从广东的环境看，“我们党与群众工作有发展的极大可能，也有向坏转的可能”。今后的中心工作要放到武装斗争上，要到敌后去活动，否则不能发展；要建立政权。领导机关要隐蔽起来，干部要职业化，隐蔽在群众中，省委的工作中心，第一是在敌后建立政权和武装，第二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第三是香港、广州等敌人中心城市工作。1940年夏，周恩来向将去海南参加领导抗日斗争的庄田和林李明指出：①琼崖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方，但条件十分艰苦，为取得斗争的胜利，要准备付出很大的代价；②冯白驹是海南人民的一面旗帜，中央意见要冯当特委书记兼琼崖抗日游击队的政委，你们可当其助手；③在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④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尽可能扩大军队，建立政权；⑤开办各种学校，培养干部；⑥大力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⑦逐步把五指山根据地建立起来。张文彬回到广东后认真传达贯彻了周恩来和中央的指示。中共琼崖特委召开了执委会议，传达贯彻周恩来和党中央的指示，统一了认识，调整了领导班子，由冯白驹担任琼崖特委书记，更加明确了坚持琼崖抗战的战略方针。

    1940年春，在华南地区的顽军3000多人围攻东江抗日前线的曾生、王作尧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曾、王部的领导机关对形势作了错误的分析和估计，决定部队向东转移到海丰、陆丰，结果沿途遭顽军拦截追击，部队损失严重，处境困难。为此，周恩来于5月8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提议发出指示，指出：①目前国民党当局尚保持抗日面目，同时进行反共，准备对日投降，但也不易整个投降分裂，地方突变随时可能发生，因此必须大胆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不怕摩擦，才能生存发展。②曾、王部应回到东莞、宝安、惠阳地区，决不可在我后方停留。不向日寇进攻，而向我后方行动，在政治上是绝对错误的，军事上也必归失败。周恩来还指示广东省委加强对敌后游击战争的领导，动员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支援人民抗日游击队。广东省委随即派东江特委书记尹林平担任曾、王两部政治委员，后又任东江军政委员会主任。曾、王部接到指示后，返回惠、东、宝地区，坚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获得了生存和发展，并开辟了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

    二、保护广东抗日的有生力量

    中共广东党组织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遭受国民党反动派的严重破坏，1936年开始恢复重建。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指导广东党组织建立健全各级组织，大力发展党员，至1939年10月，广东地区共有党员2．2万多人(含潮梅地区12个县约4000多党员），成为国民党统治区中党员最多的省份之一。他们创建了广东各地的抗日游击队，坚持了长期抗战。1939年之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广东共产党组织也面临着遭受巨大破坏的危险。周恩来及时地发出一系列指示，部署防范措施，保证了党组织和党员的安全，为广东抗战保存和输送了骨干力量。

    1940年，为了避免党的领导机关遭受破坏后其他组织受到牵连，或造成群龙无首局面，周恩来和南方局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在广东成立南方工作委员会（以下称“南方工委”）。南方工委负责管辖广东、广西、江西等地党组织；撤销广东省委，分设粤北省委、粤南省委；粤北省委、潮梅特委下属各级党组织取消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实行单线领导的特派员制。此后，周恩来多次强调要贯彻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建立自上而下的平行组织，“领导游击区及秘密党的组织和人均须区分开”，“香港、琼崖、东江游击区由南委直接管理，但须与秘密党机关隔离，交通驻地均应分开”。

    1942年5月下旬，中共南方工委组织部长郭潜被捕叛变，随即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等人先后被捕。周恩来闻讯，立即向南方工委书记方方发出“关于南委直接管辖下的下级党组织暂时停止活动”等指示。随后，他又致电东江军政委员会主任尹林平，指示南委工作地区除敌占区、游击区党组织照常活动外，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一律暂停活动，割断与暴露地区的组织关系，已暴露的干部立即撤往游击区，其余应利用职业隐蔽，执行“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方针。同时，周恩来还专门与到重庆汇报工作的中共潮梅特委委员张克谈话，要求南委和潮梅特委采取三项紧急措施：①设法找到地方并要他隐蔽起来；②暂时停止组织活动；③撤退和疏散干部，首先是有色彩的干部。鉴于南委和粤北省委遭受破坏，粤南省委已撤销，周恩来和南方局决定成立中共广东省临时委员会。设于东江游击区，与东江军政委员会共同担负领导全省党政军之责。广东党组织及时地贯彻上述指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都得到了保护，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阴谋；同时加强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的领导，大批党员转移到游击区，充实了抗战力量。

    坚决打击日伪的夹攻

    1942年春，为了争取国民党军事当局放弃对曾生和王作尧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下简称“抗日游击总队”）的进攻，一致抗日，曾生、王作尧根据张文彬的指示，上书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和蒋光鼐，要求下令停止反共摩擦，一致抗日，承认曾、王部合法地位，划定防区，发给饷械。并将上书广为印发。但是，顽固派不听劝告，对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发动了大规模军事进攻。抗日游击总队实行自卫反击，打退了顽军的进攻。

    同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变换手法，派参议黎越庭来找王作尧和何鼎华谈判。黎声称是蒋光鼐、李济深授意李章达派来的，为的是向余汉谋斡旋，以期实现曾、王上书提出的要求。抗日游击总队即请示周恩来。周恩来立即复电提出谈判必须坚持的原则：政治独立，不混编，不接受国民党派来政工人员，不调训部队，专在游击区打击敌人。同时，要了解国民党方面的情况，警惕他们的阴谋。9月3日，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重申了上述原则，要求抗日游击总队“派人到韶关谈判须慎重，尤须慎重人选。在未有保证前，仍以他们派人至部队来谈，以延缓其摩擦为好”；“关于反共登报的拒绝，应作肯定的答复，并要他们感觉没有分化可能，而应使他们断绝这种企图”。周恩来在电文中并请书记处转告尹林平及梁广、曾生。12月底，周恩来又致电尹林平：“你们任何时候都要准备好，对付顽敌及日寇方面可能进攻的形势。”1943年2月，周恩来再次电示尹林平：必须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应付险恶环境，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虽趋向政治解决，“但对东江则势在必打，志在消灭”，对此万万不可忽视；全国处在困难之中，蒋日伪相互勾结，对我实行军事“围剿”、政治破坏和经济封锁，我们要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粉碎日伪的“围剿”和封锁，以争取胜利。

    事实上，国民党广东当局派黎越庭来谈判，为的是麻痹和分化瓦解抗日游击总队。抗日游击总队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坚持原则，并做好防范顽军进攻的准备。国民党顽固派彻底暴露了反共真面目。谈判刚一结束，顽军就大举向游击队根据地进攻。游击队贯彻周恩来的指示，早有防备，给以迎头痛击，然后主动转移。接着又打破了顽军的“勤剿、穷追、杜绝”，经受住了抗日反顽艰苦斗争的考验。

    确定华南敌后抗日的战略方针

    1943年2月25日，周恩来鉴于东江军政委员会成员大多是广东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政主要干部，当时的战争环境十分险恶，因此向东江军政委员会发出指示：“军政委员会不要举行全体会议。在目前情况下，各军政指挥员离开部队集中开会，是非常不妥的”，“你们应加紧实行精兵简政政策、缩小后方，充实战斗部队”。

    广东的抗日武装自建立之日起，虽然一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斗争，但是却始终以民众武装的面目出现，没有公开宣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经全面分析和认真研究，1943年9月20日，周恩来电复尹林平：东江纵队为中外共知的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发表宣言毫无问题，而且应该强调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才能在敌后存在和发展。12月2日，在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基础上，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宣布成立，公开发表《东江纵队成立宣言》。随后在广东琼崖、珠江三角洲、粤中、潮梅、南路的人民抗日武装部队也都公开发表成立宣言，公开宣布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部队。

    对于不同的地区，周恩来提出不同的工作目标和策略。他在1944年1月15日致电尹林平时提出：凡游击队所到及其周围地区，都可发展党与群众工作，并依靠武装，创立和扩大抗日人民政权；但在敌顽易入侵地区，必须部署秘密工作，并与原有地方党割断关系；省港群众工作可派人单独做，不与地方党联系。同年6月21日，周恩来又致电尹林平：为了避免引起敌人过多注意和保全城市地下工作，目前在香港、九龙市区散发大量宣传品和采取所谓军事攻势都不合适，这些做法会“引起敌对我之严重扫荡”。“依目前情势，尚不应采取此过分的暴露行动，应注意保全城市地下工作”。他还根据抗战形势发展变化的形势。提出了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行动方向。由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接连失利，他们已感到其海上交通有被盟军切断的可能，为了保住其太平洋战场的最后防线进行垂死挣扎，便发动了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平汉、粤汉、湘桂铁路)的作战。根据这一形势，周恩来于7月25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尹林平电，指出广东的工作仍应遵照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方针加紧进行：凡敌占区，尽力发展抗敌武装斗争，希望广东我武装能扩大一倍，并提高战斗力；在国民党军队所在地，我地方党员仍应坚守隐蔽待机的方针勿变，但可酌情抽部分干部到游击队受训，参加游击工作；同琼崖游击队打通电台联系；广州、九龙城市的武装斗争不宜常做。

    到抗战后期，广东人民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出现了大发展的局面。为迅速在华南建立进退有据的战略根据地，周恩来在1945年3月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广东省区委的电报中提出：“在目前敌占地区及其周围，特别是湘粤桂边区，国民党的兵力乃极为薄弱，在将来沿海及敌占的城市要道，定将成为敌、我、友、顽争夺的场所。同时，也有可能日寇在盟国未登陆前，乃至登陆后发动新的攻势，将国民党这些军队压入山地，或部分消灭之。依这些估计及目前情势，我华南抗日武装斗争应由小北江入手，以湘粤桂边区为主要发展方向，方能向北有所依靠，并便于造成更大的根据地，进行持久的斗争。”周恩来还在1945年6月16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广东区委的电报中又指示：目前国民党正“专门依求外援，等待胜利，积极伪装民主，准备内战，但在敌人未败退前，还不能放手内战”；“美国政府目前的政策是扶蒋、抗日、反共”；“我党除在华北、华中扩大武装，扩大解放区外，还须在华南利用目前有利条件，迅速建立战略根据地，以便在敌人败退时，我华南武装能进退有据；在国民党发动内战时，你们能配合全国起来制止内战”。广东区委为实现这项战略方针，应“迅向北江地区发展”，“扩大游击根据地。”同年8月1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共广东区委电时又指出，华南马上会出现蒋介石、余汉谋“争夺敌伪而又共同压我的局面”，因此要求广东抗日游击队向粤北发展，和正在南下的王震部队会合，“造成我华南制止内战的主要根据地”。广东党组织和东江纵队遵照周恩来和中央的指示，全力向北发展，扩大根据地和游击队，并派部队北上粤北地区，以接应王震所部。

    在中共中央、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和周恩来的精心指导下，广东党组织积极动员和发动群众，使广东的抗日武装力量和游击区、根据地得到了大发展。1937年抗战开始时，广东全省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不足100人，到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发展到近3万人。“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天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游击队活动的范围达70多个县，在东江、琼崖、珠江三角洲、粤中，北江、南路、韩江等地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面积达8．2万平方公里，抗击和牵制日伪军15万余人。

    建立华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了争取与国民党琼崖当局合作抗日，中共琼崖特委主动派代表与琼崖当局谈判。但当局却无诚意，竟将指导谈判的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逮捕。周恩来闻讯，当即亲自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并提出抗议。同时指示中共南方工委迅速向广东省国民党当局提出交涉。在多方面的推动下，蒋介石终于下令琼崖国民党当局无条件释放冯白驹。随后，琼崖国共双方谈判达成了合作的协议。

    周恩来还在汉口争取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支持，使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得以成立。并指示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潘汉年，与宋庆龄和保卫中国同盟保持密切的联系，共同在香港大力开展争取华侨和港澳同胞支援祖国抗战的活动。经过他们的努力，华侨和港澳同胞也为广东抗战捐赠了大批钱物，并组织各种团队直接到全省各地参加抗战活动。

    周恩来为争取国民党粤军将领张发奎、余汉谋等坚持团结抗战做了许多工作，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应张发奎要求，周恩来及上海党组织动员一批进步文化界知名人士和青年组成战地服务队到张部工作，其中有一批共产党员。他们成立了中共特别支部，其中有些人后来在张发奎军的长官部担任秘书、副官、参谋等职。他们直接接受周恩来的指示，并与中共广东省委保持联系，在战区开展维护团结抗战工作。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大举进犯广东。周恩来既直接指导中共华南局和抗日游击队伍，同时立即连夜起草致国民党军事当局意见书《对日寇进攻华南的初步分析及建议》。意见书全面分析战争的起因和特点，提出对日作战的方针为“坚持华南抗战，以击退日寇冒险的进攻，以坚定英国对我的援助，以击退日寇的一切阴谋”，并提出九条具体建议。意见书受到国民党军事当局的高度重视。当时任军事委员会第一作战组组长兼军令部第一厅厅长的刘为章，详细看了周恩来的意见书，并根据周恩来的具体建议，为军令部起草了关于在华南补充军队和发动民众的签呈报军事委员会。

    抗战时期，周恩来通过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李济深等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1943年冬，蒋介石为了就近控制李济深，决定撤销桂林办公厅，将李济深调回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济深未赴任，坚持在桂林开展抗日民主活动。1944年夏，日军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当桂林行将沦陷之时，周恩来对李济深的安全十分关注，派人与他联系，建议他撤离桂林，回到家乡苍梧组织民众武装，与中共武装相配合，共同抗日。同时，周恩来还派人与蔡廷锴、张炎等取得了联系。同年，7月4日，周恩来致电中共广东省临委书记尹林平，指出：据确切信息，蒋已布置特务要将李济深骗至重庆改组政府，如李拒来，拟刺杀。望速告李绝不要来渝，并防备暗害。不久，周恩来又指示中共广东省临委：“一旦粤汉路被敌打通，应坚持广东半独立的局面，以影响李济深的民主运动，能为此，我们必予以赞助，并切实合作。”1945年3月6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代拟的致广东省临委的电报中又指出：“上层统战关系及外交工作，在华南特别重要，你们应力求打通南路与李济深(闻在玉林)、张炎的联系，并告以蒋介石先后派彭泽湘、陈策等带特务去谋刺他，要其小心。”广东省临委遵照党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派人与李济深取得了联系，建立起合作关系，并酝酿建立抗日民主的军队与政权。中共西江党组织领导的郁南抗日民众武力指挥部还邀请李济深到所部视察并发表演说。在中共的支持下，李济深积极联络和影响张发奎、蔡廷锴、张炎等爱国将领，推动华南抗日民主局面。

    组织香港文艺界抗战

    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周恩来决定加强对中共香港工作的领导。1937年12月，周恩来在汉口会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面商在港设立八路军办事处事宜，并派遣具有主持海外统战和上层统战诸多优越条件的廖承志担任办事处主要负责人，以开拓香港工作局面，即开展统战工作，建立文化宣传阵地，等等。为此，周恩来一方面陆续将内地例如沪宁等沦陷区的一批文化人移到香港，广州、武汉沦陷前后又部署一批文化人到港。其中，1938年2月，周恩来在汉口会见准备到港主编《文艺阵地》的茅盾，并指示身边的工作人员与茅盾约定：凡在延安及华北各根据地工作的文化人和老干部所写的稿件，可由延安转长江局寄给茅盾发表或作为创作素材。另一方面，周恩来指导廖承志等在港负责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廖等人认真总结过去中共在港活动的教训，努力克服轻视知识分子现象，争取“大量地吸收文化界的左翼分子入党和有计划地培养和领导非中共的文化工作干部，以适应内地文化人来港和即将到来的香港由商业城市逐步转变成文化城市”的新形势。

    接着，为了把到港的文化人组织起来，开展抗战文化活动，周恩来指示廖承志和中共驻港组织运用统战策略，一步一个脚印，苦心经营，占领香港文化阵地。从1938年初开始，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在支持和协助宋庆龄建立以“宣传中国抗战，争取国际援助”为宗旨、由一批中外名流和著名文化人组成的保卫中国同盟等团体的同时，通过文化界的中共党员广交朋友，创办或恢复一些抗日报刊和新闻机构，如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周鲸文主编的《时代批评》、香港学生赈济会主编的《学生呼声》、保卫中国同盟主编的《新闻通讯》、萨空了主编的《立报》、何香凝名誉主编的《侨胞》，恽逸群等负责的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等。对分属不同政治派别、对中共抗战主张认识各异的香港10多家报刊，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则派员主动走访各报刊主编、编辑，商讨抗战形势，坦诚相见，求同存异。在与各报刊建立友好关系后，抓住时机，派出一些党员和进步文化人渗进这些阵地，例如金仲华等人进入《星岛日报》参加编辑工作。广州和华南其他沿海地区沦陷后，香港成为暂免战祸的“孤岛”，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粤东南特委，先后组织一批文化团体如香港学生回乡服务团、澳门四界（文艺界、戏剧界、音乐界、体育界）救灾会等到内地。1939年1月，在廖承志的指导下，胡愈之、范长江筹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香港分会，作为团结香港报人的统一战线文化团体。《星岛日报》、《工商时报》、《华侨日报》、《珠江日报》、《时事晚报》、《新生日报》、《星岛日报》的编辑记者都先后加入该会。

    周恩来非常关注香港政治形势及其对文坛的影响，及时为中共在港组织发出指示排忧解难。从1939年3月开始，英法当局为其自身利益而调和与日本的矛盾。采取对日妥协政策，企图策划一个不惜牺牲中国利益的“远东慕尼黑”，而国民党顽固派也正在国内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一时间，香港的政治形势更加复杂，抗日与投降、团结与分裂、进步与倒退的斗争反映到各个领域。在文化战线中，日本的《香港日报》、汪伪的《南华日报》和《天演日报》等加紧反共宣传和对国民党的政治诱降活动，国民党中央大员吴铁城指使特务收买投机文人并打入华侨报刊；港英当局则加强限制中共在港文化活动，对抗日宣传严加控制。凡有“抗日”、“抗敌”、“汉奸”字样的文章一律不准见诸报端。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电示廖承志加强上层统战工作，与香港警察总监建立联系，并亲自在重庆做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的工作。不久，香港警察总监也只好在报上公开声称“一年来香港共产党甚为活动，但他们主要不是反英而是进行一般的募捐救国工作，而且完全尊重香港法律；绝无非法行动，所以香港政府并不加以任何干涉”。

    针对一些文化人想返回内地的情况，1940年6月10日，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接见前来汇报工作的廖承志和电影艺术家司徒慧敏，语重心长地指出：“这里环境不好，国民党顽固派正在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香港这个地盘很重要，不能放弃，能坚持几天就要坚持几天，你们回港后做好大家的工作，努力工作，坚守住香港这块阵地。”这个指示包含了周恩来的良苦用心，也非常有预见性，其重要性在相隔半年即“皖南事变”爆发后便清楚地体现出来。

    在竭力争取时局好转的同时，香港八路军办事处为适应新形势，拓展新局面，一方面加强华侨统战工作，并打破香港的新闻封锁，派遣胡愈之、梁上苑、黄薇、杜埃、林林等10多人到东南亚各国创办华侨抗日报刊或参加当地进步报刊工作。另一方面在香港新成立的群众团体和举办的宣传活动中，采取了与内地不同的名称，去掉“抗敌”、“抗日”字样，如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中华全国漫画家协会香港分会、中华全国木刻家协会香港分会、香港政治经济学研究会、香港剧艺社。1939年5月7日开幕的香港有史以来的首次漫画展是一次抗日漫画的检阅，为避免刺激港英当局也把原定的名称：“抗日漫画展”改为“现代中国漫画展”，在创办或复办的报刊中尽量采用纯文艺、纯知识的名称，如《东江》、《耕耘》、《华侨通讯》、《世界知识》、《文艺周刊》、《文艺青年》、《大地画报》、《中国诗坛》、《文艺通讯》、《新园地》、《中国作家》、《戏剧与电影》等。在周恩来的关怀和亲自指导下，到1940年，香港已成为华南抗战文化运动的重要据点。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后，中共南方局书记兼文委书记周恩来认为中共在香港建立全国性乃至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基地的时机到来了。一方面具备了可能性，即成熟的客观环境：第一，如上所述的中共在抗战爆发以后所打下的基础，香港的抗战文化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第二，标志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顶点——“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当局加紧法西斯文化专制，大肆迫害共产党人和进步势力，必须及时转移疏散一批民主、文化人士，其中除少数疏散到苏北和延安，主要是转移到香港，这样，香港将有更多的文化人汇集；第三，随着战局的发展，英日矛盾日益不可调和，英国对日本的态度由中立、妥协向强硬转化。另一方面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第一，由于国民党当局加强新闻检查和邮检，查封了各地生活书店等进步发行机构，使广大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看不到《新华日报》等进步报刊；第二，国民党顽固派勾结南京汪伪政权，与德日意三国一起通过各自的新闻系统，大肆制造“蒋汪合流”和“反共反苏”舆论，破坏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第三，当各种反共势力“发现香港是一块重要阵地，且被共产党‘捷足先登’后，急忙向香港派出干员，建立各种社团到处活动”。同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向茅盾布置任务时指出：“我们建议你到香港。三八年你在香港编过《文艺阵地》，对那里比较熟悉。现在香港有了很大的变化，所处的地位十分重要；是我们向资本主义国家和海外侨胞宣传中国共产党政策争取国际舆论同情和爱国侨胞支持的窗口，又是内地与上海孤岛联系的桥梁，香港将成为我们重要的战斗堡垒，因此，我们要加强香港的力量，在那里开辟一个新阵线。”

    南方局文委还多次派人到国统区各地向文化界传达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对需要安排转移的文化人则指明路线并为之筹划经费和护送人员等，使100多位知名文化人安全抵达暂免战火的香港等地，体现了中共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在获悉戴笠手下人注意茅盾行踪后，周恩来马上要他到郊区隐蔽，伺机离渝，并询问他的夫人孔德沚是否到延安和孩子们一起。在孔坚决要随茅盾到港后，为安全起见，周恩来决定茅盾先离开，并派人护送茅盾到桂林，同时通过统战关系李任仁买到去港机票和通行证。周恩来在曾家岩会见邹韬奋时，国民党对邹韬奋的压迫到达顶点，除封闭各地生活书店外，还派便衣特务从暗中监视。周恩来对生活书店和邹韬奋个人去向作了妥善安排。1941年2月25日邹愤然辞去国民参政会的职务，在胡绳陪同下离开重庆；同年3月5日韬奋在桂林地下党组织安排下乘飞机抵港。

    1941年3月18日，周恩来在曾家岩听取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央常委梁漱溟陈述关于到香港办报的计划后，表示热情支持，介绍他到港后去找廖承志。不久又致函廖承志，嘱其支持民盟在港活动。有一次《群众》周刊主编戈宝权向周恩来提出到延安学习的要求，周恩来对他说：“延安不是你去的地方，你的去处我早已考虑好了。你到香港去，你是搞外文的，在那里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他关照戈买好便衣（长袍）然后再去见他，他要亲自看看戈的化装效果，还特别交代绝不能露出知识分子的样子。胡风在离开重庆前，周恩来分别于4月1日、18日、22日、30日四次约见他，对他离渝抵港途中的安全、到港后的工作等精心布置，并于30日深夜到他的寓所。胡风回忆：“深夜，我已睡下，恩来同志来了，轻轻叫醒我，说来晚了很抱歉，他交给我100美元和若干法币，还说，可惜港币没有了……临走，又和我握了握手，还轻轻地为我掖了掖被子。”

    在部署大批文化人到香港的同时，周恩来多次致电廖承志，就如何进一步发展抗日文化运动，建立文化领导机构和宣传基地作一系列指示。他特别指出：“在香港建立我们自己的宣传据点，出我们一张报纸，不仅在香港发行还要发行到东南亚、菲律宾等地去。”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廖承志约请邹韬奋、夏衍、金仲华、范长江、乔冠华、羊枣、张明养、胡仲持等商讨创办大型报纸。他们认为，周恩来确定的“不用共产党出面，不要办得太红，要灰一点”的策略十分切合香港实际。因为，虽然港英当局对中共在港活动采取较为开明的态度。但要在港办报，首先仍要找一位有声望的“法人”向当局申请注册并交纳“保证金”，其次稿件付印前仍要接受审查；为了使一般工商界人士和市民看了“不害怕’并能公开发行到海外，报纸从文字到内容都必须有商业味道。于是，香港中共组织请廖承志的表妹夫、香港华比银行副经理邓文钊（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副省长）和他的哥哥华比银行经理邓文田公开出面向香港当局注册办报。报纸叫“华商报”，意思是“华侨商人的报纸”。1941年4月8日《华商报》出版，为了增加商业气息和统战味道，他们特地找到孙中山手书的“华”、“商”、“报”三个字拼起来作报头，还在创刊号上请大资本家何东等名人题词。该报由邓文田出任总经理兼督印，邓文钊任副总经理，日常工作由副总经理范长江主持，基调是主张团结、民主、抗战，但不像《新华日报》那样以共产党的姿态出现。不强调马列主义、国际主义，避免谈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力求表现民主主义、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把抗日战争期间中共在国统区创办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比作茫茫黑暗中的一座灯塔，那么，《华商报》则是20世纪40年代高挂在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上空的一盏明灯。

    继《华商报》问世之后，中共又相继支持创办或复办几家进步报刊，例如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端木蕻良主编的《时代文学》、茅盾主编的《笔谈》、梁漱溟等人负责的《光明报》、黄庆云主编的《新儿童》等，其中1941年5月在香港复刊的《大众生活》，由邹韬奋和胡绳、茅盾、夏衍、金仲华、千家驹、乔冠华组成编委会，被誉为与《华商报》紧密合作在宣传战线起很大作用的进步刊物。此外，还有宋庆龄任名誉会长、颜惠庆任会长的中苏文化协会，张一麟、许地山主持的新文学会和世界语协会，胡一声、吴全衡等主办的香港中国通讯社，丁聪等主办的新美术社、司徒慧敏等主持的旅港剧人协会等。这样，中共“可以说把港九的文化阵地基本上都控制下来了”，“实现了周恩来当初的预想，在那里打开下一个抗战文化宣传活动新天地”。

    七、营救香港爱国人士

    1941年12月，当日军侵占香港、九龙时，数百名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被困在香港，周恩来亲自部署在广东、港九地区开展的抢救文化人活动，促进了抗日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在日军向港九发动进攻当天，中共中央就急电周恩来、廖承志，要求多方设法保护并帮助文化界人士、爱国民主人士撤出港九到东江抗日游击区、根据地去。为此，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于12月9日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广东东江抗日游击队领导人，要求他们不惜任何代价，不怕牺牲，积极营救，千方百计迅速地将文化界知名人士、爱国民主人士转移到后方安全地区保护起来。接着，周恩来还就香港文化界人士、民主人士如何安置，在港各界朋友怎样安全撤出电询廖承志，关心抢救文化人工作的开展情况。

    12月下旬，周恩来致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对开展抢救文化人的工作作了详细的部署，将困留在香港的爱国人士接至澳门转广州湾然后集中桂林；即刻派人告知梅龚彬、胡西民，并转告在柳州的左洪涛，要他们接待；政治活动人物可留桂林，文化界可先到桂林新华日报社，戈宝权等来重庆；对戏剧界朋友可要夏衍组织一旅行剧团，转赴西南各地，暂不来重庆；留港的少数人必须符合秘密条件；存款全部取出，一切疏散和帮助朋友的费用均由你们开支；与港英政府商定，如他们派军队护送文化人及军火至海南岛，可送一批人去，并对日机场和仓库交通线进行破坏；派人帮助宋庆龄、何香凝和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离港。

    遵照中共中央、周恩来的指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中共南方工委副书记张文彬在香港、宝安、惠阳先后召集中共香港组织和广东党组织及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领导人对营救工作进行研究和布置。经有关各方前后六个多月的紧张斗争，冲破日军的严密搜查封锁，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付出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终于胜利地从港九地区营救了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共300余人，连同其他人士共800余人，并护送他们安全回到大后方。

    周恩来对获救文化人周密安排，多次发出指示。1942年3月12日，致函郭沫若，请郭约老舍一起，会面共商对到达广西的香港文化界朋友的救济办法。17日，电示方方、张文彬并报中共中央书记处，去上海的人数应减少到最低限度。邹韬奋夫人及子女可暂住桂林，我们按月送津贴，邹本人去苏北转华北。4月9日，周恩来在听取夏衍关于香港沦陷时文化界人士分批安全撤离情况的汇报时，特别关注柳亚子、邹韬奋、茅盾等人的安全和健康。要夏衍在重庆争取公开合法，以进步文化人的面貌做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复办《救亡日报》，争取公开合法的地位。6月14日，周恩来写信给柳亚子，关心他的安全和生活，希望他“重整南社旧业”。周恩来在得悉国民党下令通缉邹韬奋后，立即电告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连贯。一定要让邹韬奋就地隐蔽，并保证他的安全。以后，通过中共地方组织的帮助，邹韬奋暂时避居广东梅县江头村。七八月间，周恩来派人转告邹韬奋：为了保证他的安全，并使他能为革命继续发挥作用，建议他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还可以转赴延安。不久，邹韬奋被护送到上海，转赴苏北。

    对于周恩来亲自部署的这场营救工作，茅盾评价称“是难以想象的仔细周密，是抗战以来(简直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这真正是一场秘密大营救”。它有效地保护了中华民族一批精英。它对进一步密切中国共产党和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的患难与共的关系，进一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不仅促进了抗日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奠定了一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