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办:中共广州市委宣传部

精彩广州羊城古今

广州有最诚信灵活的商人

www.guangzhou.gov.cn2017年11月22日 15:07:24来源: 广州日报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卜松竹

        人类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小到个人,大到一个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并在这种活动中接受评价。有些在我们自己眼中看起来再自然不过的东西,在外人看来却是惊诧莫名,因为有着不同的视角。

位于黄埔湾的粤海关办事处。

        正因此,如果我们来翻阅一下历史上那些“外来者”观察广州的视角,我们常会发现一些很有趣味的内容。如果不是经由他们的眼睛,身在其中的广州人,恐怕不会想到每日生活的这座城市,还有着如此多元的面向。

  同样地,广州这座充满“异域风情”的东方大都市,对于那些早期来到中国沿海的外国人来说,同样具有足以激发灵感,拓展思维的能力。实际上,很多早期西方人的所谓“中国经验”,就是“广州经验”。广州作为“窗口”的历史经验,读来不仅有意思,也有借鉴价值。

  作为商业大城的广州很早就引起各国的注意

广州行商赠送给外商的银杯,杯身刻有洋人在珠江赛艇场景。

        研究者袁婧指出,虽然广州作为海外贸易大港的历史非常悠久,但今天意义上的“西方人”对广州最早的描述,出自元代来华的欧洲人。早期的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的《东游录》、葡萄牙使臣皮列士的《东方志》、葡萄牙人柯路仕的《中国志》、俄国使臣米列斯库的《中国漫记》等,都或多或少地记录了他们游历广州的见闻与广州地理、物产、贸易等方面的情况。1684年清政府开海禁之后,进入广州的西方人扩大到英、法、荷、西、德、瑞典等国。其中影响深远的英国马戛尔尼访华团团长马戛尔尼,使团所乘“狮子号”船的大副安德逊,都留下了非常详细的纪实作品。之后的一口通商时期,大量西方商人及其他领域人士来到广州及广州周边,留下的作品就更多了。

  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曾经写道:在欧洲大小城乡里的那些沙龙上,衣装得体的男男女女们围坐一堂,满怀期待地等待着像他这样的游历者以如簧之舌讲述一个“未知”之地的种种“神秘”景象,不时发出惊叹的场景,是非常常见的。

  可以说,这些“实录”就是当年的新闻传媒,而在这些写作者的家乡,同样有着大量翘首以待等更新的“粉丝”们。他们对于新鲜事物的需求,并不比今天的人们少。广州对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来说,充满着美好的想象。尤其是广州作为一个商业城市,对于重商主义盛行的欧美国家人士来讲,是特别感受亲切和认同的。

  唐代,广州成为全国的外贸中心,设立了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司”,外国商人云集。宋代广州与五十多个国家有通商及政治关系。元代广州更是与多达一百四十多个国家有贸易往来。梁启超感叹当时的广州:“交通之盛,不让今香港,而外人居留之多,今日举国无能与京矣。”并非虚语。

  广州外贸繁荣时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呢?有历史资料这样记载:“粤中所用之银不一种,曰连,曰双鹰,曰十字,曰双柱,曰北流锭,曰镪,皆乾隆初年以前所用。其后外洋钱有花边之名,来自墨西哥。又有鬼头之名,盖外人往往以其国王之像印于钱面也,今民间呼为番面钱,以画像如佛,故又号佛番。南、韶、连、肇多用番面,潮、雷、嘉、琼多用花边。”学者指出,这种在一个地区使用多种外国货币的现象,在以前是绝无仅有的事。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岭南商贸的国际性。

  “没有比行商更适合从事外贸的团体了”

广州黄埔港,海关官员在丈量船货。

        1825年,一个叫亨特的美国人来到了广州,他当时才13岁,不过紧接着他就被派往马六甲英华书院学习中文,第二年才重新回到广州。3年后,他在广州加入了美商旗昌洋行,并在1837年成为该行的合伙人。

  自1784年“中国皇后号”首开中美贸易航线以后,中美间的贸易有了长足的增长。据历史学者黄启臣的考证,自1784~1833年间,由美国前来广州贸易的商船达到1040艘,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于是美国波士顿的普金斯公司,沙墨尔·罗塞尔公司纷纷在广开设洋行,名噪一时。而罗塞尔洋行就是后来改名为饮誉广州的旗昌洋行。

  1842年,年仅30岁的亨特就功成名就地退休了。之后长期往返于美国和中国等地之间,进行投资和游历,其在华生活时间长达40年。他将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撰述成《广州番鬼录》与《旧中国杂记》两本著作。

  学者刘季冬言,亨特是当时广州仅有的几个懂中文的外国侨民之一,所记皆耳闻或亲身经历之事。他刚到广州时就亲身见证了岭南商品经济的繁荣,珠江“其时河面上挤满本地船只,包括那些现在差不多完全绝迹的沿海航行的中国帆船。当时它们航行于中国南北各口岸、西里伯斯岛、婆罗洲、爪哇、新加坡,以及马尼拉等。从内地来的货船、客船、水上居民和从内地来的船艇、政府的巡船及花艇等,其数目是惊人的。”

  刘季冬指出,亨特第一次到广州是1825年,离鸦片战争(1840年)的爆发还有15年。他的记述表明,鸦片战争前的广州是一个商品经济繁荣,并且是极其开放的城市。

  亨特作为一个商人在岭南生活,接触的社会群体也主要是商人。他对岭南普通商人的评价颇高:“他们在商业方面是聪明的,在工艺方面是灵巧熟练的。”对行商更是赞不绝口:“他们形成一个机智的、有影响的、有教养的团体。他们与外国人的日常关系非常友好,彬彬有礼……再没有比他们更体面、更慷慨、更友好的阶层可以来指导这项贸易的了。”

  机敏的看银师和木匠 商业精神无处不在
  刘季冬指出,在大约同期的其他在华外商的记述中,我们不难找到抱怨部分中国人在商业活动中缺少信誉的记载。但亨特笔下,岭南,特别是广州商人的诚信却非常突出。他说,这是他20年商业经历的亲眼所见。

  他这样充满感情地描写在广州商馆的生活:“在商馆的围墙之内所进行的交易,是无法计算的。由于这里的生活充满情趣,彼此间良好的社会感情和无限友谊的存在,由于与被指定同我们做生意的中国人交易的便利,以及他们众所周知的诚实,都使我们形成一种对人身和财产的绝对安全感。任何一个曾在这里居住过一段时间的‘老广州’,在离开商馆时,无不怀有一种依依不舍的惜别心情。”

  人类自从有了商业,可以说就有了欺诈和违约。但对于亨特来说,这些糟糕的经历似乎与行商绝缘:“作为一个商业团体,我们觉得行商在所有交易中,是笃守信用、忠实可靠的,他们遵守合约,慷慨大方。”他们依靠的并非西方式的“契约合同”,“这些合约除双方各自记账外,从无其他记录,没有书面协议和签字,也无须盖印和誓证,从未发生过故意破坏合约的事件。至于货物的数量和质量问题,行商方面是很忠实很认真地履行合约的。”1822年十三行大火,外商约翰·顾盛将5000匹绉纱存放在岭南商人开的义盛店铺。火灾发生后,义盛店老板组织人首先尽力抢救顾盛存放的货物,而义盛自己则损失惨重。“他把顾盛的绉纱抢救出来,而丧失了自己的房屋和各物,包括大量自己的货物和动产。”

义盛像

        广州商人的灵活变通和眼光敏锐也让西人很有感触。亨特曾记录,银铺的砖缝中往往有不少的银屑,看银师通常到了每年的年底将换地砖的权利出卖,得此权利者自己出钱将砖换好。有人曾出价50两银的高价来购买看银师店铺换地砖的权利。当英国舰队到广州城外时,人们对于外国的军舰非常好奇,争相观看。有商人利用人们的好奇心,将英国军舰停泊在珠江江面的图形制作成木版画贩卖。一个叫阿树的工匠,因他会说几句外国水手的语言,有一次法官审理一件外国人案件时,他被叫来做外国人的翻译。阿树在当翻译时,瞅准一切机会对被审判的外国人说:“千万别忘了,九号,木匠广场,那里,最公道的价钱,卖樟木箱和航海箱。随便比哪家店铺都便宜、都好!”广告能植入到法律审判当中,不得不令人惊叹于商人的机敏和实用主义精神。

(编辑: 凯伦 )

返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