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正午，徐佩珩与总台每天12时正的例行联络完毕，她换上睡衣上床准备午睡，正在这时，防空警报拉响了，第二次警报后紧接着是紧急警报，随即便是震耳欲聋的飞机声。她急忙掀开身上的棉被，穿上绒衣，趿着拖鞋往门外跑，龙学湖刚好也跑出门口，两人不约而同地向江边跑去。还未跑出多远，敌机已飞临头顶，他们赶忙伏在地上。飞机开始投弹了，炸弹落在他们身后，随着“轰隆隆”的爆炸声响，中弹的地方立即火光冲天。飞机在他们头上转了一圈，往别处飞去，飞机飞得很低，连飞行员的狞笑声也听得清清楚楚。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正准备往江边跑，敌机又飞了回来，这回飞得更低，显然是在寻找目标。敌机这回投下的炸弹离他们伏下的地方更近，爆炸过后，冲天的大火便在他们身边燃烧。徐佩珩恨极了，把脸一仰，两手伸向空中猛力一抓，她要把敌机抓下来摔成几瓣!

    就在徐佩珩仰脸的时候，她发觉陈守忠和那妖女人也伏在不远处，陈守忠也要仰面看那火光，那妖女人却把身体移过去，挡住他的视线。这时，敌机已飞到江堤那边，一阵猛烈的扫射之后便飞走了。

    徐佩珩惦记着收发报机，一骨碌爬起来与龙学湖一起奔回住处。他们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他们住的那间古老大屋，小小的地方竟中了3个燃烧弹，左右偏间和正间都燃着熊熊大火，奇怪的是，陈守忠与妖女人住的那间房子却丝毫未损。

    徐佩珩一心想着要把机子抢出来，她和龙学湖不顾一切地冲进火海，这时，屋内浓烟滚滚，烈焰逼人，屋顶上的梁桁吐着火舌，哔哔剥剥地往下掉，硝烟刺得人睁不开眼，呼吸也十分困难，他们冲了几次都被迫退了回来。难道就这样眼睁睁看着机子在大火中化为灰烬?徐佩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在火场外团团乱转。

    正在这时，平日对周围环境有所观察的组员麦伯见正门无法进入，便折去旁边的中山纪念堂，从一道矮围墙跳进住地厨房前的空地，从后边小间的厅破门冲入徐佩珩的住房，所幸的是，房间里虽然屋顶倒塌，烈火熊熊，但床前的书桌此时并未着火，放在书桌底下的收发报机亦未受波及。麦伯顾不得许多，抱着机子从原路冲出来。见到机子安然无恙，徐佩珩欣喜若狂，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空袭过后，眼见农历新年就要到了，陈守忠还未有动身的意思，依旧与那女人混在一起，除了吃就是睡。冷静下来的徐佩珩和龙学湖对电台被袭作了分析，觉得那个缠着陈守忠的女人十分可疑，于是，徐佩珩再给总台写了一封信，说明当前的处境以及他们的怀疑。但他们总是得不到总台的答复。他们哪里知道，他们寄出的信早已被当地的绥靖机关扣下，官官相护，得到绥靖机关通气的陈守忠把龙学湖叫去训斥一番，并说自己是组长，自有一番计划，不容其他人妄自躁动。

    春节过后，陈守忠终于领着小组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时而走旱路，时而走水路，从肇庆出沙头到白土、明城、杨梅、高平到沙坪，而沙坪的对面，便是日寇控制下的南海县九江镇了。

    到沙坪后，陈守忠把人分成两拨，自己以及妖女人、麦伯三人留在沙坪镇，而把徐佩珩、龙学湖及初叔三人打发到离沙坪镇十里地的玉桥乡。

    从桂林出发一路来，徐佩珩与龙学湖都以“夫妻”面目出现，不便之处自然很多。在肇庆逗留期间，总台曾来电征询她们意见，希望他们能从日后的工作着想，结为夫妻。徐佩珩与龙学湖相识时间不长，但自从为了一个目标走到一起以后，彼此有了了解，大家都有一颗为挽救民族危亡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火热的心，一路上对事情的看法亦趋一致，也算得上是志同道合，那个彼此都要追求的目标，犹如一条红线，把两颗火热的心拴在了一起。于是，他们复电总台，愿意遵循上级的意愿，注册结婚，并请总台领导充任介绍人和证婚人，登报广告亲友。他们商定，小家庭待回到广州才正式建立。

    坚持原则，暂不谈婚论嫁，是徐佩珩坚守多年的阵地，这个坚固的阵地却在这次执行特殊任务的途中放弃了。事实上，坚守阵地是为了为中国妇女争光，挽救民族危亡，为国家多作贡献，放弃阵地，又何尝不是为了这些?这是一段没经过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海誓山盟刻骨铭心恋爱的婚姻，这段婚姻一开始便与国家的时局连在一起，它的起落和终结似乎也是注定了的。1950年，也是由于时局的原因，龙学湖抛下妻子和四个儿女，只身离开中国内地，尔后重返南洋，在山打根定居，从此一水隔天涯，两人难再见面，那段浸透爱国情怀的婚姻，仅仅维持了七年！1990年5月，龙学湖在离开中国内地41年之后重返广州，面对着徐佩珩独自一人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拉扯成长、时年都已超过40岁的四个子女和一群孙儿，他和徐佩珩两人实在已是相对无言了!常言说好心得好报，徐佩珩将自己的婚姻大事押在祖国和民族的利益上，得来的竟是这样的结果，虽说是：“壮士胸中怀天下，何须回首论功酬。”但个中的得失，谁又能说得清?!

    沙坪虽然未陷敌手，但与沦陷区南海县九江镇一水之隔，来往和居住的人十分复杂，稍有不慎，便会误了大事。为了应付复杂的场面，徐佩珩和龙学湖的“夫妻档”唯有提早开张了。龙学湖对外宣称是做生意的。他们在玉桥乡住下的第二天，当地查缉所所长的太太便来串门，邀他们去打麻将，徐佩珩对麻将这玩意一向憎恶，便据实对所长太太说不会，所长太太十分扫兴，一脸诧异地走了。所长太太走后，徐佩珩觉得十分不妥，在这龙蛇混杂的地方，不晓得打麻将，怎可掩护自己?晚上，她与龙学湖商量，硬着头皮也要过好这一关。于是，她设法弄来一副麻将牌，一到晚上便关起门来互相“切磋”，为了更像一个生意人，一向不抽烟的龙学湖也学着抽起烟来。过了几天，他们去回拜所长太太，并留下对打麻将还只是一知半解的龙学湖与所长太太及她的牌友们周旋，为了保护自己，铁定输钱也唯有当作是“合理开支”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不知不觉，在沙坪停留已两月有余，陈守忠依旧拥着那妖女人过着清闲的日子，只字不提前进一事，徐佩珩几次催问，得到的仍是“等等”两个字。

    徐佩珩与龙学湖商量，与其消极地等下去，不如主动地做些准备工作，他们决定由徐佩珩回家乡一趟，这样一来可了解当前沦陷区的情况，二来可见见父母，并物色落脚点，为将来的潜伏作准备。刚好所长太太有一位牌友易姑娘常常来往于沙坪与九江之间，专门做引领偷渡水客的营生，龙学湖常到所长太太处打牌，一来二去便与她相熟，求她帮忙时，她一口便应允了。

    不久，易姑娘告诉徐佩珩，对岸的日本兵已调防往别处，剩下汉奸队伍在把守，过江正是时机。一天早上，易姑娘领着徐佩珩等10个要过江的人乘坐一只小艇，冒着浓雾向对岸驶去。出发前，徐佩珩到旧货摊买了两套竹纱唐装衫裤，并把头发往后卷成一个髻状，手中提着一只小箧，将自己装扮成一个小妇人的模样。

    由于预先买通了汉奸，通过封锁线时倒也顺利。到了九江，易姑娘又替每人买了一张“良民证”，并嘱大家将自己的“身份”背熟，以备检查。徐佩珩从九江坐汽车到佛山，再从佛山坐火车到石围塘，然后再转乘小火轮到广州，到广州后再搭汽车回到家乡夏园村。离开九江上车前，她遭到一名凶神恶煞的女汉奸搜身检查，小箧被翻得乱七八糟，因为少给了“检查费”，还挨了那狗汉奸的一巴掌。自1938年10月撤出广州前与母亲告别到这次回家，徐佩珩已差不多有五年未与家人见面了，这次她有如神话般地突然降临家中，令一家人顿时喜极而泣。正是：“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徐佩珩告诉父母，自己已经结婚，暂在沙坪居住，丈夫叫董瑞恒(自然是龙学湖的化名)，是跟随姐姐做生意的，现在自己已不在政府工作，改行做生意。又是一番美丽的谎言，说得父母满心欢喜。父亲问起沙坪的情况，徐佩珩向父亲提及，沙坪有一位省政府的什么高参叫陈植云，父亲连忙告诉她，陈植云又名陈老八，是增城县沙村人，未发迹前曾与自己一起在广州合股开过一间联发拖轮公司，是个老相识，若在沙坪有什么困难，可去找他相助，他是个念旧情的人，一定不会拒绝。

    在家居住的日子里，徐佩珩体验了沦陷区同胞所经受的屈辱与悲惨：日本兵手执军刀在街上耀武扬威，中国人则要站立一旁躲避；遇到建有日本神社的地方，中国人要上前鞠躬行礼……一个星期之后，徐佩珩便从原路返回沙坪。

    陈守忠依然没有前进的意思。一天，与他们住在一起的麦伯到玉桥乡徐佩珩住处，反映陈守忠与那妖女人最近行踪诡秘，不知在干些什么，而且手头上的经费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徐佩珩把在肇庆遭空袭时见到的情形告诉麦伯，并提出了自己的怀疑。麦伯提议以他们全体人员的名义用电报的形式向总台反映情况，这样便可以避免中途被截留了。几个人合计了半天，觉得唯有这办法可行。于是，徐佩珩便综合大家提供的情况和意见，拟了一封长长的电报发往总台，希望上级对今后工作有所指示。

    不久后的一个早晨，麦伯跑来告诉徐佩珩，陈守忠及那个女人被两个荷枪的士兵押走了!至于陈守忠被捕的原因，是因为上级已掌握他作奸犯科的详情，还是因为那封电报产生效应，他们便不得而知了。

    上级命令徐佩珩与助手继续前进，于是，这两名同是23岁的年轻人便义无反顾地走向虎穴狼窝

    抓走了陈守忠，小组一下子变得群龙无首，大家不免彷徨起来。徐佩珩立即电告总台，请立即委派得力的组长来领导大家向沦陷区挺进。不久，总台发来电报，说组长暂不委派，麦伯和初叔就地遣散，并命令徐佩珩与助手龙学湖伺机前进，单独进入沦陷区。

    接到总台的电报，徐佩珩和龙学湖两人着实吃了一惊，他们人事不熟、途径不清，且毫无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单凭一腔热情，这个重担能独自承担起来吗?踌躇了好几日，终归是身上奔腾着的热血起了作用，他们复电总台：“接受命令，继续前进!”

    有道是“初生之犊不畏虎”，徐佩珩与龙学湖说干就干，复电总台的第二天，徐佩珩再次乔装打扮，潜回夏园村。她对母亲说，董瑞恒的姐姐在广州有生意需他协助打理，因此他们决定回夏园居住，一来可就近到广州打理生意，二来可照顾父母，实为一举两得。母亲听后十分欢喜，几年来想断肝肠、望穿秋水以致精神错乱，为的是想见宝贝女儿一面，如今女儿在外漂泊几年之后回到自己身边，哪有不喜欢之理?

    夏园村有俗例，出嫁女不能夫妇同居于娘家的房子，心急的母亲立即到处张罗替女儿女婿租赁房屋。为工作方便着想，与父母分屋而居，这正合徐佩珩之意，于是她也就顺水推舟，与母亲一起去物色房子。几经考察，徐佩珩终于在夏园村西邻的东湾村选中了一间僻静的房子作为日后秘密电台的落脚点。

    回到沙坪，徐佩珩便和龙学湖商议带着电台潜回夏园村的办法，徐佩珩忘不了在九江挨的那一巴掌，循前两次的路径进入显然不妥，那条路关卡多，常遇盘查，电台难以隐蔽。他们一致认为，要使电台安然无恙地运抵目的地，只有另辟蹊径。冥思苦想几天几夜之后，徐佩珩突然想起了父亲介绍过的陈植云。

    于是，他们去拜访陈植云，求他相助。陈植云倒也爽快，立即写了一封信，介绍他们去找驻在沙坪、挂着抗日旗号的“游击第三挺进队”司令林小亚。碍于陈植云的面子，穿着唐装衫裤、手腕戴着古老玉镯子、上衣口袋挂着银链挂表、一身“捞家”打扮的林小亚抽空见了他们两人，并当场应允为他们进入沦陷区提供帮助。尽管他们厌恶“捞家”、“大天二”的所作所为，但为了达到目的，也只好“隐恶扬善”，利用他们可取的一面了。

    让他们感到头痛的是上级拨给的经费已用得差不多了，若这时依手续向上级申请，再经预算、审查、批准、邮汇，恐怕又会拖延许多时日，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们当机立断，决定趁林小亚未改变主意以前，趁热打铁，立即出发!

    他们将蓄电池放进一个大皮箱里，小型收发报机分拆开来塞进衣服和被子当中，所用的密码用极薄的纸抄好，揉成一个个小纸球塞进棉絮内，他们的衣着也改成土里土气的，两人的装扮十足乡下人，然后，雇用房东的儿子阿根挑行李，一行三人径直到“挺三”司令部去找林小亚。这时，正是1943年的夏天，徐佩珩和龙学湖都才23岁。

    林小亚还算守信用，见到徐佩珩三人到来，便把他们引进预先准备好的一只小船。岂料搬行李上船时，却出了点小意外，也许是少走跳板的缘故，当阿根扛着装着蓄电池的皮箱沿跳板上船时，冷不防跳板一颤动，吓得他惊慌失措，身体失去平衡，连人带箱跌落江中。林小亚本是“捞家”出身，一向十分迷信，见未出行便出事故，犹如队伍正整装出发而被大风吹折了帅旗，心中十分恼火，拔起竹篙就要打阿根，徐佩珩连忙拦住林小亚，使阿根免了一场皮肉之苦。待船靠到僻静处，打开皮箱一看，发觉电池并未受损，只是虚惊了一场。

    检查完电池，林小亚便告辞了，只是派了一名弟兄随行。临别时，他交给徐佩珩两封信，一封写给顺德的廖开、廖忠兄弟，另一封则写给番禺市桥的黄志达，他嘱咐徐佩珩去找他们协助，顺德和番禺，正是徐佩珩沿途要经过的地方。

    船到南海县的一个地方，先见到了廖开。廖开打发林小亚派来的人及小船从原路回去，另派一只小艇及一名叫廖联的人护送徐佩珩两人去顺德找他的弟弟廖忠。一路上靠着暗线的指引，也算是畅通无阻，船到顺德八区，很容易便找到了廖忠。廖忠绰号“大金钟”，手下有一支一百几十人的队伍。他们驻扎在一块围田的“青纱帐”里，靠耕种、养鱼和设卡收保护费维持生计。这些队伍与林小亚的队伍一样，既搞生产又拿枪杆，既打日本仔又包娼庇赌、欺压鱼肉百姓，有时与日军和伪军拼个你死我活，有时又与汉奸暗中来往。山头林立，有枪便是草头王，构成了珠江三角洲一种奇特的现象。

    在廖忠的驻地住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他们依旧由廖联护送，一路坐小艇走水路进发，黄昏时分便到达了番禺的市桥镇。市桥镇是日寇在珠江三角洲的一个大据点，又是大汉奸李塱鸡的巢穴，抗日游击队亦时常出没其间，真是龙蛇混集，敌伪的防守十分严密，实是拦在他们面前的一道难关。

    廖联挑了个隐蔽的地方靠岸。徐佩珩与龙学湖带着林小亚的信去找黄志达。

    黄志达绰号“十难保”，时在大汉奸李塱鸡的弟弟李秀群手下当一名队长。他本是土匪出身，打家劫舍、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他曾多次入狱，都被林小亚设法营救出来，林小亚于他可谓“恩重如山”。他虽在汉奸营中，但为了保命，暗中也与林小亚及廖忠等一些队伍往来，为他们做暗线。徐佩珩和他接上了头，但他非常狡猾，自己不露真容，只派一个师爷来与徐佩珩两人见面。

    师爷看了林小亚给“十难保”的信，觉得十分为难，他既没有爽快应承，也没有当面拒绝，只是叫徐佩珩他们先住下来，再慢慢想办法。徐佩珩的心不禁沉重起来，她明白，“十难保”这种人反复无常，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的，况且，夜长梦多，身在虎穴狼窝之中，还是早点离开为妙。

    同行护送的廖联本来按廖忠的吩咐，送到市桥后便可转回，见此情形，他放心不下，便对徐佩珩说：“我还是留下来，等你们平安离去后才回去交代，如果他们有什么对不起你们的地方，‘大金钟’绝不会放过他们!”说完便返回小艇保护“货物”去了。听了廖联一番话，徐佩珩十分感动，也稍觉安心。

    师爷把徐佩珩和龙学湖安顿在一家由一个什么队长太太开的两层旅馆里。旅馆还办有一间“导游社”，蓄养着10多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专营按摩及皮肉生意。进出旅馆的人，三教九流，尽是些蛇鼠之辈。

    第二天，师爷来到旅馆，对徐佩珩说，因前几天“大金钟”的人摸入市桥打死了两个“萝卜头”(日本鬼子)的小头目，外面的风声甚紧，还是再等几天再行动。师爷说完便在徐佩珩住的房子对面开了一间房，找了一个名叫“一枝花”的按摩小姐“舒服”去了。

    一整天徐佩珩和龙学湖都不敢迈出旅馆半步，廖联也上岸来与他们商量对策。傍晚时分，突然间，一个陌生人慌慌张张地跑进房间，劈头盖脑地说：“今晚水陆大戒严，叫那个女人千万不要走开!”说完便一阵风似的走了。

    徐佩珩自然明白，“那个女人”当然是指自己!她吩咐廖联赶快离开旅馆，把小艇转移到别的地方。廖联刚走，街上便响起纷乱的脚步声和呵斥声，一队荷枪的伪军冲进了旅馆，留人把守门口后，逐个房间进行盘问和搜查。

    徐佩珩住的房间在二楼，当伪军在楼下搜查时，她与龙学湖静静地对视着，互相用目光鼓励对方：镇静些!坚强些!伪军上楼来了，一间房间接一间房间地搜查盘问，渐渐地向他们逼近，房间里的气氛紧张得简直就要爆炸!就在这极其紧张的片刻里，徐佩珩想起了慈蔼的母亲，此时，她该是倚闾远眺，望眼欲穿了吧?她又想起了自己誓言，现在，任务未完成，目标未实现，难道就这样半途……

    伪军已敲开隔壁房间的门，很快就要来到他们的房间，正在这时，一天未见影的师爷突然从他包租的房间走出来，他斜倚在徐佩珩住的房间门口，手里夹着一枝点燃的香烟，鼓起嘴巴，悠悠地向空中吐着烟圈。伪军走近房门，见到是他，连忙恭恭敬敬地向他打招呼，“师爷!师爷!”地叫个不停，连看也没看房间一眼便到别处搜查去了。伪军搜查不到什么，不一会便收队走了。

    伪军走后，徐佩珩提议，趁这次大戒严刚过，明天就走。师爷也怕夜长梦多，出了事不好向“大金钟”和林小亚交代，也同意立即为他们作出安排。

    第二天一早，一个名叫陈兴的小伙子依照预先的安排来领徐佩珩两人上路。陈兴与陈植云同乡，矮矮的个子，活泼好动，说话滑稽，常常装疯卖傻、嬉皮笑脸逗人发笑。陈兴这次选择的路线依然是水路，但不是用小艇隐蔽前进，而是大模斯样地乘坐市桥往广州的“花尾渡”。

    陈兴领着徐佩珩、龙学湖、廖联三人经码头卡口上驳船，“货物”、行李则直接由原来的小艇送到驳船上，岂料小艇划到码头边却被守兵挡了回来，所载“货物”行李一定要经卡口检查方可上船。“货物”、行李已经暴露，想退回去是不可能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事到如今，只有硬闯了!

    陈兴扛着装有毫无隐蔽的蓄电池的皮箱，手持一张据说是由李秀群司令开的通行证走在头里，廖联扛着装有棉被衣服的布袋、徐佩珩与龙学湖各提一个小箱跟在后面，随着上船的人流慢慢向关卡走去。关卡里，一班如狼似虎的守兵正呼三喝四地对乘客进行搜身和检查行李，连一些小小的包裹也不放过。徐佩珩一边走，一边在心里默默地向上苍祈祷，望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能护善惩恶，让他们平安通过这一关。

    他们一行人走到卡口前，陈兴一边挥舞着手中的通行证，一边大声说：“这是秀群司令的东西!”边说边飞快地冲进了卡口，趁守兵未反应过来，徐佩珩几个人也紧跟其后拥了进去。守兵很快缓过神来，其中一名班长模样的人连忙大声喝道：“喂，停下来检查!把那张通行证拿过来!”

    陈兴头也不回地说：“秀群司令的东西和亲眷也要检查?我陈兴你都不认识?真真岂有此理!”依然是脚不停步地往前走。

    见陈兴一行人不肯接受检查，那班长急忙领着守兵前去拦截，守兵刚刚离开卡口，外面的乘客便乘机一拥而入，卡口的秩序顿时大乱，守兵只好回过身去堵截拥进卡口的人，班长望着越走越远的陈兴和徐佩珩等人，气得直跺脚：“你这个疯疯癫癫的陈兴！”其实，这班长是认识陈兴的，也知道秀群司令常常走运鸦片或其他货物，拦阻陈兴，不过是借机捞点油水罢了，见追不上陈兴，只好放了他一马。

    人和“货物”、行李都安全地上了驳船，一身轻松的廖联向徐佩珩和龙学湖道别，回顺德廖忠处复命去了。

    驳船驶到一水面宽阔的地方，将乘客转到一只由小火轮拖带的“花尾渡”上，陈兴和徐佩珩、龙学湖三人没有上“花尾渡”，而是带着行李和“货物”登上了小火轮。

    当陈兴领着徐佩珩走进船长室的时候，船长正躺在床上准备抽鸦片，陈兴说明来意，并递上了那张通行证。烟瘾上头的船长接过通行证，只瞄了一眼便随手放在盛烟具的盘子里，随即点着了烟灯，拿起烟枪、闭上眼睛“呼哧呼哧”地吸起来。

    陈兴见状，也不再说什么，他乖巧地躺在船长的对面，熟练地拿起一根小铁签挑了一团烟土放在烟灯上燃点，等船长吸完一口，再把烧好的烟土放入船长的烟枪里，让他不停地吸食。站在一旁的徐佩珩心想那张通行证一定是假的无疑，若等船长过足了瘾，他一定会精神爽利，如果让他看出破绽，那就前功尽弃了。她用手势向陈兴示意，趁船长闭着眼睛吞云吐雾之时，赶快将事情了结。陈兴会意地点点头，过了一会儿，他假装不小心，把烟撒落在通行证上，一来二去，把那张手书的通行证弄得脏兮兮的。隔了一会儿，他觉得不妥，索性把通行证放到烟灯上点着了，熊熊的火光惊动了船长，他睁开眼睛，见到陈兴正装模作样地拍打通行证上的火焰，等火熄灭时，那张通行证已剩下空白的一小角了。船长粗野地骂了起来，陈兴嬉皮笑脸地向船长赔不是：“都怪我一时疏忽大意，烧着了通行证，其实，你不用担心，我回去以后一定叫师爷在司令面前美言你几句，有没有这张通行证回去复命也就无所谓了。”边说边将船长烟枪里的烟屎挑出来，再放入烧好的烟土，船长正在瘾头上，见烟枪上满了烧好的烟土，也不管陈兴再说些什么，赶忙躺下，又“呼哧呼哧”地吸了起来……

    小火轮拖着“花尾渡”在狮子洋上行驶，不久，便来到一个名叫南湾的地方。徐佩珩领着龙学湖和陈兴，带着“货物”和行李，登上了前来接客的小驳艇，小驳艇载着他们，顺着一条小涌，慢慢驶到与夏园村相邻的敦头村福音堂码头靠岸，历时八个多月的艰险挺进，终于在这个小小的乡渡码头上画上了句号。

    当徐佩珩拎着行李向离码头不远的东湾村那间早已租下的房子行进时，她明白，一场战斗刚刚结束，而另一场新的战斗又开始了。

    秘密电台建立起来了，两人置生死于度外，向总台发回不少有价值的情报，两年多后，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收发报机安全运抵东湾村的住处后，徐佩珩偕龙学湖一同到夏园村拜会父母亲。见到自己的宝贝女儿携夫归宁，母亲自然欢喜得合不上嘴，她执意要按当地风俗举行“请新女婿”的仪式。她择了个吉日，把龙学湖打扮了一番，抬着烧猪到处去拜会长辈亲朋，不歇地磕头、敬茶、应酬、答问……然后是开筵设席，宴请亲朋，整整忙乎了一天。虽然繁琐苦累，但徐佩珩和龙学湖却乐此不疲，他们明白，日后要潜伏下来，开展秘密工作，社会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应酬完毕，徐佩珩便迫不及待地开展工作。怎样将收发报机和天线隐藏好是一件颇费脑筋的事。他们租下的房子是泥墙建造，内有一个厅，一个神后房，一个边房，边房有两个门口，一个通厅，一个通厨房。经过一番研究，他们把卧室定在神后房，边房则作柴房之用。他们用青砖将边房与厅相通的门口堵死，由于青砖薄而泥墙厚，封堵之后，近厅的一面余下较大的空位，他们再将空位的下部用砖封好用灰砂荡平，收发报机和电池等物就放在空位的上部，外边盖上一块抹了泥的木板，木板外再挂上一幅岳飞的画像，画像的两边是一副“精忠昭日月，义勇贯乾坤”的对联，画像的下面靠墙放着一张笨重的长台，上面摆设香炉等物，画像和对联将木板遮得严严实实，在外面看来没有任何破绽。天线当初安在屋内，但效果很差，后来，想出一个办法，将一枝晾衫用的竹竿破开两瓣，把天线藏进去后再扎合起来，竹竿架在天井的瓦面上，上面晾上一些毛巾衣服之类作伪装，试验的结果，效果甚佳。他们还把卧室衣柜的中间隔层挖空，将电码本藏了进去。

    足足忙了一个星期，一切布置停当之后，徐佩珩立即架起收发报机向远在千里之外的总台呼叫，凭着出色的技术，很快便与总台联络上了。从此，在日寇占领下的广州城郊，每天都有一串串激越的电波越过千山万水，飞到重庆。

    总台明确指示，不再派人来当组长，也没有任何组织对他们提供协助，他们直接受总台领导，日后的工作，就靠他们夫妇两人孤军作战，独力承担了!

    刚开始工作时，徐佩珩碰到了小小的意外，当初从桂林出发时，为安全起见，先将密码抄在一张张薄薄的小纸上，再将小纸揉成纸团放进随行的棉胎中，岂料将纸团取出后一看，由于纸团揉得太皱，有些阿拉伯数字已模糊不清，整套密码已不能再用。总台指示采用新的方式，并建议用明码与通达书局出版的通俗小说配合使用，组成新的密码。徐佩珩选择了通达书局出版的《二度梅》作为配合用书，她是这样想的：梅花是中国的国花，代表着中国，现在中国正遭受日寇的蹂躏，梅花凋零了，但是，中国人正在奋力抗战，终有一天一定会赶走日本侵略者，到时，梅开二度，一定会更加灿烂!每天工作都要面对着《二度梅》，正是要时刻提醒自己，不忘战斗目标，不忘肩上的责任。这套密码的使用其实很简单，先将要拍发的电文译成明码，再将《二度梅》中一段文字也译成明码，然后把两段电码加起来，拍发时在报首指示电文中所采用《二度梅》的文字所在的页数、行数和字数；收报时，按报首指示减去《二度梅》的文字，便是要收的电文了。

    徐佩珩和龙学湖作了分工，自己负责草拟、翻译电文及收发电报，龙学湖则负责在外面收集情报，徐佩珩上机工作时，龙学湖负责在门外放哨。

    他们住处不远便是一个叫石门市的小市集，石门市不大，但商铺、茶楼、医馆、赌场、妓院、烟档样样齐全，每天都有三教九流的人员云集，龙学湖每天都到药材店翻阅报纸，并到烟馆、理发室等地方与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聊天，从中获取一些有价值的资料进行研究分析，筛选综合后再报告总台。

    战时的广九铁路，是日寇进行军运的一条大动脉，其每天的运输动态，是我方的一个关注点。广九铁路从夏园村北面的山岗丘陵中穿过，要悉知动态，必须要有人深入现场，人生地不熟的龙学湖是不能担此角色的。经过一段时间细心审慎的观察，他们终于物色到一位每天都到铁路边的山岗砍柴的穷苦青年，对他晓之以理，并允予一定的报酬，叫他利用在铁路边砍柴之便，观察来往火车的情况，如一天有多少趟，一列火车有多少卡，是客卡、货卡还是军卡，有无帆布遮盖，火车行走时是轻快还是沉重等等。那青年一家人都很爱国，加上有报酬可帮补穷困的家，当龙学湖提出要他帮忙时，他立即便答应了。于是，有关广九铁路敌人每天的运输动态，他们每天都能及时报告总台。黄埔港也是敌人一个重要的运输枢纽，是我方飞机重点轰炸对象，他们的住地离黄埔港不过10公里，为了给我方空军提供准确的气象资料，徐佩珩还一天三次向总台报告当地的天气情况。

    工作开展得还算顺利，他们和周围的人相处得也很融洽，左邻右舍以及石门市里三教九流的人，谁也不会想到，这对年轻夫妇和那间普普通通的泥房里，会隐藏着这么大的玄机。

    自从徐佩珩夫妇住下以后，爱女心切的母亲三天两头便往女儿家中走动，时常询问女儿女婿的起居饮食和生意上的事，而且问得非常仔细。很多时候，徐佩珩和龙学湖都要编些话来搪塞母亲，时间一长，言语闪烁之间难免露出几分破绽，让母亲思疑，偏偏母亲又是个好理事之人，越是思疑越要追问，弄得他们尴尬异常。徐佩珩与龙学湖商量，这样长期瞒下去不是办法，不如索性将实情告诉她，争取她的谅解和支持。

    当母亲知道女儿女婿不是做生意而是干随时会人头落地的工作时，实在是吃惊不小，她做梦也不曾想到，自己赖以依傍的心肝宝贝竟会冒死去干许多男人都不敢干的事。不过，她也是个深明大义的人，知道女儿干的是正经事，事到如今，惊也无济于事，责怪更不应该，唯有叮嘱女儿万事小心，自己在家中勤于焚香礼佛，求观音菩萨多多保佑。

    让仁慈的母亲终日担惊受怕，徐佩珩心里十分不安，但为了早日赶走日本鬼子，挽救中国危亡，全中国不是有千千万万人在冒死战斗，不是有千千万万个母亲慷慨献出自己的儿女吗?一想到这些，她心里也就坦然了。

    虽然隐蔽得很好，但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孤军作战，徐佩珩还是感觉到每时每刻都处在极度的危险之中。一天中午，她工作完毕刚刚把收发报机藏好，在外面把风的龙学湖也回到屋内，正在这时，大街上传来了一阵纷纷乱乱的皮靴撞击石板路的声响，他们意识到，是日本鬼子进村了！开展敌后工作以来，遭遇敌人还是第一次。他们赶紧把几重门关上，正在面面相觑之际，一阵更加杂乱沉重的皮靴声如山洪暴发般从他们住的那条小巷的巷尾冲下来，徐佩珩的第一反应是：糟了，被包围了，日本鬼子是冲着自己来的!但日本鬼子并没有停下来敲门，而是一阵风似的越门而去，冲到大街上。

    事情来得太突然，加上外边情况未明，走避已来不及了，他们决定留在屋里。徐佩珩对龙学湖说：“说不定我们真的暴露了，我们要做好被捕的准备。”

    龙学湖毕竟是军人出身，危急关头便显出了镇定的本色，他对徐佩珩说：“你怀有身孕，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把你抓走，如果我们万一真的被捕了，你可推说什么也不知道，我把全部责任都揽在身上，我去你留。你还要照顾父母，还要完成我们未完成的任务。”听了丈夫这一番悲壮的话语，徐佩珩不由得热泪盈眶、喉头哽咽。

    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听不到丁点儿声响，徐佩珩与龙学湖将收发报机的隐蔽处再检查了一遍，觉得没有疏漏，便坦然坐下来，默默等待着命运对他们的判决。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大街上终于传来了同胞的讲话声，情况表明，日本鬼子撤走了。徐佩珩刚想开门到外面看看，大门却被人拍响了，同时传来一个颤抖着的声音：“开门!”凝神静耳一听，是母亲!徐佩珩赶忙把门打开，只见母亲脸色灰白得像死人一样，浑身上下在打抖，她将母亲扶进屋内，给她倒了一杯热茶。母亲定过神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吓死我了!”说完立即当空磕了几个响头，感谢观音菩萨的庇佑。

    原来日本鬼子进村时，母亲和父亲正在家中。听说来了日本鬼子，父亲情急之下爬上了房顶匿藏起来。母亲惦记着女儿的安危，不顾一切直奔女儿的住处。谁知走到半路，见到一队日本兵正飞速向女儿住处的方向跑；再一看，另一队日本兵也从女儿住的那条巷的巷尾冲下来，她心里叫着：“完了，大祸降临了!”两眼一黑便瘫在地上失去知觉。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才苏醒过来，爬起身再往女儿家中走去……日本鬼子这次是分三路进袭夏园村的，他们在村中大肆搜掠一番之后，将捉到的三个青壮年男人押到一间祠堂里施行惨无人道的灌水之刑：先将人放倒在地上，再往他的眼耳口鼻灌水，直至腹胀如鼓，然后用脚踩，用竹竿压，或者在人身上放上木板，几个鬼子轮流在木板上边叫边跳边哈哈大笑，把水从眼耳口鼻中压出来，反复多次，直把人折磨得奄奄一息。施刑时，鬼子还把捉来的老弱妇孺押到祠堂在一旁观看，看时不准叫喊，不准悲泣，不准闭眼。日本鬼子在村中抓不到“花姑娘”，便将一个开小店的70多岁老妇拉进一门楼内轮奸至死……

    日本鬼子这次突袭是否真的冲着秘密电台而来，跟上次在肇庆电台遇空袭一样，徐佩珩一直无法根究出个所以然来，但日本鬼子这次在夏园村犯下的令人发指的兽行却永远刻在她的记忆中，激励着她更加舍生忘死地工作。

    1944年初，徐佩珩的第一个孩子出世了，那是一个十分可爱的女婴。徐佩珩想到自己和丈夫在敌后工作，有如鸟困牢笼，时刻都在盼望祖国早日胜利，将牢笼粉碎，到那时便可以自由飞翔了!于是，她给孩子取名叫趣飞。

    女儿的诞生，给徐佩珩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情趣，但同时又为她的工作带来了不少麻烦。有时，正当她聚精会神工作的时候，女儿却在床上大哭大叫，拉屎撒尿，收发报是不能中途停顿的，没办法，只好把女儿用背带背在身后，左手轻拍着她，腾出右手工作。有时不管她饿不饿，一只手抱着她，让她吮着乳，用另一只手工作。等她刚满1岁，便立即给她断了乳，把她交给母亲看管。

    从桂林带来的电池不久便耗尽了，没有电源便无法进行工作，徐佩珩只好自己动手，用小电池来制作替代电池。一套电池分A、B各两个，一个A电池要16个小电池串联，一个B电池要32个小电池并联，合起来共需96个小电池。电池当时在沦陷区是控购物品，一次只能限买1个。为了买够96个之数，徐佩珩和龙学湖只好分头到多个地方去买。电池用一段时间便要更换，时间一长，电池买多了又怕引起怀疑。幸好徐佩珩有位做小生意的堂嫂持有牌照，可以成批进货，她便假说女儿晚上怕黑常啼哭，想自制一个电池灯照明，央堂嫂到广州进货时帮忙多买些电池。堂嫂她信以为真，每次进货都替徐佩珩买几打（一打=12个），总算解了燃眉之急。用自制电池发出去的信号虽然较弱，但总算将工作坚持了下来。

    最使徐佩珩头痛的是经费问题，在沙坪出发时经费已经用罄，回到夏园后，虽然先后补充了两次，但那些坐在后方享福的老爷们却十分吝啬，像挤牙膏一样，每次只给一点点。扣除两人的工资之外，工作经费便少得可怜，连雇用那位每天在铁路旁边观察情况的青年的费用以及买电池用的钱，都要从两人的工资中匀出。她三番四次催总台汇款，但都未获理会，到后来，竟然连生活费也成了问题，龙学湖对外的形象是生意人，无论如何也要把生意人的派头充起，没有办法，只好求助母亲。深明大义的母亲除了帮她带小孩外，还不时对她予以资助，他们总算坚持了下来。

    1944年的年末，徐佩珩发现日本鬼子在牛山附近一带征集民夫，大量砍伐树木，平整地面，似有较大的动作。于是他们想方设法去了解敌人的意图，终于，他们获悉，敌人是想在那里修一个军用机场。徐佩珩立即将这个极其重要的情况报告了总台，并把那一带的地理环境、地形地貌以及方位一并告知，不久，我方的飞机两次飞临那里轰炸，敌人在那里建设军用机场的计划终成泡影。这次对敌人的成功轰炸，应是徐佩珩和龙学湖两人在敌后工作两年多来最灿烂的一笔。

    1945年元旦，总台虽然没有给徐佩珩汇来经费，但却告诉她，1945年是同盟国大反攻之年，希望他们加倍努力工作，迎接最后的胜利。收到这个消息，徐佩珩兴奋异常，她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对一位叫阿玲的堂嫂说，日本鬼子不超过农历八月便会滚回老家。堂嫂不信，愿以一碗鱼包打赌。

    这一次赌注不大的赌博徐佩珩赢了！1945年8月14日，传来了日寇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徐佩珩欣喜若狂，将抱在手中的女儿高高举过头顶，大声呼喊：“我们胜利了!我们自由了!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飞了!”

    不久，一艘小汽艇驶到夏园村东逸祖(祠堂)前的涌边靠泊，在荷枪实弹的士兵护卫下，徐佩珩、龙学湖携着收发报机登上了那艘小汽艇。小汽艇鸣着汽笛，在人们惊异的眼光注视下驶向光复后的广州。

    夏园村的村民轰动了。

    50多年一晃便过去了，可对于徐佩珩来说，这一“晃”实在是太难了，其中死去活来的酸苦，由于本文篇幅的原因，恕作者不在这里赘述了。1995年7月，在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热浪中，徐佩珩接受“黄埔电视”的采访，她领着记者，经过一番寻觅，终于在一片废墟中确认了当年设立秘密电台的所在，对着摄像机的镜头，她异常平静地说：“几十年来，我从未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当年我投笔从戎，不为升官，不为发财，只求救国。抗战胜利50年来，我一直只是个为两餐奔忙的普通老百姓，每当我回忆起当年那段血与火的生活时，我都有一种自豪感，作为那个时代的青年，我对得起我的祖国，对得起我们的民族，对得起那个伟大的时代。”

    对于那段血与火的生活，徐佩珩是忘不掉的，她常常参加同学们举办的各种聚会。2000年9月，她在亲人的陪同下，重游了桂林，并在龙隐寺附近的花桥上经久徘徊。2001年2月，她应友人之邀，在肇庆小住了几天，其间，她当然忘不了去凭吊当年遇袭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