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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乡愁》:儒家“义利观”的当下意义

www.guangzhou.gov.cn2017年2月19日 13:40:28来源: 羊城晚报

  央视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已在央视开播了第三季,不仅获得广泛好评,收视率也屡创新高。创作这么一部文化大片,对当下正在进行的“树立文化自信,弘扬传统美德”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众多中华传统美德中,“义”是一项重要的道德标准和为人的根本品行。从《记住乡愁》每集主题内容中就可看到,直接用“义”字标出片名的,在第一季中有四部,第二季中有六部,第三季中如果算上那些片名中虽没标出“义”字,但在内容上却讲述了与“义”相关内容的片子,会有更多。由此可见,“义”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在中国社会中,在普通百姓民众心目中的重要性和根本性。}

  “义”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性

  先秦思想家荀子曾把天地万物分为四类,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汉代的董仲舒也说:“天道施,地道化,人道义”(《春秋繁露·天道施》)这就是说,中华传统文化认为,具备“义”是人类的根本特性,是人与禽兽的根本区别所在。

  《中庸》说:“义者,宜也。”“宜”是“合宜”的意思,也就是“合适”、“正确”、“正当”等意思。这也就是说,“义”是一种能分辨是非(正确与错误),权衡轻重,又能自觉选择正确方向去做的德行。所以说,这样的德行只有人类具备,只有人能做到。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就必须以“义”为根本,如孔子讲的“君子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而且还要明白“义”的道理,如孔子讲的“君子喻于义”(《论语·里仁》)。然后才能自觉地去践行它(自律)。“义”是一个真正的人一刻也不能丢掉的品德。诚如荀子所说:“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荀子·劝学》)

  在《记住乡愁》第三季中的江苏苏州同里古镇,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计东生。12年前,计东生从镇政府退休后主动承担起镇志的编修工作。可是正当修志工作进入第三个年头,他被查出患上了结肠癌。在这关乎个人生死之际,为能更快地完善镇志的编修工作,计东生在手术11天后就在病房内继续工作。长年的编修工作,对于这个已经72岁的老人来说不仅需要战胜身体上的疾病伤痛,还需要他挑战自我自学电脑输入法等办公技能。乡愁所赋予的使命感,让计东生将一生都奉献给了故乡同里的镇志编纂。

  儒家“义利观”中以义“为上”

  儒家“义利观”中,始终坚持和强调的是:“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先义而后利”(《荀子·王霸》),“见得思义”(《论语·季氏》),“见利思义”(《论语·宪问》),“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孟子·尽心上》),“非其义不受其利”(《吕氏春秋·离俗览》),“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礼记·曲礼》),“好名者非义不苟得”(《淮南子·齐俗训》),“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有义者不可欺以利”(《淮南子·缪称训》),“君子之能以公义胜私欲也”(《荀子·修身》)等等。这些理念也就成了自古至今主导着中华民族在处理“义”“利”关系上的核心价值观。

  “义”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不仅要人们在“利”的面前要保持“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汉书·董仲舒传》)的品德,更要人们在正当获得“利”后,行种种“义举”,做种种“义事”。如,兴“义学”、开“义仓”、修桥、铺路,造福乡里、泽被后世等等,以实现“取诸社会,还诸社会”的“重义”理念。

  清乾隆年间,在湖北钟祥石牌古镇,吴氏先祖吴晟因施舍救济穷人,受到古镇人的尊崇。他乐善好施、急公好义的精神也被写进吴氏族谱,作为家规祖训世代传承。吴晟的孙子吴镇善是一名走街串巷的卖货郎,机缘巧合,偶遇遭到打劫逃难到了石牌的四川商人陈天宝,并毫不犹豫地拿出全部积蓄资助陈天宝返家。返家第二年,陈天宝满载一船物资酬谢吴镇善。吴镇善以此为资本,开了一家“吴德成”杂货铺。生意红火之际,吴镇善时常感怀这是雪中送炭的义举所带来的福气,所以每当年终岁末,遇到贫苦人家年关难度时,他都会悄悄把钱塞到人家门缝里。古人常说“济人须济急时无”,在别人最困难时伸出援手,是善的最大要义。

  治国理政也要秉承“以义为本”

  “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是个人为人处世、思想行为的基本准则,同时也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基石。如人们熟知的“国之四维”的说法(见《管子·牧民》:“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其中就把“义”看成是撑起一个国家的四根基础支柱之一。荀子曾分析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荀子·大略》)个人做人要自觉坚持“以义为本”,治国理政也要秉承“以义为本”的理念,因为“义”这一德行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荀子·强国》)

  “义”这一德目,并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体现于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具体事件时,如何判别是非,权衡轻重,从而落实到对此具体事件的正确抉择和实行上。在人的现实生活中,最难做出抉择的事,不外乎面对各种各样的切身“利害”。在现实“利”的面前,你是“见利忘义”呢,还是“见利思义”,乃至坚持“义以为上”,“舍利取义”?而在治国理政方面,同样也有一个倡导和实施“以义为本”还是追求“以利为上”的问题。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断讨论和辩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义利之辨”。在这一“义利之辨”中,传统儒家的“义利观”影响最为深远。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义”“利”的价值观,在今天也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诚如荀子所言:“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然则,凡为天下之要,义为本,而信次之。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治,桀纣弃义倍信而天下乱。”(《荀子·强国》)这样的“义利观”,是中华文化中的优秀传统,我们不仅要坚守,更要代代相传,好好地发扬光大。

(编辑: 小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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