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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经济工作和后勤工作干部。在军队里面有后勤工作，在整个根据地、解放区有广大的经济工作，有广大的同志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对这方面的工作过去我们提倡、宣传得不够，使得许多同志感觉到，在这些部门工作被人家看不起，没有地位。我曾经讲过，延安有一个同志告诉我，要他做总务处长，他不愿意当，为什么?因为人家看不起。人家问他做什么工作?他说我做一般工作。为什么他说做一般工作呢?是因为做总务工作吃不开，现在我们应当使他们吃得开。有些同志认为，做军队工作、党务工作吃得开，在军队里面是做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吃得开，做后勤工作还是吃不开。因为他们吃不开，所以应该把他们放在一定的地位上，使他们吃得开。

　　(六)民运工作干部，工、青、妇干部。这些干部也感觉吃不开。有人把他们叫做“杂牌军”，其实都是“中央军”，没有什么杂牌军。大城市打开以后，广大的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都要开展起来。我们的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我们已经牺牲了很多工人同志，现在留下的做工人运动的干部不多了，可能有几十个、几百个，我们要照顾他们，尊重他们。同样，没有青年工作、妇女工作的干部也不行。

　　(七)抗战时期入党的干部。我们现在还叫他们是新干部，好像老干部就是万里长征来的，那就没有几个大人，不过一两万而已。同志们，在座的多数同志是老干部，因为你们富有经验，领导正确，所以被选为代表，这是很好的，在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做工作的同志，数目虽小，没有他们却不行，因为他们很有经验。但是如果把经验当作包袱，那就不好，要轻轻快快。对同志们讲一个数目吧!现在，抗战时期入党的有一百一十几万，北伐和内战时期入党的顶多还有两万人，我们算一下，总共一百二十来万。这两万人的眼睛，不要只看着自己，还要看到那一百一十几万。否则，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味道大得很，在镜子前照了又照，似乎漂亮得很。唉呀，这样不好，我们年纪比较老，并不十分漂亮，还是他们比较漂亮，因为他们比较年轻。在抗战时期入党的大多数是青年同志，当然年纪大的也有。我们有我们的长处，他们有他们的长处，没有我们不行，没有他们也不行。两万人的眼睛要看这一百一十几万人，要尊重他们，不要使他们感觉这两万人是不好接近的，是不好谈话的，要谈话的时候，先要想几天几夜，跟你谈话时到底怎样讲法。要使他们像胡适之说的“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45]，也就是要打成一片，使新老干部团结起来。抗战时期很长，对抗战时期入党的干部，不要笼统地叫新干部，因为都叫新干部，好像只有我是老干部，我老子天下第一，你小子天下第二。

　　(八)党外干部。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如果在全中国，我们的党员有四百五十万，也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一，而现在我们占的比例是百分之零点几。如果我们有四百五十万党员，在一百个人里，也只有一个共产党员。他的任务是什么?他的任务是团结九十九个非党人士。我们要组织军队，打倒敌人，就必须这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能团结多数人，团结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和其他民主分子，那就不算是一个好共产党员。世界上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呢?要共产党干什么呢?共产党有无存在之必要呢?叶青说中国共产党没有存在之必要，那是反动派的提法，我们不赞成。我们自己也可以提出要不要共产党的问题，是因为世界上的小米太多，剩下了，非请我们吃不可，因此需要共产党，还是因为房子太多，专门要有一批房子给共产党住呢?当然都不是。世界上需要共产党，就是为了团结大多数人，组织军队，打倒敌人，建设新中国。此外还有什么事?没有了。这就是说，我们吃一点小米，吃一点大米，穿一点衣服，都是为了给人民做事，团结广大的群众，组织军队，打败敌人，建设新中国。如果革命不是这样的革法，那末，就是专门革财政厅的命。有的人不革别的命，一心一意甚至几十年的工夫，专门革财政厅的命，那是不好的。同志们不要见怪，我讲的不是哪一个人，或者哪几个人，不过我总有这样的感想，就是我们要做事情，就要了解了解，要研究一下，尤其是对各种所谓小事情，如生产、卫生、文化、民众团体、政权工作等各种具体工作。老百姓的许多东西我们要学，我们的知识很差，首先我的知识很差，运盐怎样运，我不大了了，合作社怎样办，我不大了了，我没有办过合作社。因此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要学习。经验不够，就要研究，就要工作，在工作中进行研究。

　　党外的人占百分之九十九，只有他们和我们一起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单靠党员毫无办法，是不是这样?这是不是真理?完全是真理。他们中间有领袖，有干部，我们要帮助他们，培养人民中的优秀分子，同时尊重他们，和他们好好合作。对这些党外干部，将来我们各地的领导机关、组织部门要有调查研究，要有一些办法，教育的办法，团结的办法，比如开座谈会、谈心等等办法，对他们进行帮助和培养。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要讲真话。那一天我讲过，我们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今天再说这样一点，就是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猪鼻子里插葱——装象”，吹就是吹牛皮。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

　　什么叫不偷?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事情，把别人写的整本小册子，换上几个名词，就说是自己写的，把自己的名字安上就出版了。不是自己的著作，拿来说是自己的，这是不是偷?呀!有贼。我们党内也有贼，当然是个别的、很少的。这种事情历来就有的，叫做“抄袭”。这是不诚实。马克思的就是马克思的，恩格斯的就是恩格斯的，列宁的就是列宁的，斯大林的就是斯大林的，朱总司令讲的就是朱总司令讲的，刘少奇讲的就是刘少奇讲的，徐老[46]讲的就是徐老讲的，哪个同志讲的就是哪个同志讲的，都不要偷。

　　什么是不装?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夫子的学生子路，那个人很爽直，孔夫子曾对他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47]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得就是不懂得，懂得一寸就讲懂得一寸，不讲多了。为什么世界上会出现“装”?为什么有人感到不装不大好呢?这是一个社会现象。偷是社会现象，装也是社会现象。装的现象现在特别多，在我们党内也特别多。爱装的人，是他母亲生下他来就要他装的?他母亲怀他在肚子里就在观音菩萨面前发誓、许愿，一定要生一个会装的儿子?当然不是，这是社会现象。我们党内历来不允许装。不知道不要紧，知道得少不要紧，即使对马列主义知道得很少、马列的书读得很少也不要紧，知道多少就是多少。在这里我提出我们要读五本马列主义的书。马克思的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是和恩格斯合著的，但主要是马克思著的。恩格斯的一本，就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两本，一本是《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48]，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这两本书写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写的那两本书也写得很好，这四本书薄薄的，读完它们不用花很多时间。此外，还有斯大林主持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比较厚一点。这本书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这本书要读。前面四本书也既是理论的，又是历史的。马、恩、列、斯的书多得很，如果先读了这五本书，就差不多了。

　　还有一个是不要吹，就是报实数，“实报实销”。在座的同志不是讨论过党的历史吗?有的同志在发言中说，内战时期养成了一种习惯，向上级报告工作时，要讲好一点，夸大一点，才像样子。其实这不解决任何问题。我们的工作是整个人民工作的一部分，是全党工作的一部分，我们都有份，人民都有份。为什么我现在当首长?就是恰好要我当首长，没有别的道理，本来张三、李四都可以当，但是点将点到了我的身上，要我当。至于这一份家业是哪个的?是张三、李四的?不是，是全党的，是全国人民的。延安是谁的?延安是全国人民的。我曾经和一个党外人士讲过，有人说延安是共产党的，这是不对的。说共产党在这里当首长，这是正确的，因为这个天下是我们领导老百姓打出来的。“实报实销”，要求我们的情报要真实，不要扯谎。要把自己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向大家公开，让大家来参观，看我这个旅有没有马屎、驴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来打扫一下，洗干净，扫除官僚主义。我提倡人家将军，有些事不逼我们就做不出来。鲁迅先生讲过，文章是逼出来的，如果不逼就写不出来。但是我们不搞逼供信的“逼”。

　　关于要讲真话，我们现在发一个通令，要各地打仗缴枪，缴一支讲一支，不报虚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支为一支，两支为两支，是知也。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党的作风就可以更切实了。我们一定要老老实实。

　　我们共产党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党，一个二十四年来有了很多经验的党，一个准备胜利的党。我们要在全国胜利，我们有这个志向。全党要团结起来，为全国人民解放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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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释

　　[1]毛泽东向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同时又在大会上作了这个口头政治报告。

　　[2]左舜生（一八九三——一九六九），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代理主席。他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十八日发表声明，表示民盟不参加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

　　[3]林老，指林伯渠，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4]陈独秀，见本卷第101页注[8]。

　　[5]见本卷第142页注[2]。

　　[6]洛川会议，见本卷第142页注[3]。

　　[7]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控制青年的工具。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正式成立，一九四七年六月并入国民党。

　　[8]六中全会，见本卷第143页注[4]。

　　[9]皖南事变，见本卷第50页注[8]。

　　[10]冈村宁次（一八八四——一九六六），当时任侵华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11]见鲁迅《故乡》，原文是：“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85页）

　　[12]旧金山会议，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五日至六月二十六日五十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会议。这次会议讨论和通过了《联合国宪章》等文件。

　　[13]指董必武。他受中共中央委派参加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

　　[14]邓宝珊，当时任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

　　[15]章乃器（一八九七——一九七七），浙江青田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之一。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入狱，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一九三七年九月一日，他在《申报》发表《少号召多建议》一文。

　　[16]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保加利亚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17]丘吉尔，当时任英国内阁首相。

　　[18]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解放日报》发表的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的文章《论英国大选》。[19]斯科比，是英国派驻希腊的英军司令。一九四四年十月，德国侵略军在希腊败退，斯科比率领英军，带着在伦敦的希腊流亡政府进入希腊。同年十二月，斯科比指挥英军并协助希腊政府进攻长期英勇抵抗德军的希腊人民解放军，屠杀希腊爱国人民。

　　[20]同盟国，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同对德、意、日轴心国作战的中、苏、美、英、法等国家。

　　[21]指一九三七年八月在陕西洛川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要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总动员；三、全国人民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实行抗日的外交政策；六、实行为抗战服务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实行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实现抗日的民族团结。

　　[22]指《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见本书第二卷第334－337页。

　　[23]十大纲领，见本卷第102页注[15]。

　　[24]见《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20页）

　　[25]见列宁《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今译名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原译文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资产阶级革命对于无产阶级，较之它对于资产阶级更为有利。”（解放社1943年H月印行）新的译文是：“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1页）

　　[26]王镇恶（三七三——四一八），东晋北海剧（今山东寿光东南）人，刘裕部将。在辅佐刘裕之子镇守关中期间，因与中兵参军沈田子不和，为沈所杀。

　　[27]爱金生，见本卷第278页注[10]。

　　[28]罗斯福，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任美国总统。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病逝。

　　[29]见《列子·汤问》。

　　[30]山西的新军，见本卷第143页注[14]。

　　[31]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一九四五年七月十三日，各解放区、各人民团体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等各方面的代表，曾在延安开会，成立“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日本投降以后，因为时局变化，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没有召开。

　　[32]王实味，见本卷第288页注[11]。

　　[33]吴满有，一九四二年在大生产运动中努力开荒生产，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赵占魁，山西定襄人，一九三九年进陕甘宁边区农具厂当司炉工。在工作中做出了成绩，成为陕甘宁边区的模范工人和劳动英雄。张治国，陕西吴堡人，一九四三年任八路军警备第三旅第七团第七连副班长，在大生产运动中成绩突出，成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英雄。

　　[34]客里空，苏联剧作家柯涅楚克写的话剧《前线》中一个捕风捉影、捏造事实的新闻记者的名字。

　　[35]指中共中央西北局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

　　[36]赵毅敏，一九○四年生，河南滑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科科长。

　　[37]周扬，当时任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兼延安大学校长。

　　[38]  见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任务》（《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并见列宁《怎么办？》第一章第四节（《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39]亚里士多德（公元前三八四——前三二二），古希腊哲学家、科学家。苏格拉底,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

　　[40]周公旦，周武王之弟，西周初年政治家。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岐山北），称为周公。曾助武王灭商。武王死后，成王年幼，由他摄政。相传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

　　[41]诸葛亮（一八一——二三四），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三国蜀汉政治家、军事家，刘备的主要谋士。他向刘备提出占据荆、益两州，联合孙权，对抗曹操，统一全国的建议，即著名的“隆中对”。刘伯温，即刘基（一三一一——一三七五），浙江青田人，元末进士。受朱元璋礼聘参加起义军，提出时务十八策。明朝建立后，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

　　[42]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

　　[43]王首道，当时任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政治委员。王震，当时任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员。

　　[44]戴季英，当时任河南军区政治委员。王树声（一九○五——一九七四），湖北麻城人，当时任河南军区司令员。

　　[45]胡适之，即胡适（一八九一——一九六二），安徽绩溪人。曾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这句话见《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文存》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第73页）。

　　[46]徐老，指徐特立（一八七七——一九六八），湖南长沙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47]见《论语·为政》。

　　[48]今译名为《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