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次大会跟七大[2]有相同的性质。那一次，为了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我们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那一次对政治问题的解决、对党内历史问题的解决，那一次的选举，达到了团结全党、使革命在全国胜利的目的。

　　我们的民主革命搞的时间很长，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九年，一共二十八年。二十八年中间，我们走过很多曲折的道路，犯过多少次路线错误，使革命遭受过大的损失，吃过很多苦头，死了多少人，牺牲了多少革命的人民，牺牲了多少党员和干部。犯 错误，受损失，不单是犯错误的人要负责，不犯错误的人也有责任。为什么呢?如果是我们都觉悟，我们党内的人都觉悟，干部都觉悟，那个错误路线就行不通。错误路线在一个时候能够风行，就证明我们那个时候还不觉悟，一直要到错误路线发展得非常显明、非常清楚了，我们才弄明白，才作出结论来。但是作出一个结论来也还会犯错误。所以，有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3]，有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4]，有张国焘路线的错误[5]，还有王明右倾路线的错误[6]。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7]，经过十四年的时间，才结束了多次错误路线对全党的统治。经过延安整风[8]，我们全党才觉悟起来。我们民主革命的时间那么长，打了那么久的仗，犯了那么多的错误，才搞出一套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我们才逐步学会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如何处理党跟非党人员的关系，如何搞统一战线，如何搞群众路线，等等。这就是说，我们有了经验，才能写出一些文章。比如我的那些文章，不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是不可能写出来的，因为没有经验。所以，那些失败，那些挫折，给了我们很大的教育，没有那些挫折，我们党是不会被教育过来的。

　　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经过十四年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为过去栽筋斗主要是个思想问题，是不认识、不觉悟的问题。

　　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安排经济，对人、对资本家、对民主党派、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比较学会了，我们有二十二年根据地的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

　　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中国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十万，我们计划在三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一百万到一百五十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十八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

　　我想，我们应该避免而且可以避免走那么多弯曲道路，主观主义这个东西可以更多地肃清，宗派主义也可以更少一点。我们这个党，在最近若干年以来，就中央来说，就高级干部来说，是个宗派主义比较少的党，也是主观主义比较少的党。你说主观主义有那么多，你就不能解释，为什么革命搞胜利了，现在搞建设又有了成绩。你说宗派主义有那么多，那为什么我们没有陷于孤立?在革命时期没有陷于孤立，在建设时期也没有陷于孤立。可见我们的主观主义不是那么多，宗派主义也比较少。但是我们还是有主观主义，还是有宗派主义，包括中央发布的文件中间也有。例如一长制[9]，中央曾经批转过某些地区的经验，认为可以试行。那个时候对这个问题还没有经验，就不能下一个断语，说一长制不好。一直到不久以前，我们才断定一长制不好，集体领导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好。

　　现在讲党内的关系。党内的关系如何，关系极大，关系到能不能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所以，这一次的大会有一点跟七大相同，就是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名单，刚才陈云[10]同志说了，几位同志也说了，这个名单反映了我们的革命过程。这个名单里头，工人少，上海工人差不多没有，天津工人也没有，武汉、重庆、广州、沈阳、鞍山、大连、青岛的工人也没有，北京工人也没有。那好，你这个中央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是不是无产阶级的中央?我们这个中央历来就是无产阶级成分很少。现在开八大，全国搞工业化建设，无产阶级成分还这么少，为什么?因为中国革命走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革命在农村先发展先胜利。许多同志在根据地搞了很久，二十多年，也有一部分同志是在白区奋斗，有的长期坐班房。这些人在斗争中积累了经验，学会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得成熟了，有一部分便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在产业工人集中的城市，革命是最后胜利的，到现在才有几年时间。所以现在，也许到九大、十大，都不可能有很多工人选到中央委员会里头来。刚才陈云同志讲了，有些工人将来发展起来，做了一些负责工作，当了工程师或者厂长，表现出他们的能力了，那时候，我们中央委员会的成分就会要起变化。所以，不能因为工人成分少就说我们这个中央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不能说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但又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我们的中央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央。你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为什么会反对帝国主义呀?为什么会搞社会主义呀?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几位也都不是工人出身。我们的党按成分来说，是无产阶级和过去的半无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党，还有一部分中农和知识分子。应该肯定，我们的中央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党能够领导民主革命，这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又能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我们党能够领导经济建设，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证明，需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11]了，连恢复国民经济的三年，搞经济建设也有七年了。根据我们在革命时期自己的觉悟，即觉悟到过去犯的错误是什么，后头改正错误应该怎么改法，现在我们虽然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残余，这些东西是可能减少的。完全肃清很难说，肃清了还会有，但是可以减少，可以大为减少。

　　关于一百七十个人的中央委员会名单，有很多同志，才也好，德也好，错误犯得也比较少，论才、论德、论犯错误的情况，他们都很好，但是没有列上，是否不公道呢?这一点陈云同志讲了，别的同志也讲了，问题是这个名单如果要扩大，就要扩大到二百多、二百五六十，一扩大到二百五六十，就要扩大到三百多。我们取得革命胜利还只有七年，如果照苏联那样算下去，到革命胜利四十年那个时候，可能要搞个两三千人的中央委员会!那就只开中央委员会会议，不要开代表大会了。

　　我还想起一个理由，应该再加以解释。别人的例子很多，我想我这个人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有些话我过去也没有讲过，想在今天跟你们谈一谈。我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只有发言权，没有选举权。我这个人也是犯错误不少，但是当时他们又不讲我的错误在哪个地方，只让当个候补代表。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广州开的，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第五次代表大会到了，当候补代表，也很好，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这对于我有坏处没有呢?我说是有好处，没有什么坏处。至于其他，主要是三次“左”倾路线时期，给我的各种处分、打击，包括“开除党籍”、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赶出红军等，有多少次呢?记得起来的有二十次。比如，不选作中央委员，只给发言权不给表决权撤销一些职务，如中央农民委员会书记、党代表(井冈山时候)、前委书记等。“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你说开除党籍对于一个人是高兴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井冈山时期一个误传消息来了，说中央开除了我的党籍，这就不能过党的生活了，只能当师长，开支部会我也不能去。后头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那个时候，给我安了一个名字叫“枪杆子主义”，因为我说了一句“枪杆子里头出政权”。他们说政权哪里是枪杆子里头出来的呢?马克思没有讲过，书上没有那么一句现成的话，因此就说我犯了错误，就封我一个“枪杆子主义”。的确，马克思没有这么讲过，但是马克思讲过“武装夺取政权”，我那个意思也就是武装夺取政权，并不是讲步枪、机关枪那里头就跑出一个政权来。后头又被封为“一贯机会主义”。对我最有益处的，就是封我为“狭隘经验论”。我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那本书中就学鲁迅的办法，“报复”了一笔，批评那些骂狭隘经验论”的人是错误的。所谓“狭隘经验论”就不是马克思主义。那个时候他们认为山里头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我们在山里头，城市里头就有马克思主义。他们就忘记了，他们也来到山上了，而我们从前也是在城里的。我们早到山上两三年，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他们刚刚来，因为是在城市里待的时间长，就有那么多马克思主义。填表的时候不是要填过去受过什么处罚吗?这些事情，现在填表我都不填，因为这样多，要填一大堆，而且这些没有一条是我承认的。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圩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在井冈山时我提的那个土地法很蹩脚，不是一个彻底的土地纲领。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如此等等。这些真错误他们不处罚，而那大约二十次左右的处罚和打击，都是没有确实根据的。特别是那个“狭隘经验论”刺激了我。似乎马克思主义只有一家，别无分店。是不是分店也可以搞一点马克思主义呢?我又不懂外国文，外国也没有去过，只是看了一些翻译的书。我总是跟一些同志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可以学到的，即便学不到那么多，多少总可以学到一点。

　　我想同志们中间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过冤枉受过委屈的。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作一种有益的教育，当作一种锻炼。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我是这么看，也许我比较悲观。有那么一些人非常乐观，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点矛盾也没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观主义，就要犯错误。那些人并不是跟我们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从前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为思想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后来证明，政策问题上思想统一了，就完全团结了。所谓不团结，都是思想上有距离，政治问题、政策问题上有争论。除开极个别的别有用心钻到党内来破坏的敌对分子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不管他犯的错误怎么严重，哪怕是路线错误，也只是思想不对头。既是思想问题，那末改正错误就是改正思想的问题，就是整风学习的问题，讨论研究的问题。而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力争求得一个比较的公平。应该说，我们党的七大的选举，七大以后到现在党内是比较地公平一些。凡事都是有比较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公平或者绝对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的同志说中央搞得不好，那末，地方同志的事情是不是搞得十全十美，一点不公平都没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错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当，是难免的。

　　事情往往有很大的偶然性。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些人去考试，一个名叫孙山的人去看了榜回来，别人问他自己的儿子考上没有，他说“解名尽处是孙山，贤郎更在孙山外”。意思是说最后一名是我孙山，你的儿子在我孙山后面，没有考取。这就是所谓“名落孙山”的典故。我说今天没有列上名单的同志，即名落孙山的同志，很可能是将来在中国起很大作用的同志。当然这是说可能，也不一定是这样。也许是孙山以内的人将来起很大作用。这有两种可能。至于将来几十年以后怎么样，那是二十一世纪的事，我们可以不去管他。我们这个名单管不了。我们这个名单大概只管到二十世纪。同志们，我并不是许愿，也不是说你们现在不选上更好一些，是说要斟酌，要各方面平衡。至于哪个起作用大一点，哪个起作用小一点，这里头有很大的偶然性。比如刚才讲的名单中上海工人、天津工人、大城市的工人很少，这就是一种偶然性。必然性是经过偶然性来表现的。因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革命是在乡村里头先搞的，乡村里搞革命的人学到了马克思主义。你说山上没有马克思主义，我看山上确有马克思主义，因为大家都上了山，有这么多根据地嘛!

　　刚才政治局跟各代表团的负责同志商量，觉得可以增加少数人，如果通不过，也可以减少几个人。七大就是这样，有两位同志，几次在候选名单上提了他们，最后就是没有选上。这次也可能有个别同志虽然在名单中提出了，但是选不上。我们可以建议，但不能强加于人，不能强加于代表们，权利完全在代表们手里头。因此，代表们在预选时，这张一百七十人的名单里头可以调换某些人，可以减少某些人，就是不要超过这个总人数。为了开票的时候好计算，不混在一起，可以在另外一张纸上写上你认为可以增加的人选，增加几个也可以，增加十几个也可以，你爱增加多少就增加多少。这样搞有什么好处呢?可以提供一些情况让中央考虑正式名单里头是否要增加若干同志。这样，中央可以根据得票数的多少，根据各方面情况，斟酌出一个正式的候选人名单，并且分出正式中央委员候选人和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提出最后确定的名额。比如不是一百七十人，而是一百七十几，或者还是一百七十，或者如果划掉的多，就再减少几个。这些都请同志们考虑。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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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2]七大，即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见本卷第98页注[3]。

　　[3]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见本卷第56页注[3]。

　　[4]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和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5]张国焘路线的错误，见本卷第58页注[12]。

　　[6]王明右倾路线的错误，见本卷第48页注[19]。

　　[7]遵义会议，指长征途中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

　　[8]延安整风，见本卷第59页注[13]。

　　[9]一长制，是当时苏联实行的一项重要的生产管理制度，其主要内容是赋予各个企业的行政主要负责人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做出裁决的充分权力。

　　[10]陈云（一九○五——一九九五），江苏青浦（今属上海市）人。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1]第一个五年计划，见本卷第3页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