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我讲几句话。请同志们允许我即席讲话。因为我在几年前害过一次脑贫血症，最近一两年好一些，站起来讲话还有些不方便。

　　我想讲两个问题:形势问题，团结问题。

　　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四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怎么现在又有转折点呢?还是有的。打希特勒[2]，在一个时期，有一二年时间，希特勒占了上风。那时，希特勒不但占领大半个欧洲，而且打进苏联，苏联让出了一大块土地，可见希特勒一时占了上风。斯大林格勒一战[3]成为转折点，从此希特勒就走下坡路，苏联就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柏林。这不是一个转折点吗?据我看来，斯大林格勒一仗，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去年，最近这几年，西方世界非常猖狂，利用我们阵营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匈牙利事件[4]，在我们阵营的脸上擦黑，我们的天上飞起许多乌云。但是匈牙利反革命被镇压下去了。在苏伊士运河事件[5]中，苏联的警告也起了制止侵略战争的作用。西方擦黑我们的脸的目的，依我看，主要是想“整”各国共产党。在这一方面，他们也达到了一部分目的。例如美国的法斯特[6]，共产主义的可耻的叛徒，就跑出党去了。还有一些共产党也跑出去了一些人。帝国主义对此大为高兴。我想我们也应该高兴。叛徒跑出去了，有什么不好?

　　今年，一九五七年，形势大为不同了。我们的天上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上是一片乌云。我们很乐观，而他们呢，却是皇皇不安。两个卫星上天[7]，使他们睡不着觉。六十几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是从来没有过的事，从来也没有这样大的规模。但是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中，在各国共产党中，特别是在各国人民中，还有相当多的人总是相信美国了不起。你看，他们还有那么多钢，有那么多飞机大炮。我们的比他们的少。西方国家无数的报纸、广播电台天天吹，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等等吹得神乎其神，于是乎造成一种假象，欺骗了相当多的一部分人。我们就要揭穿这种欺骗。我有十件证据来说明这个问题:究竟是他们行还是我们行，究竟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

　　第一件，打希特勒的时候，罗斯福[8]和丘吉尔[9]的手里有多少钢呢?大约有七千万吨。可是吃不下希特勒，毫无办法。总要想个办法吧，于是采用了旅行的办法，一走就走到雅尔塔[10]，请求苏联帮助。那时，斯大林手中有多少钢呢?在战前有一千八百万吨。因为在战争中损失了许多地方，据赫鲁晓夫[11]同志告诉我，钢产量打了个对折，剩下九百万吨。有七千万吨钢的人，来请求有九百万吨钢的人。条件是什么呢?易北河以东划为红军的进攻区，就是说，他们忍痛下决心让这一大块区域脱离他们的体系，让这一大块区域有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体系。这件事很有说服力，说明物质力量多少不完全决定问题，人是主要的，制度是主要的。在雅尔塔又谈到打日本。又是美国人吃不下日本，又是要请共产主义帮助。中国的满洲[12]，朝鲜的一部分，作为红军的攻击区，并且决定让日本退还半个库页岛、一个千岛群岛。这也是忍痛让步啊!为了吃掉他们的同伴——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件，中国革命。一九四九年初国民党被我们打得呜呼哀哉的时候，向杜鲁门[13]大喊救命，说:美国老爷呀，你出几个兵吧!杜鲁门说:我一个兵也不能出!于是国民党又说:你可以不可以讲几句话呢?说长江以南这块地方，如果共产党到了那里的时候，美国就不能坐视。杜鲁门说:这个不行，讲不得的，共产党很厉害。于是乎蒋介石只好开跑。他现在在台湾。

　　第三件，朝鲜战争。在开始的时候，美国一个师有八百门炮，中国志愿军三个师才有五十多门炮。但是一打就像赶鸭子一样，几个星期就把美国人赶了几百公里，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14]以南去了。后来美国人集中了力量进行反攻，我们和金日成[15]同志商量，退到了三八线相持，构筑阵地。一打，整个朝鲜战争差不多打了三年。美国的飞机就像黄蜂一样，我们在第一线一架飞机也没有。双方同意讲和。在什么地点?他们说在一条丹麦的船上，我们说在开城，在我们的地方。他们说:好。因为会址在我们的地方，他们每天开会得打着白旗子来，开完会打着白旗子回去。后来，他们感到不好意思了——天天打白旗子。说改一个地方吧，改到双方战线的中间，地名叫板门店。我们说也可以。但是又谈了年把，美国总是不甘心签字，拖。最后，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了二十一公里的防线，美国人吓倒了，马上签字。那么厉害、有那么多钢的美国人，也只得如此。这个战争，实际上是三国打的，朝鲜、中国、苏联，苏联出了武器。但是敌人方面呢，有十六个国家[16]。

　　第四件，越南战争。法国人被胡志明[17]打得呜呼哀哉，屁滚尿流。有人可以作证，胡志明同志在座。法国人不想干了，美国人一定要干，因为他的钢多。但是美国人也只是出武器，维持紧张局势，出兵就不来。于是乎有日内瓦会议[18]，把大半个越南划给越南民主共和国。

　　第五件，苏伊士运河事件。两个帝国主义进攻，打了几天，苏联人讲了几句话，就缩回去了。当然还有第二个因素，就是全世界在讲话，反对英法侵略。

　　第六件事是叙利亚。美国作好了计划要打，又是苏联人讲了几句话，还任命了一个将军，叫做罗科索夫斯基。做了这两件事，他们说不好打了。这件事还没有完结，还要警惕，可能将来还闹乱子。但是现在总算没有打。

　　第七件是苏联抛上了两个卫星。抛卫星的国家有多少钢?五千一百万吨。不是讲美国非常厉害吗?你为什么到现在连一个山药蛋还没有抛上去?你有一万万吨钢，牛皮吹得那么大呀，做出了先锋计划[19]。先锋计划要改名了，得改成落后计划。

　　由这七件事，我想可以得出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抛到我们后面去了。抛得很近还是抛得很远?照我讲——也许我这个人有些冒险主义，我说，永远地抛下去了。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在人心归向、人口众多方面已经对于帝国主义国家占了压倒的优势；而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以后，就在最重要的科学技术部门方面也占了压倒的优势。人们说，美国也会赶上来的，它也会抛卫星的。这是真的。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就讲了美国会抛卫星的。但是他们现在正在争论究竟是一年、二年还是五年才能赶上苏联。我不管你是一年、二年还是五年，你总是被抛到后面去了。我们的苏联同志，赫鲁晓夫同志，大概只是晚上睡觉，白天不会睡觉。所有苏联人不会白天晚上，一年、二年、五年总是睡觉吧?你一年、二年、五年赶上苏联，但是苏联又前进啦。

　　同志们，我讲讲我们国家的事情吧。我国今年有了五百二十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一千万到一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二千万到二千五百万吨钢；再过五年，可以有三千五百万到四千万吨钢。当然，也许我在这里说了大话，将来国际会议再开会的时候，你们可能批评我是主观主义。但是我是有相当根据的。我们有很多苏联专家帮助我们。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20]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岂不超过了英国吗?那末，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

　　归根结底，我们要争取十五年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我们党的政治局开过几次会，讲过这个问题。现在要打，中国只有手榴弹，没有原子弹，但是苏联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不是我们要打，是他们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弹、氢弹。我和一位外国政治家辩论过这个问题。他认为如果打原子战争，人会死绝的。我说，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一定还要多。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

　　我讲十件证据，刚才讲了七件，下面再讲三件。

　　第八件是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

　　第九件是荷兰退出印尼。

　　第十件是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在阿尔及利亚没有办法。

　　落后国家强些，还是先进国家强些?印度强些，还是英国强些?印尼强些，还是荷兰强些?阿尔及利亚强些，还是法国强些?我看所有帝国主义国家都是下午六点钟的太阳，而我们呢，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于是乎转折点就来了。就是说，西方国家抛到后边了，我们大大占了上风了。一定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因为西风是那么微弱。一定是东风压倒西风，因为我们强大。

　　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作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作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布尔什维克[2]曾经一枝枪也没有。苏联同志告诉我，二月革命[22]的时候，只有四万党员；十月革命的时候，也只有二十四万党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那本书上的第一页第一段写了一个辩证法:从小组到全国。开头是稀稀拉拉的几十个人的小组，后来变成整个国家的领导者。苏联同志，你们修改《联共党史》的时候，我希望不要把这几句话修改掉了。我们中国也是如此，开头是稀稀拉拉几十个人的共产主义者的小组，现在也是领导着整个国家，领导着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大党。几十个共产主义者的小组，现在发展成一千二百万党员。我这话是特别想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同志们交换意见的，因为他们现在还处在困难中，有些党很小，有些党有成批党员退出党。我说这不足为怪，也许是好事。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

　　还要讲个纸老虎问题。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开始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全国人民，都很忧虑:战争是不是能够打赢?我本人也忧虑这件事。但是我们有一条信心。那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这个人就是在苏联住了二三十年，后来被斯大林赶走，以后又被赫鲁晓夫同志恢复了名誉的那位女作家。我同她谈话的时候谈了许多问题，蒋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原子弹等等。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蒋介石很强大，有四百多万正规军。那时我们在延安。延安这个地方有多少人?有七千人。我们有多少军队呢?我们有九十万游击队，统统被蒋介石分割成几十个根据地。但是我们说，蒋介石不过是一个纸老虎，我们一定会打赢他。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他，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他。如果不是在整体上藐视敌人，我们就要犯机会主义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只有两个人，那时他们就说全世界资本主义要被打倒。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在一个一个敌人的问题上，如果我们不重视他，我们就要犯冒险主义的错误。打仗只能一仗一仗地打，敌人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工厂只能一个一个地盖，农民犁田只能一块一块地犁。就是吃饭也是如此。我们在战略上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能够吃下去。但是具体地吃，却是一口口地吃的，你不可能把一桌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叫做各个解决，军事书上叫做各个击破。

　　第一个问题讲完了。现在就第二个问题，团结问题，讲几句。

　　我非常高兴，非常庆幸我们的会议开得很团结。这次大会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上升的朝气、东风压倒西风这么一种形势。我们有很多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是年年见成效的。于是乎反映在我们六十几国共产党大会上一股朝气，并且一致承认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中国有句俗话，蛇无头而不行。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头。每个国家的党也有一个头，有集体的头和个人的头。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是集体，第一书记是个人，两者都要，不然就是无政府主义。

　　我高兴哥穆尔卡[23]同志昨天的演说，他说，承认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不过他那个国家的有些人在感情上还有问题，暂时不想讲这个话，要换一个形式讲，比如讲第一个和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他那个国家存在这样一个矛盾，先进分子同相当多的其他人之间还不调和。因此，他们还要做工作。我相信哥穆尔卡同志是好人。赫鲁晓夫同志两次向我表示:哥穆尔卡同志是可以信任的。我希望波兰、苏联、中国、其他国家完全团结起来，逐步地改进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又高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第二个宣言[24]上准备签字。他们在六十几个党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十二国宣言[25]上签字，使十三国缺少了一国。他们说有困难，我们想也可以，我们不能强加于人，南斯拉夫不愿意签字就不签字好了。将来若干年后，我想他们是可以在另外一个宣言上签字的。

　　在团结问题上我想讲一点方法问题。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曾讲过，不犯错误的人全世界一个也没有[26]。我就是犯过许多错误的，这些错误对我很有益处，这些错误教育了我。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也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这是中国的成语。中国还有一句成语，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你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要绿叶扶持。我们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合乎我们赫鲁晓夫同志的口号——集体领导。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你看我们这十二国宣言，已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草稿，现在文字上的修正还没有完结。我看要是自称全智全能，像上帝一样，那种思想是不妥当的。因此，对犯错误的同志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应该有分析，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我们党曾经陷入形而上学——教条主义，对自己不喜欢的人就全部毁灭他。后来我们批判了教条主义，逐步地多学会了一点辩证法。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承认这个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曰斗，二曰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对待另一种人就不同了。像托洛茨基[27]那种人，像中国的陈独秀、张国焘、高岗[28]那种人，对他们无法采取帮助态度，因为他们不可救药。还有像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都是无可救药，只能打倒，因为他们对于我们说来，是绝对地互相排斥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没有两重性，只有一重性。对于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在最后说来也是如此，它们最后必然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代替。意识形态也是一样，要用唯物论代替唯心论，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这是在战略目的上说的。在策略阶段上就不同了，就有妥协了。在朝鲜三八线上我们不是同美国人妥协了吗?在越南不是同法国人妥协了吗?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又善于妥协。

　　现在回到同志关系。我提议同志之间有隔阂要开谈判。有些人似乎以为，一进了共产党都是圣人，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不能分析，就是说铁板一块，整齐划一，就不需要讲谈判了。好像一进了共产党，就要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才行。其实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九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八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七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六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百分之五十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的人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不可以在小房间里头两个人或者几个人谈谈呢?可不可以从团结出发，用帮助的精神开谈判呢?这当然不是同帝国主义开谈判(对于帝国主义，我们也是要同他们开谈判的)，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举一个例子。我们这回十二国是不是开谈判?六十几个党是不是开谈判?实际上是在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无论什么世界，当然特别是阶级社会，都是充满着矛盾的。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没有一处不存在矛盾，没有一个人是不可以加以分析的。如果承认一个人是不可加以分析的，就是形而上学。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里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里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往不在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的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我建议，要在各国党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上谈这个问题，要在党的各级地方委员会上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点是优点，第二点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

　　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做了伟大的工作，他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但是他在一个长时间内发展了形而上学，损害了辩证法。个人崇拜就是形而上学，任何人不能批评他。我看苏联的四十年是一个辩证法的过程。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观点，这些观点见之行动，达于极点，势必走到它的反面，再来一个辩证法。我很高兴赫鲁晓夫同志在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会上讲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我很高兴苏联哲学界产生了许多篇文章谈社会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问题。有些文章还谈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问题。这是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问题。

　　我的讲话就此结束吧。最后，再讲一句:我赞成两个宣言。

　　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文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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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释

　　[1]这篇讲话选入本书时作了个别删节。

　　[2]希特勒，见本卷第75页注[3]。

　　[3]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一九四二年夏，德军在对苏联全面进攻失败后，转而对苏德战场南翼实施重点进攻。七月十七日德军开始猛攻斯大林格勒，企图攻占该城，切断伏尔加河，南夺高加索油田，北攻莫斯科。苏军先后以五个方面军的兵力同广大人民一起艰苦奋战，在顽强的防御战中消灭大量敌人。十一月十九日苏军转入反攻，二十三日包围了三十三万德军。次年二月二日全歼该敌。这一战役，德军损失兵力达一百五十万人，苏军夺得战略主动权，标志着苏德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新的转折点。

　　[4]匈牙利事件，指一九五六年十月至十一月发生在匈牙利的反政府政治事件。

　　[5]苏伊士运河事件，见本卷第201页注[3]。

　　[6]法斯特，一九一四年生，美国作家。一九四二年加入美国共产党。曾写过一些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反映美国历史上革命运动的作品，担任过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匈牙利事件后，宣布退出美国共产党。

　　[7]指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和十一月三日苏联成功发射两颗人造地球卫星。

　　[8]罗斯福，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任美国总统。

　　[9]丘吉尔，一九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任英国战时联合内阁首相。

　　[10]雅尔塔，在前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这里举行会议，签订了《雅尔塔协定》。参见本卷第129页注[14]。

　　[11]赫鲁晓夫，当时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12]满洲，这里指中国东北地区。

　　[13]杜鲁门（一八八四——一九七二），美国民主党人。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三年任美国总统。

　　[14]三八线，见本卷第66页注[3]。

　　[15]金日成（一九一二一——一九九四），当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朝鲜战争期间，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16]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在“联合国军”的名义下，组织了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南非联邦、埃塞俄比亚、土耳其、希腊、菲律宾、泰国、哥伦比亚，连同美国共十六个国家的军队，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武装干涉。

　　[17]胡志明（一八九○——一九六九），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

　　[18]  日内瓦会议，指一九五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至七月二十一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达成的《关于在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中，规定法国军队集结在北纬十七度线以南。这样，就把大半个越南划给了越南民主共和国。

　　[19]先锋计划，是当时美国制订的人造地球卫星发射计划。美国试图通过这一计划在航天技术领域居于世界前列。

　　[20]波立特，当时任英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高兰（一九一一——一九七七），当时任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21]布尔什维克，指布尔什维克党，原苏联共产党前身，一九一二年正式建立。

　　[22]二月革命，指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历二月）在俄国发生的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3]哥穆尔卡（一九○五——一九八二），当时任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24]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九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十四个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和平宣言》。

　　[25]指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通称《莫斯科宣言》）。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苏联、越南、蒙古、朝鲜和中国等十二个国家执政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

　　[26]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原文是：“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6页）

　　[27]托洛茨基（一八七九——一九四○），十月革命时，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十月革命胜利后，曾任外交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一九二六年十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决定，撤销他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一九二七年一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撤销他的执行委员的职务。同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一九二九年一月被驱逐出苏联。一九四○年八月在墨西哥遭暗杀。

　　[28]陈独秀，参见本卷第56页注[3]。张国焘，参见本卷第58页注[12]。高岗，参见本卷第45页注[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