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不少文艺界的名流大腕都相继住进了广州的番禺，被当地媒体称为落户番禺的文化人。为了图一个稍为安静点的地方，我也于八年前从广州的五羊新城搬进了番禺的丽江花园。我这个学无专长的旅行者，也被当地媒体划为是“文化人”，因此逢年过节的一些活动中，不时地与郭兰英、杨之光和陈少芳等大师级的人物见面相聚，座谈和交流，于是也就有了一些印象和了解。
　　在我们的记忆中，郭兰英除了那一身德高望重的称谓之外， 更是那个时代的纪念和代表。身边好多朋友在回忆起郭兰英的时候，都会想起她曾扮演过的一个又一个的歌剧形象，演唱的一首又一首动人的歌曲。每一首歌曲都有着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她是一个时代的代表 
　

　　如果把郭兰英、李谷一和彭丽嫒作为唱民族歌曲在不同时期的三位代表，我想不会有人提出疑义。但是，要从她们当中再选择一位代表中的代表，那就非郭兰英莫属了。
　　1994年，中央电视台为“郭兰英从艺60年”举办一场晚会。老太太提前半小时到，衣服、鞋子、书包等往凳子上一放，穿一双平底鞋，就动手打扫过道走廊。弟子梦鸽、万山红等陆续出现，跟着师傅就干起了活，唯有彭丽媛迟迟不到。等这位“小郭兰英”风风火火喘着粗气最后来到，老师就叫她坐在一边降降温。这也算是一种无声的批评。当年的“小郭兰英”也确有定力，不一会就恢复了正常。另有一次，彭丽媛向她求教，她只领着人家走场子，练步伐，只字未提吐字行腔。她说：“身正腔自圆。”……节目结束后，郭兰英严肃地对弟子们说：“以后有什么演出，一定要提前一会到，作为一位演员，因准备不好而影响节目，怎能对得住全国的电视观众?”其实，这帮人也都是明星、大腕，一出大门就是前呼后拥的。她们的手底下也都有一大堆学生，可在郭老太面前，个个都成了老老实实、像是还未出道的小学生。
　　她对弟子们的严格，换来的是对她的尊重和崇拜。
　　有一次，记者采访彭丽媛。
　　记：“在老一代歌唱家中，有没有你心目中的偶像?”
　　彭：“我心目中的偶像是郭兰英老师。我觉得她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她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民族声乐代表，而且她也是中国新歌剧的奠基人。所　以我对她非常的佩服、非常的崇拜。至今我也觉着没有什么人能超过她的艺术高度。”
　　记：“她一直是你心中的楷模吗?”
　　彭：“对，我以为她作为我追求的目标，但至今还没有攀越她。”
　　记：“应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这可能是一个时间问题，正是有郭兰英老师那样的前辈和像你这样的后生人才辈出，中华民族的音乐事业才不断发展。”
　　彭：“应该是这样，但郭兰英老师与我们是两个时代的人。我觉得她的艺术水平和她具备的艺术素质，并不是后一代人都能达到的。”
　

平遥飞出的金凤凰
　

　　郭兰英告诉我们，她出生于1930年，山西平遥香乐村人。
　　这座位于山西省会太原西南100公里的古城，属世界历史文化遗产，是我所游历过的开封、曲阜、丽江和阆中等著名古城中印象较深的一座。走进平遥，如同走进一座大型历史博物馆，城内有国家级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在中国近代金融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清道光三年，在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它是明、清两代晋商文化的摇篮。我和别人的感觉一样：“不去平遥想平遥，去了平遥会更想平遥。”
　　她出生的时候，平遥的风水犹在，但财运已过。而香乐村更是贫困。郭兰英在家排行老六，生下来没奶吃，饿的直叫，她的嗓门高、声音大，完全不同于别的孩子，让一家人和周邻四舍都失去了安宁，一直哭的声音渐渐小了下去。
　　“我妈生了十二个孩子，我是第六。前边五个全是男的。下面又有一个妹妹也不在了。我的命大，就因为是女的。家里太穷了，生下来就没有奶吃。父亲给人家扛长活，自己还顾不过来。妈妈又是家庭妇女，怎么办呢?不能看着孩子饿死，就扔出去叫狼叼着吃了吧……”因为一个大嗓门，神婆说这孩子不是这里的。得扔出去吃百家饭。于是就把她放在了外面，希望能有人捡走，救活这条小生命。同村的姑姑家的孩子刚死了一个月，到了下午听说此事，就连滚带爬把小郭兰英抱回村。我就听她这样说过：“我的小命都是捡回来的。”好景不长，捡回来的郭兰英，刚满四岁，随着一纸卖身契就进了一家戏班子，从此开始了苦不堪言的卖艺生涯。等到亲生母亲熬不过对女儿的思念，辗转各地最后在张家口找到自己这个命大的女儿时，全国已经解放，郭兰英成了20岁的大姑娘了。
　　四岁进戏班，六岁拜师，起点够早了。严历的教育和刻苦的训练，为她后来能成为艺术大师，在声乐、表演、台词、训练以及继承和创新、风格的确立等方面，为中国新歌剧艺术完整体系的建立所做出巨大贡献，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基础。她的这种贡献是开拓性的，更是历史性的。
　　她幼年学的是山西中路梆子，从六岁学到十二岁，在山西开化寺戏园第一次登台，一举成名。到了14岁，在张家口就挂头牌，誉满塞外剧坛。1946年秋，16岁的郭兰英在张家口离开戏剧团，参加了华北联大文工团，从此开始了新歌剧事业。
　　参加革命前，郭兰英说她干了两件事，一是自己为自己缝制了一套军装，二是把自己的两颗金牙拔掉了。她说：“旧社会里的科班师傅让我装了两颗金牙，一笑就露，才显得时髦、有身份。可是走上革命道路之后，大家都是梳两条辫子，很朴实。那时，我想笑也不敢笑，总觉着脱离了大家。有次碰到一个拔牙的，我就叫他给我拔。那人很惊奇，问我说，这样好的金牙别人想镶都镶不上，拔了太可惜!我急了，逼着他给我拔掉了。那一刻，不知有多高兴!我把兜里的钱掏出来一大把全扔了过去，转身就跑了。以后想笑就张着嘴笑，觉着什么也没有参加革命好，一边走，就唱了起来。当时离我们住的小李庄有15里路，一口气就跑到了，路上还高兴地在路边翻了好几个跟头!”

她选择了番禺 　

　　在北京很难见到郭兰英的身影了。当她突然出现在乔羽艺术生涯60周年研讨会上时，已是77岁的她，容光焕发，声音响亮，脚步轻捷。人们惊讶了：“这老太太跑到哪里去了，怎么越活越年轻了?”
　　1986年，当荣誉织成的光环一层层压在她的头上的时候，郭兰英来了个金蝉脱壳，飞过长江，在广州的番禺落了户，并开办了一所以自己的名字挂牌的艺术学校，自任校长。
　　“有的省、市知道我要离开北京，都邀请我到他们那里去。北京更是挽留，在密云就划出了200亩地，希望我到那里去办学。另外，山东、上海和大连都愿意我去。特别是大连的薄熙来，他是我看着长大的一个孩子，我们是老乡，两家的关系一直很好。但是我决心已下，一定要到南方去，到中国的南大门去。”
　　“郭老师，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谢绝了那么多邀请，执意要到广州番禺昵?”我问。
　　她反应十分灵敏，话语一下子就跟了过来。
　　“在中国的音乐家中，我最崇拜的是冼星海，自我参加革命以后，就一直学他的歌，唱他的歌。一曲《黄河大合唱》就鼓舞了一个民族。这位全中国人民崇拜的音乐家，还有着一个很少人知道的艰苦的童年。爸爸早逝，是位遗腹子，在妈妈摇着的小船上一天天长大。他的故乡就是番禺。这里是孕育艺术家的土地，所以我就到冼星海的故乡办学。这个决心，早在退休前就下定了，所以我哪里也不会去，番禺是我唯一的选择。”
　　1986年，她和丈夫万兆元卖掉全部家产，举家迁到了广州番禺，办起了这座中国民族民间艺术专科学校。
　　又有人问：“你对番禺的感觉还好吗?生活还习惯吗?”
　　她看了看我们，又接着说：“我虽然最终没能见到冼星海同志，但一到番禺就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上上下下的人对我都很关心，只要没有外出，有什么活动和会议我都参加。所以，我在番禺又结交了许多新朋友。”
　　“你有什么秘方能保持如此好的体形和健康?”
　　“哪有什么秘方?我也是感到记性大不如以前。特别是人名，怎么也记不住。但还是很能背台词，这算是一项例外吧。人上了年纪，就是要多用大脑，不能停，停下来老的快。不仅动脑，也要动手动脚。我们自己开了块小菜地，自种自吃，菜园劳动带给我们许多乐趣。我也喜欢与老伴一起做家务，尤其是下厨做菜。我们的生活很特殊，不吃肉，但要顿顿吃辣子，很辣很辣的辣子，不辣不吃饭。饭后，我们常关起门来听音乐，最喜欢听的是《梁祝》。”
　　“我说出来怕你们不相信，我还熟悉中医和针灸，看过不少中医的书。知道针灸的穴位所在。有了这些知识，我每天要做一个小时的自我按摩和按压穴位的保健锻炼。常年锻炼，从中受益不少，我希望老年朋友每天早上起床后，在床上双手交叉按摩脚心的涌泉穴，这对老年保健是大有好处的。”
　　郭兰英已不是过客，而是主人。前几年关于洛溪大桥收费与不收费的辩论，广州的大小报都参与了。本身我住在洛溪桥头的丽江花园，但并不是那样关注辩论的动态。而她住在离桥更远一些的雅居乐，她说从辩论的开始一直关心到结束，成了整个事件的历史见证人。这才是一种主人的心态。在这二十年中，她常到北京等地担任各种评委，那些参赛选手，大都是朋友们的弟子，所以，她不希望自己的弟子去参加国内的各种比赛，每次都把名额让给别人。她几次说过：“不要在国内争来争去，到国际上去与外国人比，有真本事去拿国际大奖!”
　

为了《我的祖国》
　

　　在当代女歌唱家的名录中，有不少个我是喜欢和欣赏的：如王昆、朱明瑛、马玉涛、殷秀梅、彭丽媛和韩红等。但我最崇尚的还是郭兰英。因为她的一切演唱都是为了《我的祖国》。
　　在番禺当了校长的郭兰英，本想是告别舞台了，但还是离不开。她说：“在广州那么大的那个体育馆，只要看见我上了台，人们那个鼓掌，我一下子就激动了。我们当演员的，上了台就容易激动。一激动我就唱啊唱啊，好像又变年轻了。我不唱那首成名曲《我的祖国》就下不了台!”在观众如雷贯耳的掌声中走向后台后，人们发现她一阵晕眩。“你们猜怎么着?我的血压上升了几十度。但是，心里真高兴，群众没有忘记这首歌，没有忘记我郭兰英”她说。
　　在纪念红军长征70周年的日子里，郭兰英跟随“心连心”到全国各地演出。“在四川仪陇县的时候，那里是朱老总的故乡，我唱《绣金匾》，我流着眼泪唱啊，把台下成千上万的观众都唱哭了。没想到最后，他们还是要我唱《我的祖国》，这样才能满足他们。”
　　郭兰英的歌声与《我的祖国》是连在一起的。她的每一支歌，都是为了祖国、为了民族而唱，这是她能成为一代音乐大师和永远被记在人们心里的根本。为什么有的歌红火热闹了一阵，很快就从人们的耳边消失了?就是因为缺少了一种民族的和感情的根基。
　　郭兰英嗓音甜美，听起来让人感到很舒服。每次听她说话，那音色音质音量，你压根儿想不到竟会是从一位要80岁的老太太的嗓子眼里发出来的。人到了这个年纪，一般发音会变得低沉沙涩，失去了甜润和响亮。我真不明白她怎能像保护容貌一样把声音也从青年保持到老年，这是一种生命的奇迹!认真听她的节目，我发现她音域宽阔，吐字清晰，行腔富于韵昧，具有浓郁的中国民族特色。由于她5岁开始学艺，功底很深，演唱兼蓄神、情、形、声、腔、字六艺之美，因此，她所扮演的各个人物，均达到了歌唱与表演的高度和谐统一。我看过的她的歌剧剧目有：《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窦娥冤》、《红霞》。当然，听过的歌就更多了，但最喜欢的是《绣金匾》、《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和《我的祖国》等。
　　我听郭兰英唱《绣金匾》是在周总理逝世之后。音乐的速度放慢了，歌词也改了，人们哭的更伤心了。
　　后来，郭兰英道出了内中的原委。她说：“总理在的时候，有一次在怀仁堂走廊对我说，‘兰英，你现在还年轻，还能唱，将来年岁大了以后，还能干什么?想过没有?’多少年以后，我才恍然大悟总理的用心良苦。”“原来的《绣金匾》是‘一绣毛泽东’，‘二绣总司令’，总理逝世后，有一天在首都体育馆排练，一唱到‘三绣解放军’，居然一下子眼泪就掉下来了，把词给忘了。为什么每次到三唱就咽住了，脑子里头想，该是三唱周总理，就是这样子。因为是排练，大家感到莫名其妙。回去后，妈妈做好的饭也没吃，午觉也没睡，终于想起来了。“三绣周总理，人们的好总理。鞠躬尽瘁为革命，我们热爱你。”
　　正式演出时，老太太一到后台就酝酿情绪。上台时，步子是事前测量好的，前奏曲一结束，不赶也不等，张嘴就唱。一绣、二绣，到了三绣周总理的时候，郭老太太不仅是泪流满面，而且声音颤抖带着哭腔，下面的观众全部跟着哭。思想、艺术、感情、形式、效果，全部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大家喜欢听的还有《南泥湾》。
　　郭兰英曾对记者说：“每次唱起这支歌，我都很激动。就会回忆起第一次唱这支歌的情况。此后多年，我对民族的热爱没有减退。因为我来自民间。民间是一切艺术的母亲。当你听到一首清新纯朴，委婉动人的民歌，会唤起你对祖国母亲的怀念。迸发出一种好像大地母亲在召唤孩儿那样的感情。”
　　“花篮里花儿香，听俺来唱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我就是一遍遍唱着这支歌，从延安专程到了东南45里、位于延河南侧的南泥湾。这里原名叫‘烂泥湾’，是一条方圆百里的溪谷。我是位旅行者，但并非为旅行而去。就是为了一支歌，为寻梦而去。1941年春，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八路军359旅在33岁瘦小精干的王震旅长的率领下，开进了这条山谷，出现了“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景象。虽然我没有看到红旗与钢枪，但看到了曾经辉煌过的土地、高山，就已经满足了。
　　歌曲诞生于1943年，由郭兰英首唱，一唱就传遍神州大地，唱响半个多世纪。鼓舞了一代又一代新中国的接班人。
　　郭兰英的歌，你怎么听都会喜欢。你听《人说山西好风光》：“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粱。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啊，哗啦哗啦流过我的小村旁。”大气豪迈高昂开阔，而又委婉流转动听悦耳。对我来说，无论几十年前，还是几十年后，只要能听到就是全身心的享受。
　　郭兰英到番禺落户，因为这里是造就音乐天才的土壤；她退休后办学，是周总理生前对她教诲的结果。郭兰英是劳动人民的女儿，时代的歌唱家，群众的演员。她在人生的旅途中始终不渝，孜孜不倦地歌唱祖国，心系人民。扎根群众沃土，与时代同步。她一开口，就唱得你动心，听的人动情，唱的千家万户心里暖洋洋的。因为她是用心在唱，用情在唱，歌声诉说的是人间的爱，倾吐的是人民的情。
　　我希望，“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为什么二黑哥还不回来”、“青凌凌的水来蓝荧荧的天”、“人说山西好风光”等民族的歌曲永远响在民族的土地上。（李存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