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都是有逆反心理的。我是说，在一些新辟的旅游景点，不管是人文景点还是自然景点，当那些衣着光鲜的导游小姐开始对你天上地下，口若悬河的时候，你千万不要信以为真，应该保持充分的警惕。因为在这些小姐多少有些故弄玄虚的解说中，你分明能看到站在她们身后的，是某个蹩脚文人。这些文人在当地通常既不失宠，也不得志，全心充当整理文字和发挥想象的角色，可惜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多少想象力，只会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把原本有趣的东西弄得十分无聊，十分的败人胃口。我记起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个少爷极喜欢喝茶，生生把一个家给喝败了，后来他不得不带着祖传的茶杯四处去乞讨。不过这个少爷即使乞讨也还有一绝，那便是不讨吃食，专讨茶喝。一次，有个行家接过他的杯子，一看结着厚厚的茶垢，马上猜出这只杯子里有份中落的家业，提出用重金购买。少爷就这件东西了，一心想卖个好价钱，于是连夜跑到河边用沙子把那层茶垢狠狠地给擦去了。第二天行家接过杯子，大吃一惊，连连摇头说：你还是继续去乞讨吧，现在这个杯子一钱不值了。我说对那些新辟旅游点的解说，应该保持警惕，就是担心他们也擦去那层“茶垢”，把好端端的东西活活地给糟塌了。你还别说，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而是太多，太司空见惯了。
         这次《人民文学》组织去广东增城采风，听说要去参观该市的派潭镇正在开发的客家原始自然生态景观，我的心里就有这种担忧，惟恐他们把历经战乱和文革而保存下来的客家原生态弄个不伦不类，一钱不值。这种担忧，甚至直接来源于市委书记朱泽君的那番激情四溢的谈话。朱书记当然也有理由激情四溢，增城只不过是个县级小市，但它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也即GDP，却远远超过了地处西北的青海省。现代经济的急剧发展和膨胀，吸引打工崽和打工妹们从天南海北蜂拥而来，其数量远远超过了当地原住民，于是土地在变，人群在变，连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本地方言也在发生变化。相比之下，地处北部山区北回归线一带，主要由客家人世代居住的大片农村，就要落后多了，他们至今仍从事比较原始的劳动，不仅生产方式没变，生产作物没变，就连客家人的生活习惯也基本保持几百年前的样子。听到这些，我对客家自然原生态充满期待，心里莫名其妙地有种回家的感觉，好像我此行不是来采风的，而是回乡来探亲的，马上就能见到那些不知在多少年前离散的亲人。确实是这样，我对客家人比较熟悉，在他乡异地听说有这样的一群人存在，当然想见到他们。因为我的故乡江西井冈山就是个本地人和客家人混居的地方。虽然我属于本地人，但如果往前追溯，我从未谋面的外公和外婆便是地道的客家人，我的血管里当然也流着客家人的血液。我不仅熟悉客家人的风俗习惯，熟悉他们用土砖和杉木皮建造的房屋，还能直接用客家人的方言和他们交流。在我至今仍然非常清晰的记忆里，客家人都住在云雾缭绕的山上，他们心地善良，谨小慎微，读书用心用力，内部非常团结，而且手脚轻捷又灵巧，走起路来大步流星，特别有耐力。我们故乡的打猎人，挖笋人，放排人，破篾人，基本都出自客家。我在增城市提供的有关资料上看到，生活在派潭镇一带的客家人，在几百年前，有的就是从江西迁来的，这更加深了我对泒潭客家原生态的向往。但朱书记马上又说，增城经济发展的重心正在向北转移，他们不仅要保护那里的生态农业，下一步，还要把派潭镇打造成增城的后花园。如实说，听到“打造”这个词，我心里一颤，像被黄蜂蜇了一下。我说不清这种感觉，不知是因为激动还是骚动。我知道广东人是有钱，财大气粗，干起事来大刀阔斧，但对待好不容易保留下来的客家原始生态，如果也大刀阔斧，那可是件不太妙的事情。我还知道，当下的一些官员们都喜欢说“打造”，常常是脱口而出，喊得地动山摇，这其中是不是蕴含着某种功利和蛮力？实在不大好说。再说了，让客家原始生态戴上“自然”的帽子，也不怎么合适，它更应该归属人文的范畴。谁都知道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泾渭分明，不能同日而语，开发起来完全是两码事情。因此我祈望他们不要用力过度，不要把看上去有些残破、有些风雨飘摇的客家村落，当成一锅馄饨，轻易地撒上各种佐料。譬如说，你嫌他们的村子破烂，房子摇摇晃晃，七歪八倒，有碍社会主义新农村观瞻，于是把它们都拆了，再给他们盖一片如同军营那般整齐划一的房子，并在外墙上就像城里的厕所那样统一贴上瓷砖，这样新是新了，现代是现代了，只是客家人通过千百年来保留下来的那些建筑，那种风情，马上就消失了，完蛋了。
         第二天我们在派潭镇看到的客家邓村老屋，和邓村石屋，其实是一个村子在不同年代的两种写法。说白了，邓村老屋是真正的老屋，邓村石屋是邓村新屋。在客家人的语言里，屋有房子的意思，也有村子的意思。他们有的把村子叫村，有的就叫屋场。这么说来，邓村老屋与邓村石屋，就有显著的区别了。实际也是这样。据说邓村石屋建在晚清，这种说法如果能确立，建筑邓村老屋的年代就该大大提前了。因为重新建一个村子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绝对是要写入族谱的。最起码是老屋住久了，不再方便居住了，这才会下定决心重建一个新村。何况重新建一个村子，是需要兴师动众，需要花费大把大把银子的，这说明这个老村子肯定有个发达兴旺的过程，资本积累的过程，或是有人发大财了，有人做大官了。总之，老屋需要有老去的时间，新村也需要有新建的理由。建筑老屋的年代应该提前到什么时候？非常遗憾，当地人说不清楚，市文联陪同我们参观的人也讲不明白。事情追问到此，就有那么点意思了：一个村子的历史村里的人不怎么知道，当地的文化人也闪烁其辞，语焉不详，它至少说明这两个地方都还没有开发，还是“原始自然生态”，没有受到修改和杜撰。想到这一点，我不禁一阵窃喜，心里说，那好嘛，让我们捷足先登了。
         剩下的便是细细地看，细细地品味。尽管我们来去匆匆，像古诗里说的那种过客；这种细细地看，细细地品味，也只能是浮光掠影，走马观花。但能亲眼看到派潭客家人的居住原生态，细细品味这种原生态的悠远和古朴，也算不虚此行了。这就是说，看见邓村老屋，它首先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让我相信，还真有个原生态放在那里。
         先看邓村老屋吧。这个古老的村子，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确实老，确实有些破败，老得和破败得都没有牙齿了。但我认为，一种真正古老而有文化内存的东西，肯定是倒驴不倒架的。老，恰恰能凸现它的风骨，它存在的原生态价值。实际上，邓村老屋马上以其颓靡的外表突然给了我当头一击，这就是，它虽然破败，但它那用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撑起的骨架，确实还没倒。而且不仅没倒，还有一点浴火重生的味道。这就需要来描绘这个老屋了——稍有些常识的人都知道，客家人对于自己的居所，是极其讲究的，就像眼前的情景：村子的中央是个祠堂，祠堂门前有一条石阶路，那是用鹅卵石密密麻麻钉出来的;从祠堂跨过石阶路，当然是一个池塘，死水微澜那种。村子的后面，也当然是一片有树木有竹子的郁郁葱葱的山林。那些个树，那些个竹子，按照客家人的禁忌，是绝对不能砍伐的，谁动了谁就将触犯众怒。这种村子的布局，客家人称“田塘村山林”。按民间风水学的说法，田塘主阴，山林主阳，村子就处在太极图式上阴阳交汇的那个正中点上，如此，天地便和谐了。至于将来发不发达，那得看族人们的造化，反正天时地利是具备了。
         如果这些还不能体现客家人的居住特点，再看村子在建筑上的布局，你就没什么话可说了。邓家老屋既可以说是一个村子，又是一座半圆形土楼，家家户户围绕着中心祠堂呈马蹄形排开，中间一条同样呈马蹄形的通道，从左侧门进去由右侧门出来，或从右侧门进去由左侧门出来，与祠堂构成一个整体，就像打开的一个扇面，切开的一半柚子。这与赣南闽西那些闻名于世的客家土楼和围屋，有异曲同工之处，不同的是，它是个半圆，真正是用土砖砌成的。就连庄重、肃穆，专门用来祭祀和议事的祠堂，所有的墙，也是用土砖垒的。我在这里指出这座半圆形土楼是用土砖建的，对于客家人来说，可能有一定的进化意义。所谓土砖，一般是用稻杆搅入熟泥中制成的，熟泥又通常为塘泥和田泥。砖坯团好后，用力打进砖模，而后反复用脚踩实，因此在客家人叫制砖为打砖，或放砖。这种用熟泥制成的土砖与用生土制成的砖，比较起来，有更大更强的粘性和韧性。正因为如此，垒在邓村老屋土楼最外面墙上的砖头，虽然年代久远，连砖缝都认不出来了，但它风吹不倒，雨淋不塌，就像站着的土地。而在这之前客家人建造土楼或围屋，多为土夯，与北方的干打垒差不多。
         看着这样一个村子，这样一座半圆形土楼，再想想曾经一代代居住在这里的客家人，一种历史的苍茫感不禁油然而生。你首先会想到早年住在这里的客家人，他们也许是个大家族，人与人之间都有血亲，因而他们尊老爱幼，和睦相处，手足情深，连说话的声音也像池塘里的水那样轻柔，那样风平浪静。或者他们不是一个家族，也没有血亲，但却长期患难与共，相互之间团结互助，祸福同当，有着家族般的向心力与亲和力。
         我从祠堂左边的侧门进入邓村老屋，沿着围绕祠堂那条通道往土楼里走，就如走在旧时的光阴中，走在一个喊得醒自己的大梦里。半圆形土楼依坡而建，通道从左边顺坡隆起，又从右边顺坡沉落。上多少步，下也必定多少步。想必早已没人居住，通道两边长满了草，此时元旦刚过，那草全都枯着，与土楼的颜色可以相互混淆，显得萧瑟而苍凉。通道外沿是一间间屋子，有的有门，有的没有，朝向祠堂的许多墙体都已经塌了，看得见屋里堆着的柴禾或垫着踩过的稻草。屋子最后肯定被当作柴房和牛圈用了，而这“最后”的时间，该以十几年或几十年计算，因为那些干柴和捆着的绳子都烂了，如同一截截过火的木炭，干柴散漫地摊在那里。但烟火味却没有散，仿佛你推开一道门，立刻有一位身穿土布的大娘从灶门前站了起来，样子局促又惊惶，在突然强烈的光线里，正擦着被烟熏出的眼泪。我上坡的时候，下意识回过头看了一眼，这时我看见侧门上方有个非常简易的小阁楼，醒目地放着几具棺材。这就对了！客家人有抬头见官（棺）和开门见官（棺）的说法，对未来寄托美好的愿望。这几具棺材的油漆已黯淡，有的地方已开始剥落，加上当地已推广火葬，显然不准备派上用场了，但它们作为习俗，依然被族人摆放在那里，这就原生态了。
         从右边那道侧门踅进祠堂，一种突然被什么神秘力量控制的感觉，让我不由得心慌和心跳起来，仿佛灵魂在刹那间出窍。哦，我明白了！那麻石铺着的天井，那天井周边像绿蚂蚁样向四处蔓去的青苔，那被无数只先人的脚跨进跨出而磨低的木门槛，那正面天台上贴着的早已看不出颜色的诸如“天地人和”的古训，那屋柱上因被风雨剥蚀而深刻显露出的木纹，那在空气中淡淡漂浮的夹杂着人味的潮土味……这一切的一切，对我来说，是那么的熟悉，那么的没有距离感，又那么触目惊心，好像我许多年前就曾在这里进进出出，好像从我从前在这里进出到我现在在这里伫立，那漫长的时空，短得就如一次转身，一个回眸。其时一道阳光从屋檐上斜斜地射了下来，正照着在天井里愣着的我，那情景就像一道追光打在一个曲终人散的舞台上，而我就在这舞台上站着。我茫然无措，似乎我的角色还没有演完，还有许多许多的台词还没来得及说出来。但我在这舞台上充当什么角色，还有哪些台词没来得及说出，却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就这样呆呆地站着，痴痴地站着。在我的脑海，这似乎应该是个雨天，雨点在鱼鳞般的屋瓦上噼噼啪啪弹跳，屋檐马上开始滴水了，开始流成一条条闪亮的线。接着屋檐滴水的声音轰然响起，发出空荡而嘹亮的回声，就像一支久久遗忘的乐队终于找到了序曲，终于开始演奏了。真是“梦里不知身是客”啊！
         没什么道理，我认定这支客家人，就是从我的故乡江西迁过来的，起码他们在漫长而艰难的迁徙中，曾经在我的故乡江西停顿过，生息过。而且，这段停顿和生息的时间，还不会太短。这么想着的时候，我仿佛看见在远方红色的山道上，他们正扶老携幼，翻山越岭，一路走走停停，颠沛流离。天上的雨总是下个不停，他们每个人都低着头，赤着两只脚，身上背着用草绳捆着的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行囊。从海边吹来的风，像吹着岁月那样吹着他们的额头。脚下的路被走在前面的人踩成了泥泞，他们就在这泥泞里默默跋涉，默默移动。呼哧呼哧，呱叽呱叽。当他们走到这个山洼时，忽然云开雾散，猩红的野桃花大片大片盛开，漫山遍野泼撒着碎金碎银般的阳光，山谷的水泊里响起一片悠扬的蛙鸣。这时候他们中的一个长者顺势坐在一块石头上。石头周围满是青苔，坐着有些凉，还有些水慢慢地渗出来。但他顾不上这么多了，他记起季节到了，该是浸种的时候，插秧的时候，再走下去就要耽误一年的收成了。于是他向正在跋涉的人群挥挥手，说，停下吧，都停下吧，我们就在这里安家。这个长者当然德高望重，经验超群，像成了精一样，他凭着对土地和天象的认识，看出此地日照长久，雨量充沛，至少可以比忍痛割爱离开的江西多长一季作物。跟随他颠簸而来的人们，二话不说，立刻砍树的砍树，和泥的和泥，清理地基的清理地基；女人们用几块石头架起铁锅，开始烧水做饭，让原本荒芜的山洼顿时升起了袅袅炊烟；孩子们则欢呼着跑向原野，采花，捕蝶，或满地翻滚，又把两只莲藕样的小脚伸进小溪，撩起一片银铃般的笑声。没过多久，这座半圆形土楼，这座能安放下他们的雄心和祖先牌位的村子，便拔地而起了。
         人们或许要问：对邓村老屋的这支客家人，对他们建造的这座家族式土楼，你能看出他们的历史渊源？我想大概是能的。理由呢？理由便是我在前面说过的，我熟悉客家人，话虽说得有点大，但如果我说我熟悉的是江西的客家人，再缩小一些，是我的故乡江西井冈山的客家人，那我是不会脸红的。我还说过，当我走进邓村老屋的中央祠堂，当我在祠堂里被点点滴滴的历史陈迹弄得没有时间感，没有距离感，弄得梦回心惊的时候，我认定这支客家人就是从江西迁来的。话说到此，读者能不能允许我调整一下思维，或者说，我可不可以从我所熟悉的江西井冈山的客家人曾经的遭遇，和他们在这种种的遭遇面前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和习性，他们独特的族群心理，去打捞邓村老屋的这支客家人有可能沉淀在历史深处的某种东西呢？再或者，请读者索性宽容我一点，就让我在此自成一说。 
         我故乡井冈山的客家人，或者江西的客家人，他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住在山里。为什么他们放着宽敞的盆地和相对的平原不住，偏偏要在渺无人迹的山里安家呢？为什么他们甘愿守着那份寂寞和孤独，那份行走和耕作的艰难呢？答案是，如果他们也住在盆地和平原，如果他们不去躲避那份喧闹，他们就会受到本地人的欺侮、驱赶和盘剥。因为平原上的良田和土地，适合建造村子和屋宇的地方，早就被人开垦了，占领了，你要生存下去，与世无争，那就得走得远远的，躲得远远的。因此，长期以来，客家人的生活过得很不安定，需要时刻为自己的生存担忧，这种遭遇久而久之，便造成了他们比任何的族群都更重视自己的安全。1928年35岁的毛泽东为掌握民情，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曾经对井冈山方圆五百里的本地人和客家人的生存状态和恩怨情仇，作过相当深入的调查，对客家人缺乏安全感的生存和心理状态，给予了一个革命者的深切同情，这在他那篇著名的《井冈山的斗争》中有比较详尽的叙述和分析。不信你可以去读读。我以此为据，就是想证明居住在派潭镇邓村老屋的这支有可能是从江西迁过来的客家人，他们把自己的村子建成半圆形的土楼，正是要让同在漂泊的族人和乡亲抱成一团，生死与共，用大家的力量去对付当地人的侵犯和挤压。一旦有了不测，他们便能一呼百应，坚守在自己如同堡垒般的房子里。他们把祠堂建在土楼的中央，其用意，也是想以宗族的力量形成一个团结的核心，以便一致对外。这时候是不是一个血亲家族，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我们从邓家老屋的祠堂里走出来，为派潭镇基本完好地保留下这座客家建筑原生态的土楼唏嘘不已。这时，一个临时被请来担任解说的老先生，忽然告诉我们：当地有一种传说，石达开就出生在这里。在不远的何大塘，还留着石家的祖坟，有碑文为证。
         我吓了一跳，对这种说法本能地持怀疑态度。我想，是不是因为就要开发了，就要成为旅游区了，于是杜撰也应运而生了？心里又不禁为这座客家原生态土楼担起忧来。
         石达开谁不知道呢，一代枭雄，太平天国的著名领袖。当然，他是客家人是不会错的。但史料上明明白白记载，他1831年生于广西贵县，地主出身。因当地土客籍斗争尖锐，难以安身，入拜上帝会。1850年（道光三十年）夏，率二千人到金田，于第二年1月协同洪秀全发动金田起义，任左军主将，从此显露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当年12月在永安（今蒙山）被封为翼王、五千岁。1854年（咸丰四年）督师西征。次年，在江西湖口与秦日纲、罗大纲等大败曾国藩指挥的湘军，一举夺回武昌。1856年6月与秦日纲攻破江南大营。杨秀清和韦昌辉内讧事件发生后，他至安庆起兵讨韦，11月回天京辅政。1857年6月因被天王洪秀全猜忌，从天京负气出走，率十万精锐独自闯荡江湖，一直活动在有客家人的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因缺乏后备基地，在长期转战中军力逐渐削弱。1863年（同治二年）5月弹尽粮绝，兵败四川大渡河紫打地（红军长征曾征服的安顺场）。为保全三军，他毅然入清营求降，6月在成都被杀，年仅32岁。
         我必须承认，一座破败的半圆形客家土楼，如果能拉上一个如雷贯耳的客家枭雄作为“主打”（这也是当下颇为时尚的词汇），如此去开发或曰打造客家原生态，确实有足够的爆炸力和冲击力。但是，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究竟是哄八路还是哄鬼子？
         浮现在我面前的邓村石屋，差点震了我一个跟头。为它的气派，它的整齐划一，为它雕龙画栋精美得如同工笔画的结构布局，它青砖青瓦散发出来的那种雍容、矜持而又淡雅的旧时风尚。邓村石屋与邓村老屋比较起来，我当时能想到的赞美词，就是冰火两重天。
         邓村石屋建在距邓村老屋两三华里的地方，是四周青山凹出的一小片平原，如同清洁的镜面那样平坦、开阔和透亮。我不懂也不信风水，但依然能看出这里有一股卧虎藏龙但却锋芒内敛的地理气象。这倒也合乎情理：当许多年前安扎在邓村老屋的这支客家人决定重新建造这个村子的时候，因人丁的兴旺发达，土地的风调雨顺，或许还正值天下暂短的政通人和，这使得这些勤劳善良的客家人，有了足够的时间来耐心地选择自己永久的居住地。同时，又由于财富的长期积累，村族的齐心合力，加上读书人的渐成大噐，这也使得他们拥有了充足的精力和智力，用以谋划未来的“安居工程”。肯定还有其它因素，例如这时的中国封建社会虽然从颠峰走到了饱和、烂熟以至腐朽的边缘，但体现中国文化精髓的民居建筑却走到了相当完美的境界。因此邓村石屋的决策者和建设者们，这时完全有条件吸取中国民居最优秀的成果，并且运用当时乡间最坚固最理想的建筑材料。
         邓村石屋对人们产生的视觉震荡力和冲击力，突出表现在那个“石”字上。具体地说，是麻石铺地，麻石垒胸，胸墙上面是一水的青砖、青瓦。说到青砖、青瓦，人们都知道，这对南方民居来说，既是一种建筑材料和建筑工艺的考究，又是一种钟鸣鼎食的象征。但这对于从拥堵的半圆形土楼里走出来的客家人来说，就几乎是一场暴动，一场生存的革命。因为到这时，那种凭着在漂泊中的机缘即兴选址，又凭着剩余的那点儿力气匆忙在池塘和水洼里和泥放砖，然后用这种质地粗糙的土砖建造土楼的经历，在这支客家人的心目中，从此便成了创业老人们对后人津津乐道的记忆，成了渐渐褪色和老去的历史。
         冷静地想一想，邓家石屋这个曾经崭新的村子，这片从此被称为客家围仔屋的建筑，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惊喜，恐怕还是这支客家人建筑理念和生存态度的剧变。这时候他们的胆子和底气，好像比任何时候都大了，都粗了。他们感到自己现在应该放开手脚，把胸膛彻底敞开了。表现这种变化的，是他们让新建的村子大大方方地一字儿排开，再也不像老屋那般紧紧地围在一起，抱在一起，好像一个随时准备挨打的弱者。现在他们的村子，虽然依旧恪守“田塘村山林”的格局，依旧以祠堂为中心，但骨架比过去高了，大了，也完全伸展开了，厅堂迥廊错落有致，坦坦荡荡。整个气派而精致的村落，面宽82.5米，进深41．5米，占地面积达3400多平方米。村前有半月形池塘，有胸墙，有禾坪晒场，又在留得足够宽畅的空地上，用麻石铺设了三条通道。村子的左右两侧，分别布置一个高两层的门楼，就像从村子里伸出两只手臂，拥抱着村前的青山和大地。石屋正面采用岭南建筑通光透气的特色，非常匀称地开着一大两小三扇趟拢门，从这三扇趟拢门进去，只要经主人允许，你可以到达整个村子的每户人家，每个角落。以大祠堂为中轴的正门，左右檐柱和额柱的正中，镶嵌着生动的石狮骆峰斗拱和通花石雕雀替。檐枋入隼的墙上，各有石雕通花雀替承托。村子的主体建筑为风火山墙硬山顶，穿斗式梁架结构，瓜柱和梁枋精雕细刻，活色生香。墙头上用彩图绘着传统的山水花鸟，人物故事，细看楚楚动人，耐人寻味。甚至还有几首配着图画的劝学诗歌，其中一首《深山读书图》，有“做官容易读书难”的句子，这反映客家人并不十分看重仕途，也不迷恋官场，但主张学习文化知识，希望做有学识有涵养的人。
         现在我要写到那座碉楼了！再也不能让它在我这篇文章里藏而不露了。实际上这座碉楼在邓村石屋所有的建筑中，出类拔萃，鹤立鸡群，顶天立地，超凡脱俗，而且自从它建立以来，便以乡村建筑的特立独行声名远播，简直“天下无人不识君”。从远处看，你可能会忽略一个村子，但绝对不会看不见这座碉楼，因为它几乎与村子后面的山岗同高。再打个比喻，这座碉楼站在村子里，就像巨人穆铁柱站在小学生们中间。
         邓村石屋的这座碉楼，建在村子横条见方的右后角，高22米，宽11米，墙体厚达1米。足足有六层。在第一层的四周，全部砌着2米多高的麻石，异常墩实和坚固。从首层沿木楼梯往上爬，你将发现如临大敌，每层都开着大大小小的枪眼，随时都可以投入防守。但令人惊奇的是，这座碉楼在村子里显得那么高，那么气宇轩昂，那么岿然不动，却与村子的一大片建筑和谐相处，相得益彰，一点儿也不觉得峥嵘，突兀，横行霸道和以势压人。它默默地在村子边缘站着，甚至显露出几分长者的自觉与谦逊，像慈祥的父亲在兢兢业业地守护他的儿女。据当地的文人们介绍，碉楼可以容下全村的男女老少，而且能储备充足的粮食和水，一旦有危及村子的事情发生，可以让全村的人在这里从从容容地坚持七天。万一碉楼有被攻陷之虞，里面还有一条暗道直通后山，可以有条不紊地组织撤退。在抗日战争期间，曾经有一队日本人到达这里，用炮轰塌了村子右边的门楼，但对待这座雕楼却毫无办法，因为他们带来的小山炮，其火力只够给它挠痒痒。
         我从中央祠堂的边门进入村子，在迷宫般的夹道和空巷里转来转去。在这里我又看见了堆着的柴禾和稻草，但却是新鲜的，村民们随时准备扛去生火，或喂牛。我甚至看见了在屋子里圈着的牛，在麻石路上堆着的牛粪。在村子后面，几间过去显然是用来堆柴禾和稻草，或是用来圈牛圈牲畜的石头矮房，也早坍塌了，残损的断墙上长满乱草和苔藓类植物，一棵碗口粗的木瓜树从房子正中的废墟上长了出来，树上还挂着两个丑陋的木瓜。只是没有看见人，没有看见村子里的人。虽然有几道门边贴着褪色的对联，显出有人居住的模样，但依然掩不住的冷清。我在想，村里的住户是不是陆续迁走了？是不是马上要“打造”了？
         然后，我来到那座雕楼下，沿着它的四周，抬起头，反复用崇敬的目光打量它，观察它。幸好我没有戴帽子，否则我在部队配发的那种大檐帽，肯定会无数次脱落，在巷子里满地打滚。这座碉楼实在是太雄伟了，太高大了，比我在河北看见过的鬼子炮楼还雄伟，还高大，那儿可是打过地道战。当然，从建筑上说，它又是壮丽的，含蓄的，决不泰山压顶。与鬼子炮楼比较，那些张牙舞爪的鬼子炮楼，简直丑陋不堪，如一团层层叠叠堆着的牛屎。在碉楼旁的一条空巷里，我遇上从北京同来的著名女散文家素素，她也在围着碉楼打转。我对素素说，嘿，这碉楼真气派，真好，太出人意料了。素素说，是啊是啊，真气派，真好，真出人意料。回到北京后，我打电话告诉素素说，我想写那座碉楼。素素说，写啊，为什么不呢？我们同去的几个人，就你是军人，又是诗人，就该写写它！
         那么，在军人眼里的这座碉楼，与老百姓有什么不一样吗？在仰望碉楼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对自己说，当年建筑邓村石屋，建筑这座碉楼的客家人，他们真是厉害，真是了得！从建筑邓村老屋半圆形的土楼，把居住和防卫结合在一起，到建筑邓村石屋和这座雕楼，把居住和防卫分开来，他们不是因为安全感减轻了，淡化了，而是比过去更懂得怎样在动乱与和平的环境中生活了，休养生息了。他们建起这座坚固的碉楼，既时刻提醒自己必须常备不懈，有备无患，又向外界宣告：千万别打我们的主意!我们不惹事也不招事，如果你要对我们使用阴谋和暴力，那我们也不是软杮子，可以任你捏，任你欺侮和摆布。我还想，这座建于晚清的老碉楼，到底是建在晚清的什么时候呢？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吗？如果是这样，那我对这支客家人就更要肃然起敬了。因为这时候英国人已经用坚船利炮攻陷了广东沿海的炮台，清政府已无力用自己的军队，自己的边防，保卫大清的国家和臣民了。而此刻已满是洋人的广州，离他们派潭镇邓村石屋，才有多远？那哒哒的铁蹄声，一天就能踩上村前铺着的青石板。那就自己筑起碉楼来保卫家园吧！现在你知道了，为什么碉楼的每一层都开着大大小小的枪眼？这叫严阵以待！凭这，又说明这支精明的客家人，能够审时度势，临危不惧，他们天才地意识到了一个由热兵器取代冷兵器的时代已经不可抗拒地来临了。他们想，对有可能继续发生的事态，自己不仅要有招架之功，而且还要有还手之力。
         不知什么原因，站这座碉楼下，我忽然想起了在邓村老屋提到的石达开。是的，在邓村老屋，当那位老先生小心翼翼地告诉我们，石达开有可能在这里出生的时候，我还心生嫌疑，生怕他们用一种善意的虚妄，破坏这处原本珍贵的客家原生态。但现在我又希望石达开真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有些莫名其妙是不是？想想也不是没有可能啊!生于1831年死于1863年的石达开，他活在世上的这32年，与邓村石屋建造的时间是基本吻合的。史料上说他生于广西贵县，但隔着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多的战乱，你能在广西或广东的哪个派出所，找出他当年的出生登记吗？再说，广西贵县和广东增城，离得也并不远嘛，客家人又有不断迁徙的习惯，他们就像风中的种子，谁知道哪阵风会把他吹向哪里？又再说，村里的族谱上虽然没有石达开的名字，这也不奇怪，因为他在当局的眼睛里，那可是个大反贼，大忤逆，你往外推还来不及呢，谁还敢往族谱上记？有意思的是，当我这样异想天开时，我的眼前忽然人影幢幢，好像少年石达开就奔走在建筑碉楼的人群里，他赤膊上阵，时而吱吱哟哟地推着小车运砖，运沙子，时而嘿哟嘿哟地抬着沉重的麻石，正和族人们一步一步地向前挪。我更愿相信石达开揭竿而起的反抗意识，他非凡的军事防卫和进攻才能，就是在建筑碉楼这样的准军事行动中，逐渐得到了启蒙和开发，否则他一个19岁的毛头小伙子，乳臭未干，何以有那般气魄率领两千人之众，从贵县火速赶到金田，参加由洪秀全领导的金田起义，并威风凛凛地出任左军主将？当然，他兵败大渡河安顺场，最终被清军一刀割下头颅，也可能与这种被动的防卫意识不无关系。他可能还未参透，当他励精图治，辛辛苦苦建立起自己的“碉楼”时，其实朝廷和与他分分合合的另一些客家枭雄，早已建起了比他更坚固并更具有侵略性的“碉楼”，在远远地等着他。客家人的不安全感，与他们不断地迁徙和被侵犯，不断地反抗又不断地遭到屠杀，说不定就有着这种深刻的渊源关系。几十年后，在我的故乡井冈山的客家人中，也出了一位揭竿而起的绿林好汉，他的名字叫袁文才。这在毛泽东的《井冈山的斗争》中同样有记载。很多人都知道，袁文才和他那支农民队伍，最后也神秘地消失了。而关于袁文才的死，至今还是中共党史中的一个谜：有人说，袁文才在被红军收编以后，英勇善战，舍生忘死，最后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了；还有人说，红军向赣南闽西(多巧！又都是客家人的地盘)进军时，他拒绝执行命令，想留在井冈山继续当山大王，最后被红军灭了。总之是笔糊涂账。 
         啊，难怪客家人要把村子建成土楼、围屋和碉楼！
         兵连祸接毕竟不是历史的主旋律。动乱和战争对于老百姓，虽说苦不堪言，总让他们活得如惊弓之鸟，但生活还是照样要继续下去，照样要生儿育女，传递薪火。所以，邓村石屋这支客家人尽管郑重其事地建起了他们的碉楼，但真正坚守碉楼的日子也不是常有的。再说，他们的碉楼虽然建得势大力沉，甚至有些夸张，但它毕竟是建在村子的右后方，也即建在村子的一边，这本身就说明防卫被人侵犯并不是他们生活的主题，而兴旺发达，繁荣昌盛，让一个村子的人安居乐业，那才是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换句话说，邓村石屋的客家人在建造新村的同时建起碉楼，从此把居住和防卫区分开来，还有更重要的意义。 
         这个更重要的意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与时俱进。
         在这篇文章的写作中，我曾就派潭的那座碉楼带给我的惊喜和困惑，向我的一个朋友、江西籍客家女作家温燕霞请教。温作家没有去过增城，也没有见过那座碉楼（她说，她非常想去看看），但她为写作前些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围屋里的女人》，曾收集了客家人大举迁徙的许多资料，并在她自己的故乡赣南和福建实地考察了许多客家土楼和围屋。何况她的身体里流淌着客家人一脉相承的血液，因而我相信她对客家人的了解和领悟，必定有独到之处。温女作家对我说，客家人是在几百上千年前从中原开始迁徙的，你趴在地图上看看，找找他们迁徙的方向和路线，就知道，虽然他们迁徙的速度非常缓慢，但却是一路坚定地向南走的，走到南边再没有路的地方，你说是什么？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而广东增城又是什么地方？是大海的边缘，在那里几乎能听到大海的涛声了。温作家的这番话对我来说，如醍醐灌顶，让我看到邓村石屋和它那座碉楼，就像一星火光，突然闪烁在中国苍茫的历史中，闪烁在曾是风雨交加的珠江三角洲。是啊，走向大海就是走向生产力和文化的全面开放，就是走向世界——这个话题在前些年已经讨论得够多了，够滥了，说铺天盖地、连篇累牍都不为过。话说回头，从江西或福建迁徙到增城派潭的这支客家人，就应该是这样啊！江西或福建的客家人现存的一些民居，大多是一些圆形的土楼和围屋，有的还有自己的武装，一旦有乱世和战事，马上龟缩在土楼或者围屋里，拒不出来，宁愿玉石俱焚，和这些土楼和围屋共存亡，这只能说明他们思想和观念的封闭，甘愿画地为牢。但即使同样呈圆形的土楼和围屋，在江西和福建也有明显区别。江西多为土砖堆砌的土楼，即所谓的土围子，规模都比较小，但福建的围屋却多为青砖，青瓦，且规模宏大。因为江西是内陆省，福建则靠近大海。迁徙到广东增城派潭镇的这支客家人，由于广东的地理与江西相连，又眼看要走到大海边了，所以他们先是盖起了半圆形土楼，显示出一种戒备与开放参半的生存和心理状态；几十或几百年后，伴随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血泪，让他们渐渐听到了大海的涛声，看到了在大海那边还有一个野蛮但却强大的世界，心胸慢慢地变得开放起来，慢慢地开始壮起胆子面对这个世界。这时候他们建造新村，当然也必然要把自我强盛放在首位，把提高全族人的文化知识放在首位。至于依然建造了那座碉楼，并把那座碉楼建得如此庞大和坚固，说穿了，这既反映了他们对曾经侵犯过他们的当地人，和对渐渐涌来的洋人，余悸未消，也反映他们在任何祸端面前，从此敢于抗争，敢于针尖对麦芒了……
         因此说，邓村石屋这座碉楼的存在，意义非凡，韵味深长。它就像一座骄傲的纪念碑，既是客家人逐渐走向现代的象征，也是我们中华民族渐渐站起来的一个标志。对于它的解读，既是对历史的一种解读，也是对中华民族心理的一种解读。
         这就是我对派潭镇的邓村老屋和邓村石屋，作为客家历史、文化和民俗原生态存在价值的认识和期盼。我要由衷地说，当我越是走近它们，越是深入它们的内部，就越是感到它们的博大精深，高不可攀。我觉得肯定还有许多的谜团隐藏在未知之中，只要你任意抽动一个线头，都可能抽出一个历史的章节。因而，当我看见这里的一间间屋子依然堆着柴禾和稻草，看见它的空巷里仍旧留着一团团牛粪的时候，心里既为它们称奇，又为它们庆幸，还为它们感到淡淡的迷茫和惋惜。正因为如此，所以我希望当地政府的官员们，还有那些从事史料整理和发掘的文人们，一定要在弄清弄懂什么叫保护之后，才认真去谈论对它们的开发。同时我还认为，最好不要把住在这里的人都迁走，也没有必要给他们建设什么新的家园。因为一个历史村落的活力，必须由生活在历史中的人来延续，没有了人气，没有人与家园的原始性、共生性，哪来的客家围仔屋原生态？你如果都贴上旅游区或休闲处的标签，经济是搞活了，但历史却死了。
         但愿决策者们都棋高一着，让我沦为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