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时，王蒙年仅22岁，当他出版《王蒙自传》的时候，他已经72岁了。时间的力量，体现在能将一个生机勃勃的年轻小伙，变成一个唠唠叨叨的老人上。前几年，当王蒙在向我们贩卖他的“人生哲学”（《我的人生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1月）的时候，我颇有点不以为然的，自以为一个曾经身在高位的老人，向我们兜售的不过是一些关于犬儒主义、明哲保身之类的东西。看完他的自传，我没有了那分心底的不屑，多了一分对一个时代的伤痛和对一个忍受苦难的老人的宽容。
         在时代的重压下，个人的力量显得如此微不足道。即使与第一部《半生多事》的压抑比起来，《大块文章》的文字氛围，因为时代的松动已经有一丝清新的气息，但当你看到作者笔下的那些人物（其实都是一些声名赫赫的作家）在政策的重压下摸着石头过河般写作、小心翼翼的样子，你会感觉到一种悲凉与绝望。聪明有才的如王蒙者，当第一次看到《班主任》这样的作品，也不禁感叹，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人物的伤痛。其实以王蒙之才，《班主任》表现出来的深刻又何足道也。王蒙的感慨，其实是一个时代的缩影，遥想此君当年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体现出来的观察力与勇气，早非后来的“红学大师”刘心武可比。然而悲剧正是滥觞于个人的追求与大时代产生冲突，当你还兴致勃勃地投入到诸如“批判”、“启蒙”的事业中，时代却要求你歌颂大好形势。而更关键的是，时代的重压不单表现在精神层面，而更是在现实层面。17年的封杀加新疆下放的经历，使这个曾经书生意气的少年成为一个不敢越雷池半步的精神“侏儒”。可以想象当年的《班主任》破冰之作，在文学界无疑是扔下了一个炸弹，王蒙的感叹，不仅是他自己的，而且是属于那在时代重压之下的所有精神“侏儒”的感叹。自此之后，那一部部小心翼翼地触摸着雷区而写作的文学作品，与其说是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不如说是文革后中国思想解放史的一部分。文学更多地承担了其社会功能，而失去了其审美功能，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最大的不幸。在王蒙的笔下，我终于触摸到这些曾经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心灵，那些逐渐离我们远去的，卑微而可怜的灵魂，他们内心有如玻璃穿透了皮肤的伤痛，他们忍受苦难的那种坚毅与隐忍，他们跌入地狱而又在地狱窥见光明的幸福。
         自传第二部真实表现了王蒙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生活，坦诚细述了他这10年间的心路历程。在唠唠叨叨的文字背后，他力图客观真实地再现他一个人的“国家日记”，在对待具体的人和事时，作者表现出其作为一个小说家应有的理性与冷静。这段时期，日益开放的政治环境使得知识分子积累在胸中的块垒渐渐消融，历史有如破冰之船一样从黑暗驶向光明。对于王蒙来说，这段时期无疑是他创作的第二个春天（第一个春天刚开始便夭折了），他的很多重要作品，如《春之歌》、《活动变人形》都是在这段时间里完成的。这本自传里，其实他说得最多的，还是他自己对于一个时代的感受和他为这个时代有感而写的作品。他不厌其烦地引述自己作品中的文字，其实也是一个作家对自己精神生产的一种自豪和满足。
         这段时期，也是他政治得意的时期。他复出不久，即进入文化界高级领导层。先是出任《人民文学》主编，继而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后又担任文化部部长；1982年后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委员。可以说，一个作家能当到的最大的官，他都当到了。在一个纷繁复杂、新旧思想交替之际，一个文人直上高位，而且做的还是管文化的官，其压力与难度可想而知。虽然千百年来，文人从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但王蒙本质上只是王作家，从他内心的愿望里，他更加认为自己是王作家而非王部长。然而“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多次表明自己更适合当一个作家无果的时候，我想能够说服王蒙从政的最大理由是植根于他内心的济世热情。“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长期底层生活练就的精明练达、敦厚圆融使得他能够很好地周旋于各种利害冲突之间。有时艰难晦涩，见招拆招；有时举重若轻，游刃有余；有时弯弯绕绕，闪闪烁烁；有时硬顶硬撞，舍身成仁。在恪守着中庸之道的同时，在小心翼翼之余，又能勇往直前地坚持一些理性的看法。作为王蒙部长，笔者认为他是成功的，作为一个时代的见证，《王蒙自传》无疑具有文学史及政治文化史的双重意义。
         然而政治与文学似乎在本质上是对立的，政治要求讲究纪律、责任、大局、圆融、现实，而文学却要求率性、自然、个性、真实、幻想，政治的目的是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建立理性的现实秩序，而文学的目的是协调个人与世界的关系，建立人类心灵的秩序。现实太沉重，一个囿于建立社会现实秩序的人，必然会被现实的琐碎及家长里短所束缚，加上中国官场文化的惯性，那些欲以建立理性秩序的官员（好官），更多地跌入了人事纷争、利益角逐的怪圈中。一个过多地流连官场的人，必然离自由、幻想、个性这些文学所要求的元素越走越远。正如书中提到的一个外国友人对王蒙说的话：“你是艺术家，这（指行政工作）会毁了你的。”游走在政治与文学的冲突间，王蒙的内心其实是伤痛的，他在书中这样说：“我完全相信，全心全意地投入政治会使我更像一个真正的男人，勇于承担，敢于出手，不怕牺牲，意志如钢，目光远大。而文学与艺术更多的是女性的事业，许多符号（包括话语），许多情感，许多幻想，许多眼泪。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正是作家与官员的双重身份，使他在政治与文学两个领域都有点无所适从，精神陷入窘迫，他多次自问自己会不会异化为另一个王蒙。在他与黄秋耘等友人的对话里，我们不难感觉到他内心隐隐的痛，完全不像现在某些少年作家，总在炫耀自己的双重身份——在作家里，我是出色的赛车手，在赛车手里，我是优秀的作家。
         “起码80年代，文人们对高官有疏离感，不像现在，愈来愈多的文人认同咱们的体制与风习，不掩盖自己谋个一官半职的心思。”如果历史可以假设，如果王蒙现在出任文化部长，怕是没有了当初的隐痛与窘迫了吧。我却在王蒙的隐痛中，看到了一个老人精神最高贵的一面和他对文学最大的敬意，而在现实的对官本位思想的剧烈认同中，看到了一个时代心灵的萎缩和精神的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