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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时 广州是第一大米市

www.guangzhou.gov.cn2017年10月23日 15:17:13来源: 广州日报

  广州,史上的那些个第一
  1926年,著名的农业科学家、中国稻作科学的主要奠基人丁颖,在广州市郊发现了一些野生稻。他因此得出结论:中国是栽培稻种的原产地,否定了“中国栽培稻起源于印度”之说。当然,他的说法随着近年考古的新发现和分析技术的发展也得到修正,但水稻起源于中国,目前仍是学术界的主流观点。

  即使仅从这一点上来说,广州对于稻米这个领域,贡献已经很大。但广州威水的还不止于此:宋代时广州是全国第一大米市,稻米南销北运,为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

  文/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卜松竹

  舳舻衔尾 运之番禺
  根据《广州市志》的记载,本地水稻生产历史久远,至少在4000多年前就已经有栽培。1917年、1926年和1980年,先后有墨里尔、丁颖等人在罗浮山、犀牛尾(今广州区庄附近)及郊县等多处陆续发现野生稻。

  广州老百姓更熟悉的反映稻作历史的故事,是“五羊衔谷穗”。相传周朝时有五仙驾五羊,各拿一茎九穗禾送给广州先民,反映当时已经有了稻谷的栽培。惠福路上的五仙观,越秀山上的五羊雕像,都是有关这个故事的名胜。

  广州的自然禀赋得天独厚,水土丰美,气候温暖。秦统一岭南后,大批军民南移,汉初已经有牛、马和铁制农具传入岭南,同时畜牧业也发展起来,甘蔗等水果,芋头姜、韭菜、莲藕等蔬菜到东汉已经大量种植。唐代时,稻谷的种植已经很发达。还有一个关键因素也发生了跃升:广州此时成为世界级的港口,人口稠密,交通方便,外商云集,农业大市场升级换代的条件成熟了。

唐代,广州稻谷种植已经很发达。

        转折点出现在宋代。随着水利灌溉的普遍解决,以及双季稻的普遍种植,广州的稻米生产大幅增加,广州成为全国性的一个大米市。宋代时广州的大米出产虽然不及“苏湖熟,天下足”的长江三角洲,但由于人口较少,却是一个输出米的地方。按经济史家全汉昇的说法,“(广东)出产的米,连同在广西出产的,都先集中于广州,然后运往沿海各地出卖”。所谓“舳舻衔尾,运之番禺,以罔市利。”

  远程运米往往可获数倍之利
  全汉昇指出,这些由两广各地输入广州的米,一部分为广州住民所消费,但大部分则沿着海洋交通线北上,贩往沿海各地,如福建、江、浙等地。名臣真德秀记述:“(福建)兼福、兴、漳、泉四郡,全靠广米以给民食”。可见广州米的分量之重。而由广州贩往浙东的米,多由温州及明州等海港入口,然后分配于浙东各地。甚至在著名的产米之区江南东(约略相当于现在的江苏)及浙西(杭州除外),虽然距离广州较远,但在收成不好时,也往往需要广米。

  作为消费大市场的杭州,特重广州米。时人吴自牧在《梦粱录》中说广州等地的米贩往杭州的情景:“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每日街市食米,除府第官舍宅舍富室及诸司有该俸人外,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石,皆需之铺家。然本州所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概括来说就是由于杭州人口太多,不得不仰赖各地的大米输入。加上杭州又是当时政治中心,许多人靠工商业及政治为生,从事农业的人相对较少,从而食粮的供给状况自然不会很好。

  全汉昇引当时资料指出,在两地间运米利润常常是很高的。广西米产地收购价最低时低至“斗米一二钱”,平常也不过五十钱左右,倒手后价差可多达数倍,如遇当地有灾情,甚至达数十倍,“两地米价的差额既是这么大,所以商人把两广的米运往闽浙一带出卖,虽然要负担相当的运费(由于那时海上交通发达,运费较前大减),仍可获利。因此,不用等到元代,米已成为海上运输的主要商品;而广州在宋代除了是外货的集散地外,同时又是一大米市”。

  一直到元代至明初,广州地区的大米仍然是比较富余的。

广州对于稻米这个领域,贡献很大。

        手工业原料抢了稻米的地
  但情况也在慢慢变化。广州作为贸易大城的地位,逐渐地驱动居民们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在工商业的道路上大步向前。

  到明代中后期,广州及近邻的佛山的手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大发展,大批稻田改种手工业原料作物,如桑树、甘蔗,花生种植面积也因榨油业日渐兴盛而不断扩大,水稻面积大为减少。一些农民进入城镇出卖劳动力,也造成了水利失修,农田荒废。稻谷的生产随之逐渐减少,由原来的“多谷之地”逐渐变为缺粮地区,要依靠广西供应。清康熙元年(1662)对沿海地区两次颁布迁界令,番禺县的沙湾、市桥、石基一带被划为界外,居民必须迁徙,大片耕地荒芜,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8年后复界,随后清政府开始重视农业,招民复业,奖励垦荒,兴修水利,重视备耕、下种、中耕、施肥和防治病虫害,使水稻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增城县水稻耕作出现一年多熟,并生产优质稻谷,著名的有鼠牙尖、丝苗等品种。但从总体来说,广州仍然缺粮。雍正元年(1723),洋米开始大量进口。1912~1937年,土米平均每年仅上市15.24万吨,为洋米数的1/6,加之洋米价廉,因而粮食市场完全被外商控制,本地粮食生产受到严重打击。

明代中后期,商业进一步发展,影响了稻米的种植。

        咸丰年间、同治年间(1851~1874),番禺县北至茭塘、新造,南至香山、黄阁,大片稻田变为桑基鱼塘。广州的花地、石围塘及增城县部分地区则发展果基鱼塘,并广种甘蔗、花生、蔬菜、花卉,出现不少菜农、果农、花农、花户。河南至大石一带,果树“障壁百里”,禺南糖蔗“连岗接阜,一望若芦苇然”。由于缺粮,清政府一再免税进口洋米,平价倾销,导致广州水稻生产日渐衰微。

  上世纪初,因受世界经济危机影响,广东丝织品出口锐减,珠江三角洲蚕桑业减弱,蚕农多毁桑基种甘蔗,并使水稻生产有所恢复。但到1938年10月日军侵占广州,包括稻米在内的农业生产无可避免地受到巨大冲击。

  从产米地到进口地,广州稻米划出了一条长长的历史曲线。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广州城市在不同时期转型、变革的举措,看到广州人积极应对市场挑战的灵活身段,还能感知和平生活的幸福与美好。

  (注:“广州是宋代第一大米市”的说法来自《广州市志》)

(编辑: 凯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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