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座工厂大楼旁边的一条小巷里，走出来一个身材瘦小、蔼然可亲的老妇人。街上认识她的村民都亲热地称呼她做“姑婆”，她一边微笑地回应着，一边迈着蹒跚的步子走着，慢慢地汇入了街上川流不息的行人当中。

    她叫徐佩珩，表面看，她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老人，普通得和街上的行人没有什么两样。其实，这个普通的老人却有着一段极不平凡的经历。

    高中毕业那年，正值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的飞机

    轰炸广州，她失学了。于是，她苦闷、彷徨、愤怒……

    1937年7月，北平郊外的卢沟桥响起了惊天动地的炮声，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当年的8月18日，鱼珠无线电警报台发布广州市首次空袭警报；8月31日，日寇的飞机首次空袭广州。之后，日寇对广州的空袭越来越频密，光是10月份，空袭次数便达到了44次，投下炸弹600余枚。侵略者的炸弹炸得防空力量薄弱的广州城火光冲天，尸横遍地，无数人家园被毁，流落街头。时任《救亡日报》主编的夏衍是这样描写大轰炸后的广州街头的：“文化街的永汉路、惠爱路、长堤，每走几十步不是一堆焦土和残砖，就是一排炸成碎片压成血浆的尸块。路上散碎着人的肉，毛茸茸的小孩头盖，灰黄色的脑浆。炸到几十步远的墙上的紫蓝色的肚肠，风吹着，这肠子在慢慢地摇晃。红的血被太阳光一晒，变成赤黑色的凝块了。”

    正当日寇把血与火投下广州时候，未满18岁的徐佩珩刚从广州市市立第二中学高中毕业。那时候，一个女孩子能读满高中，实是一件不简单的事，若是以往，像她这样一个女孩，此刻一定会在升大学、找职业和嫁人的三岔路口上彷徨一阵子，然后自愿或不自愿地选定其中的一条路。是日寇的炸弹和人民的哀号声，使她没彷徨多久，便踏上了大多数热血青年都选择的抗日救亡的路。不过，这些都是后话，容笔者慢慢道来。

    遭日机轰炸后的广州，人心惶惶，到处一片令人目不忍睹的惨况。为了逃命，市民们纷纷中止了在城中的活计，向战火暂未燃及的乡下撤离，汽车站、火车站、轮船码头，挤满了逃难的人群，到处人山人海。徐佩珩随家人好不容易挤上了从白云路广九火车站开出的火车，她们要取道广九铁路的中途站南岗，回家乡夏园村。车厢里，坐满了抱着大包小包、各怀心事的人，当火车“轰隆隆”地开出车站，渐渐驶入郊区的时候，有人哭了起来，哭声虽不大，但声声撕心裂肺。徐佩珩此刻的心像灌了铅般沉重，她第一次感受到国亡家破的滋味。

    乡间的生活，倒也十分宁静。徐佩珩整日与也是从城里撤回来的表妹表弟们相处，并不觉寂寞，但是，一想到国难当头，自己却偏安一隅，以往同抒抱负、共展情趣的同窗好友们都各散东西了，心里便不期然涌起了一阵阵的惆怅。不久，日寇的炸弹扔到了南岗，乡下也不平静了!这时，在中国的北方，中国的将士正与敌人浴血奋战，为配合北方的战事，日寇在华南也蠢蠢欲动。广州市的大小传媒，打出了“保卫大广州!”的口号，此刻，徐佩珩的心再也难以平静了，流淌在这位正值花季年华的少女身上的血，慢慢接近了沸点，她写信与同是疏散到各地乡下的好友相约：回省城广州去，为抗日救亡做点能够做的事!

    一向将独生女儿视为掌上明珠的母亲并不理解女儿的心情，鉴于世事纷乱，此时为女儿的终身大事张罗起来。终于，她托人物色了一个从上海到广州来的富家子弟，并约好在广州见面。

    于是，徐佩珩便与母亲一起回到了广州。母亲有母亲的想法，女儿有女儿的打算，相亲宴席上，徐佩珩以沉默相拒，婚事自然谈不拢。

    但是，她与好友陈粹声商议的事却进展顺利。原来，她们见到大轰炸中解散的公立学校许多还未复课，不少孩子失学在家，便想办一间简易的街坊小学，一方面使失学的儿童有书读，另一方面也使自己的精神有所寄托，也算是为祖国的抗战做一件有益的事。

    说干就干。陈粹声腾空了在广州西横街家中的两座房子，一座作课室，一座作礼堂、厕所等，房子前面的庭院作操场之用。没有桌子椅子，她们便去以前就读的十八小学求援，校长十分支持，无偿借给她们一批桌椅，她们又买来了茶缸、茶杯、扫帚、铜铃、皮球等应用之物，经过精心布置，一间简易小学便似模似样了。在得到市教育局批准立案之后，她们便开始招生，因是街坊学校性质，不具备颁发毕业文凭的资格，最高只能设置五年级。拟章程、印招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一共才招了18个学生，虽然学生不多，但她们却十分开心，学校被命名为“珩声街坊小学”——她们把这间学校看作是两人心血的结晶，特地从自己的名字中各取一字来命名。

    18个学生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有，课室只有两间，她们只得采用复式教学，轮流上课，数学、国文、历史、地理之外，图、工、音、体一样也不少。学校越办越好，学生渐渐增加到30多个，学生多了，她们也辛苦了，但是，每当她们见到这几十个天真活泼、年纪参差不齐的孩子再也不受失学之苦时，心里便有说不出的高兴。

    好景不长，正当她们为自己的成果沾沾自喜的时候，日寇的飞机又恢复了对广州的轰炸，炸弹落下，火光冲天，血肉横飞，广州再次陷入了混乱之中。开始，她们还坚持着，警报来时，便领着学生躲避，警报解除，又继续上课。防空警报越来越频密，市民们一批又一批地逃往四乡躲避。学生越来越少，再坚持下去已毫无意义，终于，她们宣布：珩声小学解散!从举行开学典礼到宣布解散，珩声小学只在世上存在了四个多月，她们满腔的热忱也就在“轰隆隆”的爆炸声中化为了灰烬!面对着昔日充满欢声笑语、而今却空空荡荡的校舍，一股对日本侵略者无比仇恨的烈火在徐佩珩的胸膛里熊熊地燃烧。在这同时，她也认准了一个道理：不打败日本侵略者，中国人便永无安宁的日子!

    民族的责任感促使她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她瞒着

    母亲，考进了“在营模范团”妇女连，当了一名女兵

    珩声小学夭折后，徐佩珩回到了故乡。母亲又忙不迭地放出“声气”，要为独生女儿招个如意郎君，并且不容置疑地宣布：这次无论如何都要听我的!

    “声气”放出不久，便不断有三姑六婆来家走动了。一会介绍某饼店的少东，一会儿又介绍某村大财主的少爷……这一下，可把徐佩珩急坏了，国难当头，她无论如何也不能在这个时候躲进温柔乡去当少奶奶!她一方面以找工作求自立为名与母亲抗争，一方面写信向志同道合的陈粹声求救。

    恰好这时，她那正在龙门县政府工作的四舅舅说可以介绍她到龙门县当小学教师，尽管她打心眼里不喜欢这个四舅舅，但别无选择之下，她像是在急流挣扎中遇到了一根救命稻草，马上抓住不放，母亲见是自己弟弟介绍的工作，也不好拒绝，谈婚论嫁一事，只好又一次耽搁了下来。

    她回到广州做赴龙门县前的准备。此时的广州，气氛已大异从前，由于日寇逼近，广州已处于军事状态之中。政府规定，每户居民、每间商铺都要抽出一名壮丁接受军事训练，以配合部队保卫大广州。

    她迫不及待地会见了陈粹声，陈粹声给她带来了一个令两人都喜出望外的消息：市政府拟设立一个“在营模范团”，内含大学生的政治大队，中学生的军事大队和小学生的少年连，以训练将来指导壮丁的骨干，招生马上就要开始了。她们商量了一下，觉得这是她们报效祖国、冲出旧式樊笼的好机会，大时代的青年，应将个人的幸福和安危抛在脑后，效法班超投笔从戎!

    报考军事大队需要高中毕业文凭，陈粹声的毕业文凭放在广州的家中，很容易找到，但徐佩珩的毕业文凭却放在故乡夏园村的家中，虽然不是很远，但交通不便，回乡去拿，会错过报名时间。幸好当时还有一个补救办法，就是可以先找一个军职在校官以上或文职在荐任以上的人作担保，先报名，后补文凭。徐佩珩猛然想起在省财政厅任职的三舅舅，便去找他写担保证明书。一路上，她想到如果对三舅舅讲实话，他一定会告诉母亲，这事一定泡汤无疑，不如先瞒住他们，等报过名再说。于是，当三舅舅问她写证明作何用时，她便临时撒了个谎，说是要去投考一间不收学费的临时大学，三舅舅是位自学成才的财经专家，平素喜欢年轻人求学图上进，听见外甥女说要去投考大学，已经先有几分欢喜，加上手头正忙，便不加细问，信手给她写了一张证明。

    徐佩珩捧着那张“骗”回来的证明，和陈粹声一道兴冲冲地去到设在登峰路大中中学内的报名处报了名。

    报完名，还得复习功课准备考试，毕业文凭和教科书都在乡下家中，况且，不去龙门县任教的事还得对母亲有个交代。于是，徐佩珩在陈粹声的陪同下回到夏园村，两人一唱一和重复了那个报考免费大学的谎言，并说要到陈粹声的家乡番禺石楼乡复习功课，爱女心切的母亲居然相信了她们，并祝她们一切顺利。

    考期到了，徐佩珩与陈粹声按时赶到考场，参加考试的人出奇的多，那场面真使人感动。要知道，这不是考什么大学，更不是考什么职位，而是在战争年代竞争入营当兵、随时准备为保卫国家而牺牲的资格!

    由于准备充分，考试极为顺手。离家已有一段日子了，徐佩珩惦记着在乡间的父母，考试刚一结束，她便匆匆赶回夏园村。做小生意的父亲到澳门去了，母亲却病倒在床上。面对着病榻上的母亲，徐佩珩不禁心乱如麻。她想到，此时的父母已经40多岁了，膝下只有自己这么一个孩子，平时他们节衣缩食供自己的独生女儿读书，为的是希望她将来能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或能找到一位有钱的女婿，使他们的下半生有个依靠。而今，自己未能找到工作，又拒绝结婚，却要去投身离开家庭、随时准备牺牲的事业，万一将来自己真的牺牲了，剩下无依无靠的双亲，那该怎办啊!

    在服侍母亲的日子里，徐佩珩的心一直在痛苦中煎熬，她老是觉得有两个声音在耳边响着，一个说：“留下吧，按父母的意愿做!”另一个则说：“向前!向前!为挽救国家危亡出力!”直到母亲的病好了，她还是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正在彷徨之际，同学白坤雄来信告诉徐佩珩，模范团的招生已经放榜多时了，她榜上有名，包括陈粹声等好友在内的几个人已按规定时间报到入营了，何去何从，赶快作出决定，以免贻误时机。事到如今，已容不得她再多考虑，她决意继续瞒住父母，回广州看看再作打算。模范团妇女连设在登峰路大中中学内。午休起床号后，徐佩珩见到了从宿舍走出来的陈粹声以及一群剪了短发、显得健康活泼、神采飞扬的姑娘。她的眼前一亮，心情一下子变得开朗起来，整天萦绕在脑际的母亲的愁容，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她紧拉着陈粹声的手说：“快!快带我去见连长!”

    这是一个立时作出的决定。几十年过去，当徐佩珩因为这一决定而九死一生、历尽磨难之后，她在自传中是这样评价自己的决定的：“这是我人生旅程中的一个大的转折点，从此，我便不断从娇弱变为健康，从怯懦变成坚强!”

    在艰苦的军营生活中，她从一个娇生惯养的独生女

    磨炼成一位刻苦耐劳、不怕牺牲的民族战士。她们

    接受过美国女记者的采访，宋庆龄也接见过她们

    入营后的生活，当然一切都军事化。徐佩珩脱下了学生装，换上了灰布军服。她头上理着男子般的短发，戴着军帽，腰间束着皮带，裤子是马裤式样，脚上穿着布袜草鞋，乍一看上去，英姿飒爽，还真有点女兵的模样。

    当年能读到高中毕业的女子，哪一个不是家中的娇娇女?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甚至有婆妈妹仔服侍的舒适日子，在女兵连里一下子转入近乎残酷的军事生活，徐佩珩和其余143位战友开始时那种狼狈不堪的苦况是可想而知的，光是早上起床后那半小时，就够她们忙乱的了。按规定，早上起床号吹响后，30分钟之内便要整理好内务，梳洗、大小便完毕，然后全副武装到后山大操场集合。第一个晚上，徐佩珩还像在家里一样穿着一套漂亮的睡衣睡觉。第二天早上起床，她手忙脚乱之际把换下来的睡衣压在军毯底下，谁知让值星官在检查内务时发现了，她把睡衣翻出来当教材，对着全连官兵说：“在战场上打仗时，你们是不是也要穿着漂亮的睡衣来睡觉呢?”一席话说得徐佩珩面红耳赤，头也抬不起来。往日在家中吃饭，她总要挑挑剔剔，慢咽细嚼，一顿饭吃半个小时是常有的事，但在营里，吃一顿饭的时间只限10分钟，值星官吹响哨子方可动手吃，10分钟一到，哨子响起，就得放下筷子。往往这时，她只吃了一碗饭，当然只有挨饿了。不过，徐佩珩还是咬着牙坚持着，一段日子过后，她便慢慢适应了。

    营里实行三操(早操、步兵操典和野外勤务)两讲(政治课、文化课)每天都排得满满的。上尉连长阮秉坤是个毕业于警校、当过一阵子督察的雄赳赳的北方女子，她对战士们的要求十分严格，操练时，烈日当空之下，往往一个“立正”便要持续10多甚至20多分钟。有人顶不住晕倒了，稍事休息之后，还得要重新投入训练，直到全连144人再也没人晕倒为止。有时遇上风雨，她也领着队伍在操场上跑圈，边跑边唱《救国军歌》：“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打老百姓，不打自己人……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完了又唱：“我们要有狮的勇敢气概向前进，我们要有骆驼的耐劳精神向前进!向前进!向前进!一、二、三、四!”汗水和雨水混在一块渗进每一个人的嘴里，苦涩苦涩的。

    有一次晚间的自修课上，排长突然宣布要大家全副武装集合，然后把大家带到一间空房子里，随即把电灯熄灭了，女兵们正在诧异，排长宣布：“你们都学习过‘卸着装法’，现在进行考核。”一声哨响，女兵们便忙了起来。黑暗中，徐佩珩努力默诵着条令，按顺序把身上的装备一件一件卸下来：脱下帽子放在地上，脱下草鞋放在帽子的后边，松下绑腿卷好，放在鞋上，脱下袜子叠平，放在绑腿上面，解下腰带卷好，放在袜子上面，脱下马裤叠好，放在腰带上面，最后是脱下上衣叠好，放在裤子的上面。刚刚来得及完成，哨子便响了，随即灯光大亮，按规定，这时谁也不能动。动作不能有，但眼珠子是可以动的，出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个令人忍俊不禁的情景：有些人仍然戴着帽子，有些人把绑腿散落一地，有一位没穿内衣的，脱了上衣之后，只得光着上身，更有一位没穿内裤的，只好违令不脱马裤，不然她就要光屁股了……

    野外勤务都在郊外进行，学的是如何利用地形地物、如何抢占有利山头和制高点、如何变换队形，当然，少不了的是紧急集合和夜行军。

    政治课讲的多是抗日救亡和妇女解放的事，文化课就活跃得多，除了学唱《救国军歌》、《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外，还邀请当时进步的前锋剧社到营中演出，营里还组织了自己的剧社，演出抗日救亡剧目。应该说，营中的政治气氛还是挺浓的，那些走出家门的女兵们始终保持着一股高昂的抗日救国斗志。

    一天半夜，刺耳的紧急集合号声把大家从梦中惊醒，全连女兵全副武装在操场集合，值星官一声“立正”之后，连长阮秉坤宣布：“刚刚接到上级通知，我们要马上转移。日寇已经逼近广州，我们的任务是协助前沿部抗击日军，你们害怕吗?如害怕，可以退出，要退
出的请站出来!”

    全场鸦雀无声，没有人站出来。好一会，有人高声说：“我们不怕流血牺牲，我们愿意随军打仗!”

    随即是女兵们山洪暴发般的响应：“我们不怕流血牺牲，我们愿意随军打仗!”

    阮秉坤把手一挥：“好!立刻出发！”

    队伍在漆黑的夜里开始移动，操场上那令人热血沸腾的气氛慢慢消散了，徐佩珩听见有人小声说起话来：“妈妈，我来不及向你老人家告别了，望你珍重吧!”只此一声，勾起了她沉积已久的心事，一股悲怆之情立时涌上了心头：自己入营当兵的事至今还瞒着父母，现在却要奔赴前线，也许此一去便成永别了!黑夜沉沉，万籁俱寂，大家都各怀心事地走着，但脚步显得轻巧而坚定。

    约莫走了20分钟，连长突然发出“停止前进！”的命令。整理队伍后，她对大家说：“今晚的演习很成功，大家集合准时，又表现了强烈的爱国心和服从命令的军人本色，行军时能保持良好的秩序，现在演习结束，回营!”乖乖，原来只是演习!

    回营时，女兵们踏着露水兴奋地唱起“在营模范团”的团歌来：“巍巍白云山，群峰插天空，汹汹珠江潮，怒吼振亚东，在营模范团诞生在其中。同学们，记着国难重重，同学们，记着报国精忠……”

    纸终归包不住火，徐佩珩入营当兵一事终于让母亲知道了。得知宝贝女儿不是进入什么免费大学而是入营学习军事，母亲急匆匆地从乡下赶出广州，约女儿在三舅舅家中见面。母女相见，话没多说几句便抱头大哭起来。良久，母亲才擦干眼泪，把女儿端详一番，她见到眼前的女儿全副军人打扮，脸蛋黑里透红，身板结结实实，一副英姿飒爽的模样，心里也就转悲为喜。见生米已成熟饭，母亲也不好再说什么，唯有叮嘱女儿万事小心，临走时当然忘不了塞给女儿一把零用钱。倒是闻声过来的隔壁一位常赞徐佩珩“娇小玲珑”的太太，见到剪了短发、身穿军装、脚踏草鞋的徐佩珩时，惊得目瞪口呆，她连连摇头叹息：“好好的一个姑娘，怎会变成这个样子?可惜了！”是的，一个养尊处优的阔太太，又怎会理解一个热血青年为国家、为民族而牺牲个人幸福的博大胸怀?

    但社会上对徐佩珩她们这班在国难当头时毅然走出温馨家庭、入营参加军训的青年女子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肯定。

    一位美国女记者到营中采访了这班娘子军。女兵连里有一位叫梁怡娟的，是从加拿大回来的归侨，她精通英语，便责无旁贷地担任了翻译。由于年代久远，稽核困难，徐佩珩目前已无法断定那位女记者是否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史沫特莱，不过女记者当年对她们说的话她还记得清清楚楚：你们不但是中国妇女的骄傲，也是全世界弱小民族的骄傲!

    到营里来慰问和鼓励的社会名流不少，最令她难忘的当数孙夫人宋庆龄了。

    那天，当她们得知孙夫人要来的消息后，一个晚上都设有好好睡觉，睁着眼睛等待天明。凌晨4点钟，起床号骤然响起，大家一骨碌爬起来，洗理完毕，吃过早餐后便到操场集合，然后跑步到女中操场与少年连会合，一起徒步走到中山纪念堂前的广场等候。到达中山纪念堂时，天尚未大明。明知孙夫人不会这么早就来，大家都不敢原地坐下休息，恐防坐在地上会把衣服弄脏或弄皱，就这样一直站了三个多小时。8点多钟，一辆小轿车驶到了中山纪念堂前，一伙人下了车，向着等候已久的队伍走来。徐佩珩认得，走在头里的，是大家早已熟悉的广州妇女界的负责人伍智梅，在她的引领下，一位穿黑胶绸长衫的中年妇女正慢慢地走着，徐佩珩知道，这位就是大家敬仰已久、盼望已久的孙夫人宋庆龄了。

    当宋庆龄一行人走近队伍时，连长阮秉坤发出口令：“立正!行注目礼!”女兵们挺胸收腹、动作整齐地向宋庆龄行注目礼。徐佩珩所在的第七班，在第三排的第一列，宋庆龄走过时，她看得十分真切，60多年过后，她还清楚地记得孙夫人当时的模样：她脑后挽了一个窝窝的发髻，面上薄施脂粉，两手的指甲涂有红丹，身材不高不矮、不肥不瘦，气质雍容华贵，显得非常美丽，和蔼可亲。

    宋庆龄走上临时搭起的讲台作了即兴发言，对勇敢投身抗日救亡活动的妇女和儿童们赞扬和勉励了一番，然后检阅了妇女连和少年连的队伍，同大家一起合照留念后才登车离去。一刻千金，这短暂的会见成了徐佩珩永志难忘的纪念。

    这其间，徐佩珩和战友们还到中山纪念堂听了一场由来自东北沦陷区的赵老太太作的报告。赵老太太是个农村妇女，她的儿子赵侗在日本鬼子侵占家乡时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到处打击侵略者，而她则为游击队作联络和后勤工作。为了给游击队购买枪支弹药和医药用品，她只身南下广州筹款，并进行抗日救亡宣传。老太太的义行深深地感动了徐佩珩及在场的人，他们情不自禁地高呼：“赵老太太万岁!”

    中秋节到了，模范团没有放假。晚上，妇女连的女兵们集中在课室大楼的天台上团团而坐，中间的一张台上，摆满了花生、水果和月饼等食物。这晚的天气很好，繁星闪烁，朗月挂空。平日学习、训练紧张，难得有机会聚在一起放松一下，皎洁的月光下，大家尽情地唱歌、讲故事、做游戏，正在兴高采烈之时，梁怡娟突然站起来说：“同学们，我们今晚能围坐在一起，对月高歌，尽情欢乐，我们感到非常幸福。但是，在沦陷区里，我们的同胞正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能如我们一样自由欢畅地赏月吗?恐怕他们正躺在床上呻吟呢!我们不应该把他们忘记了，我们应该时刻准备替他们报仇！”随即，她唱起了《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女兵们都站了起来，加入了悲怆的合唱：“……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没有人再有心思去讲故事、玩游戏，没有人再有兴趣去动那台面上的食物。

    月光冷冷的，照得天台和女兵们一片惨白。

    日寇的魔爪终于伸到了广州，“誓死保卫大广州”的口号还在耳边回响，上级一声令下，模范团连夜撤出了广州，踏上了艰难的行军之路

    中秋过后不久，公历10月10日，既是辛亥革命纪念日，也是当时的国庆日。这一天，模范团分队到市中心进行宣传和讲演，晚间还参加了火炬游行。徐佩珩和战友们全副武装、手持火炬列队行进在马路上，长长的队伍宛如一条火龙，十分壮观。马路的交叉口上都搭有张灯结彩的牌楼，牌楼上贴满了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民起来抗日！”“誓死收回失地!”……游行队伍中，时而爆发出地动山摇般的呐喊：“誓死保卫大广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时而又涌出大江奔流似的歌声：“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拿起我们的铁锤刀枪……”“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动员!动员!要全国总动员!反对暴力的侵占，斩断压迫的锁链，要联成铁战线，民族，出路只一条，生存唯有抗战!”途经之处，观看的市民也都情绪激昂，他们鼓掌，他们呼喊，这一夜，广州沸腾了!

    徐佩珩喊得喉咙沙哑了，她觉得自己的胸膛里有一团火正在熊熊地燃烧着，这是她有生以来最兴奋的一夜，以至游行结束回到宿舍，仍久久不能入睡，游行时的情景老是萦绕在脑际，耳边总是回响着一个声音：“保卫大广州!誓死保卫大广州！”

    她和战友们不会想到，就在她们一觉醒来的第二天，也就是1938年10月11日，日军出动了数十艘军舰，500多架飞机，4万多人，在大亚湾强行登陆，水陆两路，日夜兼程向广州进逼！

    1938年10月18日，是徐佩珩一生中难以忘记的日子，这天晚上，她的一位同乡来找她，并对她说：“你母亲不知受了什么刺激，疯了!”

    这个消息有如晴天霹雳，顿时震得她六神无主。她哭着向连长请假，准备第二天一早回家看望母亲，岂料连长竟不批准。心急如焚的她一夜无眠，第二天凌晨4时多，大家正在用早餐，正当徐佩珩暗暗怨恨连长不近人情的时候，排长通知她去见连长。她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连部办公室，连长对她说：“你的境况确实值得同情，我经过再三考虑，同意你请假。不过，目前时局相当紧张，我已接到上级命令，我们今晚就要转移，希望你能在傍晚6点前赶回来，千万不要失约!”

    徐佩珩含着眼泪多谢了连长，连军装也来不及卸下，转身便往营房外跑。排长陈尧亮来送她：“见过母亲后赶快回来，替她报仇!”

    徐佩珩一路急步走到维新南路汽车总站，车站内早已是人头涌涌。等了许久，好不容易来了一辆客车，所有人都一个劲地往车上拥，她挤在人丛中，不由自主地被“抬”进了车厢，帽子丢了，鞋子也掉了一只。车终于开了，虽然车上人多到动弹不得，但她还是暗自庆幸自己能坐上这既是第一班也是最后一班的长途客车。

    车到终点站了，待乘客都下了车，徐佩珩在车厢里找回了自己被挤掉的帽子和鞋子，岂料穿戴完毕后，却发现自己被汽车载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一问，才知这里是番禺新造，离家乡夏园甚远，真是欲速而不达了！有人告诉她，要回夏园，只有到江边坐艇渡江到东圃，然后再想办法。

    她一溜烟似的跑到江边码头上，包了一只平日要坐4人的小艇，“吱吱嘎嘎”地棹到东圃。上岸出了广新公路，她便沿着公路向东跑了起来。早上离营时天还未放亮，这时太阳已当空正照了，她跑哇跑哇，不停地跑，跑过了鱼珠，跑过了大沙地，跑过了横沙村，跑过了乌涌圩……她的脚在跑，脑海却在翻腾着：赶快回去看看母亲，然后在6点前回营……但是，现在已经中午了，这里离夏园还很远，按时间计算，自己肯定是不能按时回营了，那时，队伍会按时开拔，连长一定会说我是一个临阵退缩的怕死鬼!不如现在回头吧，马上往回走还来得及，但是，母亲不见了么?母亲只有自己一个孩子，现在她疯了，也许她就是思念自己过度才精神失常的，她是多么可怜啊……跑哇跑哇，她不停地往前跑。当她刚跑到文园村前的一片荔枝林时，天上忽然响起了一阵裂人心肺的飞机声，是敌机来了!她急忙躲进了荔枝林，荔枝林对面的榄树林里，也有几个女人在惊惶地躲避。盘旋了一会，也许找不到攻击目标，敌机终于撅起尾巴飞走了。

    她急步走出荔枝林，顺着广新公路又向东跑开了，在榄树林躲避的几个女人也沿着公路急急地朝她的方向走来，徐佩珩这会看清楚了，她们一共是三个人，其中一个人肩上还挑着一担行李。很快，徐佩珩便跑到三人的跟前，突然，她惊住了，并失声叫了一声：“妈!”原来，这迎面过来的三个女人当中，有一个竟是她要赶着回去见的母亲！徐佩珩抱着母亲大哭起来，大病过后的母亲两眼发直，茫茫然地望着自己日思夜想不得见、而今却像从天上掉下来的宝贝女儿，一时竟说不出一句话来。

    细问之下，才知母亲的病已无大碍，父亲半月前去了澳门至今未归，因时局渐趋紧张，村中人纷纷外出躲避，母亲孤身一人，正在束手无策之时，广州一亲戚约她往南海平洲避难，说是那里有一位老姑婆曾到过日本，懂得日本话，并认识不少日本知名人士，日本兵来了，或许可以从中斡旋，少遭灾难。于是，她便依约前往，没想到在这半路中途母女奇迹般地相遇。

    见母亲的病已无大碍，徐佩珩的心已安下了一半，她把连队今晚即将随政府转移，到外地继续学习的事告诉母亲，并征求母亲对自己去留的意见。说实在的，徐佩珩此时的心情矛盾极了：回营吧，又怕母亲舍不得自己；留在母亲身边，又怕辜负了连长的期望。既然对母亲说了，那就一切顺从天意，母亲怎样说便怎样做吧。令她想不到的是，母亲沉吟了一会，竟然对她说：“现在兵荒马乱的，你还是归队吧，有政府带领总比自己盲摸摸要好。”说完，母亲脱下手上的一只金戒指，外加20元纸币交给徐佩珩：“留作防身用吧，好好保重自己。”母亲的深明大义，令徐佩珩十分感动，她含着眼泪接过母亲的钱物，对母亲说：“妈，自古忠孝不能两全，女儿不在你身边，你自己也要保重啊!”

    她们一起踏上了回广州的路。一路上的痛苦艰辛不必细说，当徐佩珩回到广州登峰路的军营时，已是黄昏时分，战友们已吃过晚饭，正在收拾自己的行装。打早上4点多钟吃过一碗白粥送黄豆，中午在鱼珠吃过几块饼干外，一天来，她都忙于赶路，没有进食任何东西，这时候，顿觉腹中雷鸣，饥饿难忍了。但时间紧迫，她顾不上许多，径直走到连长办公室，向连长敬礼报到，连长先是一愣，随即笑着说：“很好!你真是一个好战士!”

    徐佩珩回到宿舍，在陈粹声的指点下，用一块蓝色的方巾把衣服包好，将席子和军毯卷成筒状，草鞋、漱口盅、毛巾等物挂在腰带
上，文具杂物都装在一个布公文袋里。刚收拾停当，集合号便响了。

    连长阮秉坤作了简单的动员：“同志们，战事已经非常吃紧，也许明天我们就会和敌人接触，但你们参军不久，没经历过战斗，为了保存实力，不作无谓牺牲，上级命令我们立即转移。与敌人打仗的任务由一、二营的老大哥去完成。为了充实老大哥的实力，我们每排只留9枝马步枪，每人只留30发子弹，其余的都留给老大哥用，等到了目的地，我们再设法补充。现在，检查武器装备，准备出发!”

    队伍出发了，徐佩珩和战友们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在灯光昏暗的马路上，她们要到长堤码头坐船到石围塘，再乘火车到佛山。此时的广州，静悄悄的，仿佛就是一座死城，望着平日最熟悉不过的街景，徐佩珩觉得五内交煎，不久前举行火炬游行时高呼的“誓死保卫大广州！”的口号犹在耳边回响，现在不发一弹便要撤离了!

    “别了!生活了13年的广州，别了!生我、育我的父母。”徐佩珩在心里默念着，她记住了这个令人悲怆的日子：1938年10月19日。

    撤出广州后，徐佩珩与女兵们经历了行军、受训的艰苦生活，半年之后，她转学无线电通讯，成了一名无线电报务员

    1939年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粤北连县三江墟。

    在临近河滩的一块空地上，正举行“广东省地方行政干训所”的开学仪式。副所长何彤正在台上讲话，台下黑压压地站满一队队的学员，徐佩珩和广州集训生的战友们也在其中。天正下着雨，同其他人一样，徐佩珩没带任何雨具，雨水顺着她的帽檐流到面颊上，再由面颊流进颈项，慢慢湿透了衣裳。但是，她没有半点畏缩，一动不动地专心听着长官的讲话，看得出，撤出广州半年来的风餐露宿，已使她变得无比坚强。

    那天，她随模范团的大部队撤离广州，坐火车直达三水，随即马不停蹄地步行向西北方向挺进。行囊虽然简单，但那30发子弹和那枝轮流背的马枪，却是个不轻的分量，轮到自己背枪时，徐佩珩觉得胸口微微作疼。脚步沉沉，心情也是沉沉的，大家都低头走路，谁也不说一句话，只听见轻微的喘息声。走，走，不歇地往前走，不知走了多久，才听见前边传来“原地休息”的命令，大家背靠背坐在地上闭目歇息片刻，又站起来迈开双腿向前奔了。

    这回可不是演习了，行军的第二天起，沿途都遭到敌机的追袭，妇女连和少年连还未到达四会，一、二营的老大哥便在芦苞与日军接上了火，一仗下来，损失了不少大家熟悉的兄长。悲痛的气氛开始笼罩着整个队伍，特别是广州于21日陷于敌手的消息传来，大家的心情更加沉重。19日晚收拾行装时，徐佩珩和战友们还天真地以为，这次离开广州，少则三两天，多则几个星期便可回来，因此，除了带上两套内外衣裤及简单的御寒衣物外，其余的东西都留在宿舍的铁箱里，用锁锁好，并把钥匙放在贴身的地方，待回来时再取回自己的东西。如今，广州沦陷了，归路没有了，这钥匙还留着何用?大家含着悲痛，纷纷把钥匙扔在路边!

    经过六天日以继夜的行军，她们到达广宁县城，在一间学校驻扎下来；满以为可以多休息几天，岂料第二天天未亮，集合号声又响了起来，疲惫的队伍又逶迤地向西北迸发了。刚走了15分钟左右，凶神恶煞的敌机便追了上来，队伍急忙疏散隐蔽，敌机盘旋了一会便扔下了炸弹。徐佩珩身后不远处，火光迸发，尘土飞扬，她意识到，她们昨晚住过的学校中弹了，那里还住着10多个正在养病、未能随队出发的病号!后来她得知，几个她非常熟悉的人，如体育教官赵辉及一位优秀的少年兵在这次空袭中牺牲了，这是日本侵略者欠下的又一笔血债!又走了一天，到了一个叫古水的地方，队伍停下来不走了，这一停便停了大半年。

    这半年的时间里，徐佩珩和女兵们一起继续着被中断多时的学习和军事训练。这时，陈粹声是七班的班长，而徐佩珩则是班副。没有宿舍，她们把床铺并排安在潮湿的祠堂里，没有课室桌椅，她们在膝上放着小木板、坐在小板凳上上课，住地附近的山丘、树林及溪涧，是她们开展野外勤务和进行实弹射击的地方，夜间站岗放哨，使这群柔弱胆小的女子练就了无所畏惧的胆量!

    在这里，徐佩珩经受了国土不断沦丧而又茫然不知进退的痛苦的感情煎熬和两次重病的摧残，目睹了个别意志不坚定者的悄然离去以及顶不住精神煎熬而神志错乱者的失常哭笑与呼喊!在这里，她又聆听了名震珠江三角洲的广游二支队司令吴勤的讲话，深为吴司令及游击队员们不畏牺牲、坚持敌后抗战的事迹所鼓舞。

    幸好，她和大部分战友都坚持了下来。终于，上级来了通知，模范团的学习和训练告一段落，妇女连暂时改为妇女工作大队。有消息说，马上要转移地方了。临行前，队里召开了座谈会，尽管从模范团改为工作大队，人员并没分散，但大家都有一种离别在即的感觉，座谈会上，大家唧唧喳喳讲得最多的自然是互相勉励的话，宗旨是一个：报效祖国，抗战到底!但其中的内容却很多，如：不应作过多应酬，切戒和男同事一起喝酒，坚守工作岗位，努力钻研业务，继续学习，提高自己；不贪财，不慕势，不要贪慕虚荣而上男人的当，不当机关的花瓶，不做达官贵人的姨太太……

    稍作整顿之后，艰苦的行军又开始了。从古水出发，再度进入广宁县城，然后北上，经江屯、义和、北市、杨梅、太平、七拱、杜步、水口，到达阳山县城附近，然后再继续北行，经犁埠到达连县的三江。这一次行军，她们翻山越岭，整整走了10天。

    在三江休息了几日，有消息传来，妇女工作队将要解散，省政府要把女兵们安排到战时大学学习。听到这个消息，徐佩珩十分兴奋，当初进模范团时，她曾骗母亲，说自己要进一间政府办的免费大学，没想到这一谎言竟然成了现实!

    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上级的正式宣布。有一天，徐佩珩碰见即将调往他处的连长阮秉坤，阮对她说：“没想到你能坚持到现在，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时，觉得你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的，像一个古代的大家小姐，弱不禁风的。但现在，你不但没有倒下，还比许多人都坚强，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阮连长的这番“临别赠言”，也算是为徐佩珩进入模范团一年多来的表现作了总结。

    不久，上级派人来宣布妇女工作队归入广东省政府地方行政干训所的决定，并给每人派发表格填写投考志愿，第二天便进行
了分系考试。干训所分行政、合作、通讯、军事四个系，徐佩珩和陈粹声考上了通讯系。当徐佩珩知道自己考上通讯系后，她马上给远
在广州的母亲写信说：“我真的进入战时大学读书了！”

开学仪式过后，徐佩珩和同学们立即在一个叫李屋的大院里投入了紧张的学习。三个月后，她们又经过八天艰苦异常的行军，从李屋转移到了乳源县的侯公渡。在这里，徐佩珩又一次战胜了病魔的缠绕，终于和同学们一起完成了学业，踏上了抗日工作之途。

   在大后方，她有一份安稳的工作，当上级要派人深入敌后、征询她意见时，她二话没说便应允了。于是，她和同伴一起，以柔弱之躯向虎穴挺进

    1941年的隆冬季节。作为大后方的桂林到处一片萧瑟。在离刘家园不远的龙隐寺旁边的一个岩洞里，传出了清脆的“嘀嘀嗒嗒”的发报声。发报机前面，一个头戴耳机的年轻女子正在聚精会神地拍发电文，随着她右手的食指利索地上下抖动，一组组的阿拉伯数字变成无形的电波，通过洞外的天线飞向天空。这里是军令部电台第一支台，那位年轻的女报务员就是刚满22岁的徐佩珩。虽是军令部的电台，但徐佩珩任的却是文职，职务是“同上尉”，不是军阶，工资待遇与上尉相同而已。

    自从在侯公渡结束干训所通讯系学习以后，徐佩珩与好友陈粹声一同被分配到设在曲江县广东省政府无线电台总台三号分机见习。初次上阵，大病初愈的徐佩珩不免有些力不从心，特别是她那副脸色青黄、走路不得劲的样子，令台里的人既害怕又担心。虽说是省府的电台，但设备却是相当落后，收发报时靠四个摇工用人力摇动发电机发电，由于摇动时用力难以均匀，致使发出的讯号强弱不定，有如人之说话咬字不清，常使对方难以捕捉。收报时，耳机传出的声音也如百鸟归巢，嘈杂得难以判断那一个声音是自己要记录的，有时捉错了声音，有时刚记下第一二个数码，第三四个又给溜走了。

    徐佩珩十分清楚自己的状况，她明白，要站稳脚跟，为抗战出力，就得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皇天不负苦心人，一个月后，她已能单独上机工作了，原定三个月见习期满才可独立上机，成为三等报务员，而她却提前实现了目标。

    不久，徐佩珩被调往驻在茂名县高州城的省政府南路行署电台。在高州工作一年之后，她参加了行署主任罗翼群组织的南路慰问团，到柳州、桂林、曲江等地慰劳第四战区和第七战区的伤病战士。在医院，她与同伴们为伤病战士唱歌、演话剧、派发慰劳品，把后方民众的温暖和感激送给为保卫国土曾与敌人浴血奋战的战士，在那里，她亲耳聆听了伤病战士躺在病床上讲述战况的惨烈和杀敌的痛快，心中那团爱国烈火伴着战士们高昂的情绪一起熊熊燃烧，特别是当她见到一些手脚伤残的战士仍嚷着早日出院回战场杀敌的情景时，心情更是昼夜难平。劳军工作结束后，她便留在曲江，重返省府电台工作。后来，她又辗转柳州、桂林等地，最后，进入军令部第一支台。这时，距离侯公渡结束学习刚刚两年。

    相对于战火纷飞的战场和在日寇铁蹄践踏下的沦陷区，桂林的生活算是安定的。支台的工作并不太忙，一天三个班由四个报务
员轮值，每四天便有一个全天休息日，每天上班下班十分有规律。徐佩珩每月的薪金是80元，另每月有几十斤大米，吃不完可折现款充伙食费，一年中还有两套衣服，每个节令都有些小补贴。这些收入，对于一个还未成家、生活在战争年代的青年女子来说，是较为宽裕的。

    桂林山水秀甲天下自不必说，作为战时的大后方，桂林还汇集了一大批文化人，整个城市的文化气氛十分浓厚，爱好文艺的徐佩珩闲时常常去看电影和舞台演出，在这里，她看过《北京人》、《雷雨》、《忠王李秀成》等话剧，看过叶浅予的漫画、戴爱莲的舞蹈，还见过欧阳予倩、巴金等文化名人。特别令她高兴的是，在工作地点附近，有一个藏书丰富的图书馆，这里成了徐佩珩第二个家，日间除了上班，其余的时间都在这里度过，《飘》、《邓肯自传》、《简爱》等许多外国名著，她都是在这里阅读的。

    台里只有徐佩珩一个女性，而她又正值豆蔻年华，渐渐地，采花的蜜蜂蝴蝶纷至沓来，这其中，有她望而生恶的浪荡公子，有相处多年的同学、战友，也有在她有难时伸出援助之手、待她亲如兄长的朋友，更有初次见面便令她怦然心动的白马王子。可她都一一回绝了。她忘不了离开古水前那个座谈会上大家的发言，更忘不了这几年来自己抛弃家庭父母、历尽艰辛而死抱不放的目标，她坚持原则，她要为妇女、国家及民族做一番有意义的工作！

    1942年的春天来临了，自1941年底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世界的战局发生了变化，美国加入了反法西斯战团，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

    一日，支台长突然把徐佩珩叫到办公室。

    “你想念家乡，想念父母吗?”台长微笑着问。

    “想，想极了。”徐佩珩不加思索地说。

    “是这样，现在时局的变化想必你也清楚，为了更好地打击敌人，我们需要掌握更多敌人后方的情况，上级决定派人潜入敌后工作。”台长慢条斯理地说，“上级研究过你的情况，觉得你是个合适的人选，决定派你回广州，在那里建立秘密电台，你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吗?”啊!这件事来得太突然了，听完台长的话，徐佩珩的脑海里立即翻起了波澜。自己不是曾经立过誓言，要为中国的妇女争气，不当花瓶，不当玩物，要为民族求生存争独立贡献自己的力量，纵然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辞么?现在正是实践自己誓言的时候了，难道自己还要畏缩不前么?她没有再多想下去，很爽快地回答台长：“我愿意，不过，自己的能力有限，恐怕力不从心，会误了大事。”

    支台长高兴地说：“你愿意就好，至于能力方面，你不必担心，上级会派人协助你。”

    当晚，徐佩珩在床上辗转反侧，彻夜难眠。心情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自己一直盼望有一个为抗日救亡多作贡献的机会，现在，这个机会终于来了，担心的是自己将要从事的是随时都会掉脑袋的工作，父母养育自己多年，如果自己牺牲了，又怎样去报答他们?这一夜，这几年发生的事一幕一幕地在眼前闪现。日寇轰炸后血肉横飞的广州街头，火车站里惊惶失措的逃难人群，宋庆龄的接见，广州街头的火炬游行，撤出广州后的几次行军，古水的受训和侯公渡的学习，后方医院伤残战士的奋臂疾呼，还有在荔枝林外遇见母亲时她那张失神的脸……终于，她下了决心，干!为中国妇女争光，为挽国家危亡，为保民族独立，纵然牺牲也在所不辞!

    她与助手伪装成夫妻，满腔热血地向敌后挺进。岂料领导他们前进的组长却不思进取，身边还带着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

    不久，上级派来了一个叫陈守忠的上校参谋来当组长，另外还给徐佩珩配备了一名男助手。工作小组由这三人组成。助手叫龙学湖，海南文昌人，自幼父母双亡，海南沦陷时，他逃到南洋投靠哥哥，后来从南洋回国参加抗战，先考入中央军校17期，毕业后再考入军令部无线电训练班，结业后留在军令部工作。他也是一个愿为国家拼死效劳的热血青年，与徐佩珩走在一块，可算是“门当户对”。
在桂林作出发前准备时，徐佩珩一一向朋友们告别，并把带不走的书籍和衣物分送了别人。几年来，她一直坚持写日记，她把日记本封好，交给表姐保存。她还给原干训所通讯系的联谊机构发了一封信，向各位师友告别的同时，勉励大家努力工作，为国家和民族贡献力量，并相约抗战到底，胜利后再见。真有一点“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味道!

    由于纪律所限，她不能告诉友人真正的去向，只说要离开桂林到别处工作。大家都为她舍弃安稳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感到可惜，更有人为她的突然离去作了无端的推测。最令徐佩珩感到不安的是，这几年离乡别井在外闯荡，所历的无数艰难险阻，无一不是在同学、朋友的搀扶下安然度过，这种在艰难岁月中建立起来的生死情谊，随着自己的悄然离去而骤然中断了。1942年中秋节过后不久，在组长陈守忠的带领下，徐佩珩与助手龙学湖装扮成一对夫妻，携着伪装好的小型收报机、发报机、两套蓄电池、密码本以及半年经费，离开风景如画的桂林，向敌人的心脏进发了。临行前，她把将要建立的秘密电台定名为“赤坚”，为民族献身之心，赤诚可见!

    同行的还有几个与陈守忠相熟、搭顺风船到梧州去的人，再有一个是陈守忠相识不久、据说是从香港回来的妖艳女人。陈守忠还雇了几个在途中协助工作的人，这几个人将在肇庆等候与他们会合。

    陈守忠领着大家上了一只租用的小艇，但不知何故，小艇在漓江边停泊了一个多星期才拔篙动身。小艇沿漓江东南下阳朔到平乐、昭平再转入桂江，沿桂江东南行至梧州。到梧州后，搭顺风船的那几个人走了，而那个妖里妖气的女人却留了下来，与陈守忠双宿双栖。两天后，艇出梧州不久便转入西江，向东行经郁南、德庆、悦城等地，到达了肇庆。

    先期到达的雇员麦伯和初叔把徐佩珩他们迎进了事先准备好的房子。甫卸行装，徐佩珩便迫不及待地架起电机向总台和支台呼叫，不用两天便联络上了，支台的同事复电说，收到的讯号十分清晰，这个评价，令徐佩珩高兴万分。

    到达肇庆后，组长陈守忠宣布因要布置一些事情，需要一些时日，便停下不走了。

    小小的肇庆城里，徐佩珩本有不少同学和朋友，但由于纪律的约束，她不便和他们更多的来往。天天闷在屋子里，实在不好受，为了打发日子，徐佩珩试着用“赤坚”的笔名写了几篇散文投到当地报纸的副刊，没想到竟被录用了。龙学湖本来也是个爱好文学的青年，见到徐佩珩的文章被录用，便按捺不住也写了两篇寄去。若干年后，龙学湖重返南洋山打根，竟成了当地一位小有名气的华文作家，在肇庆写的这两篇小文章，可算是发轫之作。

    尽管肇庆当时文化生活相当活跃，可以看到很多进步剧团的演出，还可以用写文章投稿来打发日子，但徐佩珩还是一心惦记着“前进”，她多次向陈守忠询问，但得到的答复都是：“不急，再等等。”陈守忠依然与那个来历不明的妖艳女人出双入对，寻欢作乐。更糟糕的是有一日陈守忠突然宣布他手头掌握的经费已用光，以后的日子要动用由徐佩珩掌握的电台的经费来维持。前进无期，陈守忠每日花天酒地，全不以国家和民族托付的责任为重，这样的人是难以与其合作到底的。徐佩珩与龙学湖私下合计，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于是，徐佩珩便执笔写了一封信，向支台反映情况，希望得到总台的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