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我代表中央委员会向同志们作报告。政治报告的书面稿已经印发，大家都看到了，所以我就不照这个书面稿来讲，只讲一下这个报告里头提出的一些问题，以及这个报告里头没有充分展开来说的一些问题。我讲三个问题:路线问题，几个政策问题，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

　　一  路线问题

　　我们党的七大应该决定一条什么路线呢?一条什么政治路线呢?怎么样决定才好呢?我们想，应该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党的路线，我们党的政治路线。这里所说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就是组织我们的队伍。组织队伍干什么呢?不干别的，就是要打倒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打败以后，得来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得到全国的解放，全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总路线。

　　这样的路线是不是我们党历来就有的呢?是的，我们党历来就是这样的路线。俄国十月革命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就起了变化，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产生以后，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三个时期里，中国人民不都是在为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奋斗吗?正是这样。

　　我们的路线，我们的纲领，拿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是什么性质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因此，我们的政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我们的经济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经济，我们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总之当前的各个革命任务，都是这样一种性质，各个革命力量都是这样一种性质。这条路线里面有一个队伍问题，有一个敌人问题，还有一个队伍的领导者、指挥官问题。这个队伍就是人民大众，这个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个领导者、指挥官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什么呢?领导人民大众。领导人民大众干什么呢?干反帝反封建。

　　我们的纲领就这样几个字，可是常常被我们的一些同志忘记了。是不是忘记反帝呢?有时也忘记，不过反帝不大容易忘记，比较记得牢一点。反封建有时就忘记了。反封建为什么有时会忘记呢?是因为忘记了农民。

　　是要农民呢?还是要地主呢?在这个问题上，要地主，就忘记了农民；要农民，可以不完全忘记了地主。要农民不忘记地主比较容易，要地主不忘记农民就比较困难。所谓人民大众，主要的就是农民。不是有一个时期我们忘记过农民吗?一九二七年忘记过，当时农民把手伸出来要东西，共产主义者忘记了给他们东西。抗战时期，这种差不多相同性质的问题也存在过。靠什么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靠什么人建立新中国?力量在什么地方?有些人在这个时候弄不清楚，给忘记了。

　　人民大众最主要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资产阶级，再其次才是别的民主分子。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靠几个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分子，虽然也可以抵一下，但是没有农民，谁来给饭吃呢?饭没得吃，兵也没有，就抵不过两三天。

　　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无产阶级里头出了那样一部分比较先进的人，组织成一个政治性质的团体，叫共产党。共产党里当然还有别的成分，有别的阶级如农民、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有别的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但出身是一回事，进党又是一回事，出身是非无产阶级，进党后是无产阶级，他的思想、他的行为要变成无产阶级的。共产党是要革命的，革命就要组织队伍，组织队伍主要是组织农民，还有其他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有时还有大资产阶级，甚至地主。队伍要有司令官、指挥官，司令官、指挥官在中国主要是两个，或者是无产阶级，或者是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中国这个社会两头小，但是两头强，中间大，但在政治上是软弱的。中间阶层是动摇的，无论哪个中间阶层都有它的动摇性。坚决的阶级就只有两个:无产阶级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的政治代表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自由资产阶级也同我们争领导权，不要以为自由资产阶级就革命得不得了，同共产党差不多。自由资产阶级也有它独立的意见，有它独立的政治团体，现在就是民主同盟。民主同盟里有一部分小资产阶级，但主要的是自由资产阶级，它有它的性质。最近《参考资料》发表的民主同盟主席张澜老先生的一篇声明，同志们不知道看了没有，那就是他的立场，他的独立的政见。最近左舜生[2]在招待外国记者的会上，又发表一个声明，也有他独立的立场。现在，民主同盟在联合政府的主张上，与共产党是一致的，国民党说民主同盟是共产党的友党，我们要团结它，联合它。但是它有它独立的意见，它现在是“左右开弓”，区别于两方面，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另方面也不完全同意共产党，它说它是站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中间。这个话说得很透彻，是对的，它自己规定了它的性质，属于中间派。

　　大革命后期，在执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条路线上，我们党是犯过错误的，那时光讲无产阶级领导，而实际上放弃了领导。在那时以前，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六年的一个很长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广大同志，组织工人，领导工人运动，领导学生运动；后来推动国民党改组，帮助组织国民党；最后在革命过程中组织了广大的农民协会，会员有几千万人，主要是在南方各省，北方也有。这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呢?昨天林老[3]讲得好，那时候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来，被中国人民拿到了，也实行了，但是又似乎不很多，甚至似乎没有。这就是说，在那时候有一部分人是不懂马克思主义的，那时候我们党的领导中占统治地位的以陈独秀[4]为代表，他到了大革命后期就不要马克思主义了。

　　什么是不要马克思主义?就是忘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忘记了人民大众，忘记了农民。当地主哇哇叫的时候，就向农民泼冷水。他又要无产阶级的领导，又不要农民，你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还有没有?在中国，现在搞马克思主义，怎样搞法呢?他不搞无产阶级领导，他又不要这个领导地位，那还领导什么呢?无产阶级领导，主要应当领导农民，他不要农民，当农民伸出手来的时候，就泼冷水，因为地主也伸出手来了。地主说:共产党，你可不行!于是乎，共产党就夹在地主与农民中间，最后接受了地主的影响，向农民泼冷水。反帝反封建不要农民，还有什么反封建?没有反封建，还有什么反帝呢?帝国主义是干什么的?就是看到中国身上有油水，要揩一点油。中国五个人里面，有四个是农民，如果把四万万五千万人分成五份，每一份是九千万，那末就有四个九千万是农村人口，只有一个九千万是城市人口。用五个指头去打那个“帝”，他说多了，无须乎那么多，要割掉四个，拿一个指头去打，力量大得很，那个“帝”就慌得不得了，就哇哇大叫哭脸了，光哭还下不得台，就跪在我们面前。你看四个指头都掉了，就剩下了一个，无产阶级也孤立了，变成了无军司令、空军司令。当一个总司令，你总要有兵。你没有农民，你看小资产阶级还来不来?他跑到你屋子一看，没有几个人，就吓得不来了。小资产阶级最容易变，有时他神气十足，把胸膛一拍，“老子天下第一”；有时就屁滚尿流。你屋子里一个兵也没有，又没有饭吃，他老先生望一望就开了小差。这怪不怪人家?不怪，怪我们总司令，因为你不招兵。小资产阶级的脾气就是这样，他看力量，看政策，你力量大，他就积极，“我来一个怎么样?要不要我去打先锋?”他看见你屋子里没有几个大人，就说:“下一回来吧!我今天还有事，家里老婆生病。”只有无产阶级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五个指头中间有了四个指头，另一个指头无产阶级占了一半，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成了指甲，那半个指头是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这时如果你再说:“来不来?同志，来开会吧!”他就是老婆有病，也不说了。他看见你有那样大的力量，就说:“我家没有事，饭有得吃，老婆很好。”

　　我们曾经犯过错误，忘记过领导权，忘记过农民群众。所谓领导权，你总要有一个东西去领导，有被领导者才有领导者，有被领导才发生领导的问题。你不要农民，小资产阶级跑了，自由资产阶级也跑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中力量来打我们，无产阶级就从台上滚下来了，鼻子也跌烂了。然后爬起来望一望:“为什么你打老子?你蒋介石不是朋友!”于是脑子清醒了，搞了一个土地革命。土地革命时期又来了一个急性病。但还是不要农民，不要领导权，不要中国人民最大的力量，五个指头不要四个。为什么急性病也不要农民呢?因为急性病就是要工人暴动，城市起义，对搞大城市很积极，农民虽然也要，但是是附带的，它不注意去研究农民，研究他的面貌，他的眼睛，他的个子大小，研究他姓张姓李，心里想些什么，有些什么吃的。有的人走遍了多少省份，走过二万五千里再加多少里，参加土地革命多少年，可是出一个题目给他:“什么叫富农?”他说对不起，没有研究。问他:“什么叫中农?”也没有研究。即便是走马观花，那也应该看啊，可是他走马不看花，这个花就是农民。当然下马看花是更仔细，那叫做调查研究。犯急性病的人连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也不要，结果自己变成了空军司令，队伍越打越小。我们党有两次变小过，大起来又小了，大起来又小了。头一次，五万多党员剩下没有多少；后来一次，三十万党员也剩下没有多少。按比例说，头一次的损失还小些，五万多人剩下万把人，剩下了五分之一；后来三十万剩下不到三万，只有二万五千左右有组织的党员，还不到十分之一。现在又大起来了，小指头变成了拳头，今后不要再让它变小了。

　　抗战爆发以前，我们的准备就是这样。抗战一起来，我们的方针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那时候，中央认为只有人民战争，才能打败日本。所谓人民战争，基本上或者说主要的，就是农民战争。我们从来没有说过，没有广大农民参加的抗日战争，可以打倒日本。从有马克思主义以来，已经有一百零二年了，所有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是说过不要人民的斗争可以打败敌人呢?从来也没有说过。所谓人民的斗争，或者是比较和平的斗争，比如罢工、思想斗争、经济斗争、政治斗争，或者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峰，也就是战争。如果有一个什么人，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说“不要人民的斗争可以打败敌人”，那末，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宣告了他本人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原来他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假的。有些人有这种思想是暂时的，是暂时的动摇，好像不要人民的战争也可以打败敌人。那他想依靠什么力量呢?比如，依靠国民党，甚至依靠国民党里面的顽固部分，认为依靠他们可以打败日本。但是过一个时期，他又觉得这样不行了。那时候这些人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很多，后来才多起来的。在我们党里头，这种情况很多，这种同志也相当多。我们党一九三七年五月开了全国代表会议[5]，八月开了洛川会议[6]，十一月在延安开了一个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在这些会议上，中央曾经肯定了这样一条路线，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解放全中国，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条路线被这些会议批准了、决定了。在这些会议上，中央不相信不发动人民战争的专制政府能够解放中国，这一点，在决议案上是写了的，在文件上也写了的。一个压迫人民的专制政府能够解放中国吗?依靠它能够胜利吗?我们是坚决不相信的!因为相信了这个，马克思主义就跑掉了，至少是在一个早晨暂时地跑掉了。以后就要找一下，把马克思主义找回来。马克思主义，你要找它，它就会回来，你不找它，它就不会回来，因为它不晓得你要不要它!我们不相信不要广大人民的力量，能够轻轻巧巧地打败日本。我们这样地提出问题，不是将无产阶级的纲领降低到资产阶级的纲领，而是要将资产阶级的纲领提高到无产阶级的纲领。这样的提法曾经被人家驳过，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说这个提法是要领导权。他们说，资产阶级的纲领，特别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的纲领有力量，要在广大人民中，在农民中，在小资产阶级中进行宣传，共产党这一套没有用处!

　　对于这一个问题，我们应该加以分析，并广泛地宣传我们的主张，说:“农民们!小资产者们!各位同胞!你们要知道:只有自己团结起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制度，把它改造成为有民主，有人民的军队，有人民的政府，有人民的团体的，日本帝国主义才能打倒!如果没有这些，中国就是黑暗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就打不倒!即p使借外国的力量把它打倒了，中国还是黑暗的!”我们的宣传员就是要讲这样一些话。对于非共产党员，我们要告诉他们，要向他们宣传:“全国人民要团结起来，组织人民的军队，组织人民的政党，组织人民的政府；要改造国民党，改造国民政府，改造国民党的军队。”我们为什么要提出改造它呢?是要把它提高到我们纲领的水平上。但是你要它起来，它就不起来，怎么办?那就要依靠全国人民，依靠进步力量的发展，依靠中间势力的争取，还有依靠国民党里头的民主分子。我们曾经设想过改造国民党，这件事似曾犯过错误，就是说这个估计不确当，没能照那时候我们所设想的做，国民党并未改造。应当说，要改造它并没有错误，但是它不听你的。国民党能不能改造呢?可能，也不可能。我们那时候要改造它，就要创造一定的条件，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并且国民党内部要发生分化，但是没有来得及。进步势力没有发展得那样大，中间势力也没有来得及争取，国民党里头的民主分子又被法西斯卡住了，结果改造就落空了。这样我们蚀本了没有?一个大麻钱的本也没有蚀。我们说改造它，并不是说我们就不发展进步势力，不发展八路军，不发展新四军，不做广大的宣传，而且说要改造它这个宣传本身就是一个收获。老百姓听了我们这个话以后，会觉得共产党的话有道理，委员长的脸上是不大好看，所以要叫他洗一下。听说西安有一次开大会，三青团[7]的人当主席，当时到了很多农民，散会的时候台上喊口号“蒋委员长万岁!”农民就喊“赶快完粮纳税!”什么原因呢?因为国民党要农民开会没有别的，就是要农民完粮纳税，他们脑子里装的就是完粮纳税，所以台上有人一喊，他们也就喊出来了。国民党那个脸上黑得很，如果说要给它洗脸，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里头恐怕就有四万万三四千万人是赞成的。我们提出要委员长洗脸，他不洗，我们并没有蚀本，而且赚了钱，这就是让老百姓知道了为什么要他洗脸。同志们，直到今天我们是不是还是这个方针呢?是请他洗脸，还是要割他的头?直到今天，我们还是请他洗脸，不割他的头。我们开这个会，不是决定割头!这个头割不得!还是执行“洗脸政策”，请他修改他那个错误政策。至于他洗不洗?还要看，今天他不洗，到明天洗不洗呢?那很难说。年纪大的老人不爱洗脸，老同志不要怪我，委员长也很老，他不洗的可能性比洗的可能性大，或许稍微抹一下做个样子，也许连抹都不抹，弄得满头大汗，乌烟瘴气!

　　同志们!在中国境内和我们争领导权的，要把中国拖回到黑暗的世界里面去的，主要是什么人、什么力量呢?这就是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银行家、大买办的代表。

　　在一九三八年党的六中全会[8]上，我们纠正了上面所讲的这类错误思想，即不要求国民党洗脸，而是说它那个脸漂亮得很，我们的脸上都是灰，比不上它，至多和它差不多。时时拥护国民政府，事事拥护国民政府，处处拥护国民政府，就是这类错误思想的一个标准的口号。这样的东西是错误的。

　　六中全会来了一个纠正，许多同志了解了这个问题。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人觉得国民党很好，很漂亮，后来出了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又出了一个第一次反共高潮，出了这两件事情以后，国民党“跳加官”戴的一副假面具脱掉了，他那个不好看的样子就露出来了，这时我们一些同志就逐渐觉悟了。以后又有第二次反共高潮即皖南事变[9]，第三次反共高潮，一九四三年七月要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到这个时候，我们党内就大体上肃清了对国民党的幻想。消除了认为国民党不要改造，中国就可以有救，日本就可以被赶出去的思想；改变了认为主要的不是依靠我们自己，发展我们的力量，发展解放区，使八路军、新四军不受限制的思想；树立了要放手动员人民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的领导下打倒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思想，在广大的人民中间，在同志们的脑子中间，展开了一幅新图画。所以思想这个东西很怪，要去掉那一部分坏的东西，不适合于马列主义的东西，不适合中国情况的东西，就要经过一定的阶段，就要有经验，单靠讲是讲不通的。列宁说“要在经验中来教育人民”，因为人民是只信经验不信讲话的。但是讲还是要讲的。我们有两个大教员: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大教员不要薪水给我们上课。没有这两个大教员，就教育不了中国人民，教育不了我们党。至于我们党里面有一些小教员，字也认得不多，也讲不出好多道理，他们去讲人家就不听。后来请了一个日本人，一个中国人，一个是日本法西斯，一个是委员长，这两个教员帮我们一教，就教好了。

　　六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坚决实行了对农民、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甚至于对地主的领导权。在我们解放区搞减租减息、交租交息，地主也跟着我们走。由于坚决实行了这样一个领导权，我们发展了军队、解放区和我们的党。从此以后，就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无数次的进攻，并且逐渐展开了攻势，比如像去年开始的攻势，今年就更大了。抗战初期我们是攻势，中期是守势，现在是攻势为主，防御为辅，这是对日本而言。对国民党，我们打退了它的三次反共高潮及无数次的进攻，包括思想上的进攻，政治上的进攻，军事上的进攻，将国民党放在一个什么地位了呢?使它的影响低落了，势力缩小了。国民党也请了一个教员，跟我们是同一个教员，叫冈村宁次[10]，他从前住在北平，现在住到委员长附近去了。这个教员一教，国民党的影响就低落了，势力就缩小了。现在国民党的影响还有没有呢?还相当大。国民党有“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又加上二十年，共有六十年的历史，我们还不到人家的一半，只有二十四年的历史。要我们的影响去，他们的影响才会走；我们的影响不去，他们的影响就不走。所以说，国民党的影响是低落，而不是没有，势力缩小了，但还有相当大的力量。他们有一百五十万军队，我们只有九十一万军队；他们有国际地位，我们没有；他们有两万万人口，我们只有一万万人口；他们有六十年的影响，我们只有二十四年的影响。

　　由于在抗战时期正确地执行了我们党的路线，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的领导下打败敌人，建设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抗日战争，就把国民党挤到了那样一个地位，即影响低落，势力缩小，而把我们党放在了这样一种地位，即成为抗日救国的重心，全国广大的人民都拿眼睛望着我们。

　　现在已经完全证明，只有这样的路线，才是正确的路线。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的路线，是我们党中央的路线，是反映了全党大多数同志要求的路线，是反映了全国大多数人民要求的路线。这条路线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从外国送来的吗?也不是。它是从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生长出来的。鲁迅讲过:路是人走出来的。[11]我们这条路线，也是中国人民用脚踩成的。力争领导权，力争独立自主，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也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抗日战争的路线。这条路线的正确性，现在已经完全可以证明得清清楚楚了。现在不比一九三七年冬天，也不比一九三八年，甚至不比六中全会后一个时期，但是直到第三次反共高潮时，还有若干同志不相信这一条路线。那末，是不是现在都觉醒了呢?都相信得那样彻底了呢?都是马克思主义万岁了呢?我看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万岁的，有九千岁的，有八千岁的……。就是从我们党员来讲，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认识也是不同的。最近华北、华中开了很多座谈会，反映出来不但在党外人士中间有相当多的人，而且在党员中间也有些人，对于我们这样一条路线，是不完全认识、不完全清楚的。所以说，在我们广大党员中，马克思主义是有的，但程度上差别很大，我看是从一岁到九千九百九十九岁都有，虽然万岁也有。

　　我们对国民党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斗争。讲到斗争，我们是有理、有利、有节的。我们是在自卫的立场上和它斗，我们是有理的；这斗争是局部的，对我们有利才斗；但这种斗争又是暂时的，为了团结我们是有节制的。反过来讲，自卫的、局部的、暂时的斗争，要有利于团结。国民党天天想打我们，但也不敢和我们作大的决裂。我们的斗争也是有节的。比如我们去了一封信，要求派人参加旧金山会议[12]，国民党开始不肯，但结果我们还不是去了?至于我们说去三个，他说你去一个，一个就一个，我们不大争，现在我们的代表[13]已经到了华盛顿。同志们!权利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这世界上有一个“争”字，我们的同志不要忘记了。有人说我们党的哲学叫“斗争哲学”，榆林有一个总司令叫邓宝珊[14]的就是这样说的。我说“你讲对了”。自从有了奴隶主、封建主、资本家，他们就向被压迫的人民进行斗争，“斗争哲学”是他们先发明的。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哲学”出来得比较晚，那是斗争了几千年，才有了马克思主义。放弃斗争，只要团结，或者不注重斗争’马马虎虎地斗一下，但是斗得不恰当、不起劲，这是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小资产阶级还有另外一种性质，叫革命性。他们革命是革的，但是有点软弱。现在已经完全证明软弱是不对的。有一个章乃器[15]，我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叫“章乃器主义”，我想戴得是有道理的。此人现在已同我们讲和，他对周恩来同志说他犯了错误，这很好。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我在党的一次会议上批评过他，说章乃器的哲学不好，因为他那时提出了“少号召，多建议”。这是自由资产阶级软弱性的表现，他的意见被我们战胜了。他是中间派，只有我们坚决地联合他，才能在长期的经验中教育他。以后自由资产阶级还会拿它的软弱性经常影响我们，因为它有那样一种性质，好像《红楼梦》上的林黛玉洗澡后身上发出的那样一种“香”，自由资产阶级身上也出了那样一种“香”，这种香就是“软弱香”。它出了那种“香”就要找市场出卖，有目的地向我们延安送，给我们党以坏的影响。我们的宣传有时也太刺耳，玫瑰花虽然可爱但是刺多扎手，“羊肉好吃烫得慌”。对于那些绅士，玫瑰花虽可爱，但因为刺多他们不大喜欢。他们喜欢薛宝钗，不喜欢探春。这个是很麻烦的。同志们!麻烦还在后头，不要怕麻烦。要革命就会有麻烦，而且有时非常麻烦。如果想省掉麻烦，就坐在家里抽长烟管。现在夏天来了，坐在树底下，拿一把大蒲扇，那麻烦比较少。但是还有风波，鲁迅不是写过一篇《风波》吗?世界上不会没有风波，怕风波就不能做人，那就赶快到阎王那里去交账。我们党现在经常遇到风波，有大风波，中风波，小风波，我们不要怕风波。现在我们的意志更加坚强了，不至于被风波淹没。要在中国这个海里淹死我们党，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会的。

　　关于这一部分，最后我讲几句，结束一下。

　　第一、农民的情况怎样?农民抱什么态度?八年以来也好，二十四年以来也好，农民非常欢迎我们的政策，非常欢迎像我刚才所讲的政策。但是作为党来说，作为领导思想来说，我们和农民要分清界限，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这对于农民出身的同志可能不容易理解，“我就是农民，为什么不能和农民混同呢?”我说你现在叫做共产党员，农民是你的出身，出身和入党是两件事情，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是这一点要慢慢地搞清楚，一年搞不清楚，两年，两年搞不清楚，三年，不要讲我们共产党开了会，你就照念。昨天有一位同志说:季米特洛夫[16]书上写的一个德国同志，在柏林一次失业工人大会上讲话时，就照念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十三次全会的决议，所以老百姓不喜欢听。现在我们也不要照抄七大。七大说“不要和农民混同起来”，你回去这样一讲，很多农民同志就不赞成，他说他就是农民。我说不要和农民混同，是说要把农民提高一步，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将来几十年以后，要把一切党外农民，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水平。如不相信这一条，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将来我们要搞机械化，要搞集体化，那就是提高他们。

　　第二、小资产阶级怎么样?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党内也好，党外也好，有他的动摇性，也有他的革命性。动摇性是他们坏的一方面，但是一般地说来，能够用教育的方法去克服。从党内来说，延安整风就是一个证明。艺术家和作家，对文艺座谈会这样的方法也赞成，从前他们不知道怎样做，我们党给他们指出方针，向他们进行教育工作，不是命令主义，而是逐渐使他们自觉，这就很有成效。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要靠我们党经常地向他们进行适当的宣传，主要是靠实际行动，靠我们自己有广大的力量，有广大的解放区和军队。

　　第三、自由资产阶级怎么样?自由资产阶级有更大的动摇性，但自由资产阶级现在要民主，他们要他们所想的民主，因此他们是我们的同盟军。自由资产阶级在我们坚决的影响下，是能够中立，以至于跟我们一道走的。比如对联合政府这个口号，他们是赞成的；又比如在几次反共高潮中，他们是抱中立态度。国民党和共产党打架，他们在两边劝架，给这边说不要这样，给那边说不要那样。最明显的，就是一九四一年三月一日开国民参政会，我们的参政员不出席，委员长一定要我们出席，我们一定不出席。，我们说:“你给我们一点东西，我们才出席。”他们说“出席以后再给”，我们说“给了以后再出席”。就这样几反几复，我要你给，你要我出，结果一个不给，一个不出，还是给的没有给，出的没有出。在这中间，一些中间人士就两面拉，对国民党说“你给吧”，对我们说“你出吧”。这是自由资产阶级动摇性的一个标本例子。这样的事，多得很，现在时间有限，一下子说不完。总之，在我们坚决的影响下，能够使自由资产阶级中立，以至于使他们跟我们走。

　　第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怎么样?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阶层是以国民党反动集团为代表的，他们是国内抗日战线中的反动派。我们对他们的态度就好像英国共产党对丘吉尔[17]一样。昨天报纸上有英国共产党总书记一篇文章[18]，同志们可以看看。他提出的口号是同自由党、工党、公安党成立联合政府，在下次大选当中用选举来推翻丘吉尔。他说的“推翻”在我们中国容易引起误会，因为我们的特点和外国不同，在我们这里，“推翻”就是要争取领导权，过去我们曾经“推”过一次，我们要力争领导权。所谓力争，要注意这个“力”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千方百计要争取领导权，要把广大人民，主要的是三万万六千万农民放在他们的领导之下，不受我们的影响。中国什么人身上有油水?油水最多的就是农民。日本人打来就是要刮中国农民的油水，蒋介石也要刮农民的油水，还要注意中国将来会有斯科比[19]老先生来刮油水。在希腊，斯科比就是代表英国刮希腊人民身上的油水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要把中国变成黑暗的中国，因此他们是我们长期斗争的对象。

　　最后，讲到外国。外国怎样呢?苏联，毫无问题是朋友，是中国人民最好的朋友，我在报告中讲得很清楚。其他外国，几个大国，同盟国[20]，也要坚决地联合他们；但是他们搞得不对的地方，也要斗一下。为什么《解放日报》上没有登这个话呢?没有登不是永远不登，并不是否定要斗一下。他们要推出斯科比，那就不行。我在报告中提醒了这个意思。在国外还有反动势力，而反动势力还很强大。现在整个国际形势是好的，有苏联参加的反法西斯阵线的团结，主要是英、美、苏三国的团结。这个团结是主要的，统治一切的。现在的世界面目已完全变化了，这一方面在我的报告中写得很多，很充分。关于黑暗的一面，我写得很少。给蒋介石撑腰的那些外国人，他们的脸也不好看，有些装着天官赐福的样子，还是不好看，我们要警觉。

　　这是第一个问题，可以叫形势与路线。

　　二  政策方面的几个问题

　　政策有各方面的政策，纲领有一般的纲领、具体的纲领。

　　第一个问题，一般的纲领与具体的纲领。这样的划分是不是从这次才开始的呢?从前也是有划分的，不过从前没有在同一个地方把它分开来写:头一条是一般纲领，第二条是具体纲领。比如《新民主主义论》那本小册子，没有说具体的政策，只提到一般纲领。但是我们各个时期都有具体的政策，比如抗战初期的十大纲领[21]，抗战中期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在陕甘宁边区有二十一条施政纲领[22]，其他敌后各抗日根据地也都有大同小异的纲领，性质相同，条文小异。内战时期，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所决定的十大纲领[23]，就是新民主主义总路线下的具体纲领，更具体的还有土地法、婚姻法、政治工作条例等等。北伐战争时也有类似的东西，党发布过很多对时局宣言，都是具体的纲领。这次我们把这个问题在这里说清楚一下，使我们的同志们懂得新民主主义就是我们的总纲，有纲有目，“纲”就是鱼网上拿在手里的大绳子，“目”就是鱼网的眼。

　　第二个问题，关于孙中山。在我的报告里很说了几句好话。孙中山这位先生，要把他讲完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讲历史辩证法的。孙中山的确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但是我们和孙中山还有区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现在的新民主主义在将来还会发展得更加完整。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不喜欢孙中山，这种情绪在相当广大的党员中存在着。认真说，这种情绪是不大健全的，是还没有真正觉悟的表现。这是反映了内战时期的情绪，那时候，因为环境不同，连孙中山也不要了。那个时期为什么我们不大讲孙中山?因为我们被国民党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来也红眼了。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就不喜欢。在十年内战中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因为我们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战初期，我们的力量也还小，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孙中山所发生的影响不大，因为人家还看不起我们。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

　　第三个问题，关于资本主义。在我的报告里，对资本主义问题已经有所发挥，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它。这有什么好处呢?是有好处的。我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肯定的，就是孙中山所说的“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的资本主义。至于操纵国民生计的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那是不包括在里面的。在写具体纲领的时候，有人提出增加一条:“没收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财产”。其实在全文里，引用了孙中山所说的“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有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道、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之”[24]，意思已经有了。现在如果讲没收，就是要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这三家，那就不大好。所以我没有讲要没收他们的财产，但是这个意思也讲了，因为那是孙中山讲过的。在后头，我还要讲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们就是这个革命的对象，因为他们不是一般的资产阶级。所谓一般的资产阶级，就是指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也就是中小资产阶级。孙中山讲过的“操纵国民之生计”的特殊的资产阶级，则不在其内。将来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在大城市里也要没收操纵国民生计的财产，没收汉奸的财产(这一点，我在报告里已经讲过了)。我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收这些财产为国家所有的。另外，在下面我也说到要广泛发展合作社经济和国家经济，这二者是允许广泛发展的。

　　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内是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要直接由封建经济发展到社会主义经济，中间不经过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样。当时列宁、斯大林的党是给了他们以批评的。最后，他们变成了社会革命党。他们“左”得要命，要更快地搞社会主义，不发展资本主义。结果呢，他们变成了反革命。布尔什维克就不是这样。他们肯定俄国要发展资本主义，认为这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列宁在《两个策略》中讲:“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其说对资产阶级有利，不如说对无产阶级更有利。”[25]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那时粮食主要出于富农，一直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才把城市的中小资本家与乡村的富农消灭。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人家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还要经过新经济政策时期，又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时，集体农庄发展了，粮食已主要不由富农出了，才提出消灭富农，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

　　第四个问题，关于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在我的报告里已经提到了，但是没有强调。为什么不强调呢?如果要强调，就要列出共产主义的纲领，可是我们认为现在还是不列出的好，因为共产主义的纲领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把这些东西写上去，只有一点好处，就是对教育党员是有利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同志还不晓得什么叫共产主义。从前我在井冈山打土豪时，曾到一个土豪家里去看有没有书，一个老妈妈走出来问我来干什么，我说来找东西，她说:“昨天已经共了产，东西都共掉了，现在没有东西可共了。”我们的农民同志很多都认为，把地主的财产分给他，这就叫共产主义。这当然不对。

　　有人说我们党要改改名称才好，他们说我们的纲领很好，就是名称不好，“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不但蒋委员长来电报要我们改名称，中间派也劝我们改名称，像左舜生就说过:“你们的纲领实在好，如果你们不叫共产党，我就加入。”前年七、八、九三个月的反共高潮中，我们有很多东西搞出去了。他们看到之后，非常高兴，说纲领很好，就是名称不好。很多美国人也要我们改名称，我们若是改了名称，他们就喜欢了。他们喜欢我们改成国民党，大概世界上最好的名称莫过于国民党了。另外，还有一个第三党，然而它也不过是第三而已。再有还可以叫保守党。但是，一切问题并不在乎名称，你叫保守党也好，什么党也好，他们还是叫你红党。美国的新闻记者福尔曼写了一本书叫《红色中国的报导》。还有一个美国记者斯诺写了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现在翻译为《西行漫记》。不论你名称怎样改，它都是红的。你粉白了，不要胭脂，只要水粉，他们还总是把红账挂在你的身上。所以并不在乎名称。国民党这名称总算好吧，但是为什么人家还是那样不喜欢国民党呢?从前有许多人怕小孩害病或死掉，就故意起个坏的名字叫猫，叫狗。历史上有个人名叫王镇恶[26]，名字这样好听，可是他还是死了。我们是不是要起一个名字使党不死呢?随便你起一个什么名字，只要它所做的还是那样，那是不会改变实际的。有一个新闻记者叫爱金生[27]，多少带点自由主义，是一个旧民主主义者。他称我们为“温和的民主集中制”，可见我们并不那样“红”。资产阶级的代表都那样讲，所以我们党的名称还是不要改。我们的名称，中国人民是喜欢的。

　　第五个问题，关于国民党。对国民党我们尖锐地批评它，但也很客观，并没有超过他们的实际。他们有一点好处，我们也要给他们挂在账上。可惜国民党的好处不多，虽然想挂，却是很难，只能挂几笔，而且还拖了一个尾巴，要委员长洗去脸上黑的东西。这是我们的方针。我们一方面是尖锐的批评，另一方面还要留有余地。这样就可以谈判、合作，希望他们改变政策。我们说过打倒委员长没有呢?没有。在我的报告里，就连一个委员长也没有提。这位委员长写了一本“很好”的书，叫做《中国之命运》，本来应当提一提，但还是没有提，这实在是可惜。我的报告里提到的，去世的人有孙中山，现在又加上一个罗斯福[28]，活着的人革命的有斯大林，反革命的有希特勒，其他的人以少提为妙。因此，我们给国民党留有余地，就不会犯错误；如果不留余地，实际的结论只有一条，就是“打倒”，那我们就会犯政治上的错误。关于这一条，委员长也看出来了，他有几次要挑动我们去犯这样的错误，挑动我们的军队打出去，向西安打，挑动我们提出推翻国民党。同志们!我们要注意这些东西，注意这些挑动。你说要合作，那好得很，但是你必须要洗一洗脸，才同你“结婚”；你若不洗脸，那就不好看，就不同你“结婚”。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关于自卫与反击。我们要站在自卫的立场反击国民党的进攻，一个是自卫，一个是反击。一切国民党的大小进攻，必须给以反击，给以回答。不论是文的也好，武的也好，特别是武的，只要它进攻，就要把它消灭干净。我们曾经提出，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我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也这样讲过，我说我们的方针:第一条，就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就是说，我们不打第一枪。第二条，就是《左传》上讲的“退避三舍”。你来，我们就向后转开步走，走一舍是三十里，三舍是九十里，不过这也不一定，要看地方大小。我们讲退避三舍，就是你来了，我们让一下的意思。第三条，是《礼记》上讲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就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还在一九三九年我们就提出了这个口号，现在还是这个方针。好比说，我们有一百条枪，你们缴了我们九十九条，我们当然不高兴，但是不怪你们，因为你们本领大，高明得很。但是，就是只剩一条枪，我们也要打到底的。只要我们手里还有一条枪，我们被打倒了，就把枪交给我们的儿子，儿子再交给孙子。有一个愚公移山的故事[29]，说在山西有一座太行山和一座王屋山，现在这两座山比较矮，从前比较高，不大好走路。有一个人名叫愚公，是一个很笨的老头，在他附近还住着一个老头名叫智叟，是一个很聪明的老头。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吵起架来了，为什么吵架呢?因为愚公要把太行山、王屋山移掉，带着他的儿子孙子挖山、挑土。那个聪明的老头就告诉他不必挖了，太行山、王屋山这样高，怎么能挖掉呢?愚公说:这两座山虽然高，但是我死了还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儿子的儿子，儿子的儿子死了还有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父而子，子而孙，孙孙子子，子子孙孙无尽，而山是不会再增高的。后来，有一个神仙为愚公的精神所感动，报告了上帝，上帝就派人把山移走了!这个故事是书上讲的，并不是我编造的。

　　世界上的反革命，日本侵略者和中国的反动派，不把他们打倒是不行的。对于国民党的进攻，我们是站在自卫立场上反击的。超过这个自卫的立场，我们就要犯错误。但有些同志劲来了，就忘记了这一点，这是不好的。基本是自卫的立场，有了这样的立场，就不会犯错误。自卫就是有理，局部就是有利，暂时就是有节，这就是有理、有利、有节。违反了这个方针，就会犯错误。麻烦是很多的，我们和国民党的麻烦更多得很。

　　第六个问题，关于改造旧军队。改造旧军官，利用旧军官，这里有思想问题，要在我们全党进行广泛的宣传。旧军队多得很，这中间有很多的军官需要改造，不能个别地对付，要有整个的政策。除彻底的反动派改造不了外，大部分是可以改造的。过去在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不相信旧军官能改造，认为旧军官不好搞，旧军官没有马列主义，不会有布尔什维克。其实，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许多旧军官是受蒙蔽的，是要找饭吃、找出路的，到我们这里才有出路，我们不怕他们造反。世上最怕的是造反，但造反也不可怕。造反有两种，一种是公开造反，一种是秘密造反，搞特务。公开造反我们有准备，而且公开造反已造了好多年，并未造出结果来。秘密搞特务我们要防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的眼睛望着他，这就是严肃性、警惕性。另一个就是走人，如果他带了枪走，我们并不蚀本，因为枪支是他带来的又带走了。你要走，送你几块法币，开个欢送会，并且告诉他将来要来还可以来，这就叫做政治。对比较进步的军队，要适当地帮助，从前我们对这些军队也有过帮助。有两种极端思想，一种是对旧军队一个都不要，不信任还要缴枪，这是不好的。另外一种是对比较进步的军队，什么东西都送给他，这叫帮倒忙，也是不好的。我们改造旧军队，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第七个问题，关于我们的军队。八路军，新四军，山西的新军[30]等等，也是实行统一战线的政策，内部外部都是实行统一战线政策，这就是联盟的意思。内战时期的红军也是联盟，是工农联盟，党和非党的联盟，我们的军队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军队，不像国民党的军队那样人人都要入党，我们也讲过党军，但这是指的党的领导，不是要求军队里所有的人都是党员。历来我们军队中的党员最多只有一半，经常是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党员是占少数的。在军队里，少数共产党员应该跟多数的党外人士合作，所谓“人士”就是指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大众的军队，它属于人民大众，它为人民大众，这也就是民有、民治、民享，是新三民主义即新民主主义的军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军队。这个军队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有些人听说无，产阶级领导他，他就不高兴。有些人却偏要喊你要归我领导，如果你不归我领导那就不正确，路线就发生问题。这种神气就不好，人家就不大欢迎。在这里，我们要讲清领导的性质。什么叫做领导?它体现于政策、工作、行动，要在实际上实行领导，不要常常叫喊领导。常常叫喊领导，人家不愿听，就少说些。对领导权要弄清其性质，而不要天天像背经似地去念。

　　现在，我们的军队在尽可能地扩大和党外人士的合作。最近山东有三支伪军过来了，现在他们不叫伪军叫八路军了。我们给他们开会搞通思想，改造思想，他们一开始是害怕的，以后逐渐打破了思想顾虑，觉得很舒服。这个方法很好，《解放日报》也发表了社论。我们大会各代表，如果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就做一个决定，大家照此去做。只要不反对革命，我们就和他合作，另外拿一只小眼睛去注意特务活动。和民主分子合作，怕什么呢?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饷是没有的，自已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像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当然也有毛病就是了，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进行整风。那个卢俊义是被逼上梁山的，是用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去的，他不是自愿的。

　　我们对于只要不是坚决的反动分子，而愿意革命并和我们合作的，就来者不拒，“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姜太公他发表宣言:你愿来就来，不愿来的就拉倒。人家了解得很清楚，钓鱼都可以发宣言，我们也可以发表一个宣言。

　　第八个问题，扩大解放区。在一切可能进攻的地方，就要发动攻势。但是我们要注意防御敌人的进攻，敌人进攻我们就粉碎它，我们要以进攻为主、防御为辅。

　　在抗战初期，是进攻的，到处发展。在抗战中期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是缩小，以防御为主。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四年，又向前发展。根据这两年的经验，我们规定了这样两条:第一条是进攻，第二条是防御。不要因为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受了损失，被蛇咬了一口，看见绳子就怕。根据一九四三年和一九四四年，特别是一九四四年的经验，我们的任务需要发展攻势，扩大解放区，集中大的兵力(五至六个团)和小的兵力(武工队)，到敌后之敌后举行攻势。因为日寇的情况变化了，它的兵力疲惫，自顾不暇，而我们的地方扩大了。我们和敌人两方面的情况都变化了，世界的情况也变化了，柏林快打下来了，所以我们应该集中相当的兵力，在可能条件下，对敌人最薄弱的地方举行进攻。这对我们的防御，也有很大的好处。现在各地作的关于一九四五年任务的计划，第一条就是进攻，第二条就是防御。这不是冒险主义，因为我们讲是在可能条件下，不是讲在没有可能的条件下去进攻，而且还讲了敌人有可能来进攻我们，要注意巩固根据地，所以这不是冒险主义。

　　第九个问题，准备转变。由分散的游击战逐渐转变到正规的运动战，由游击战为主逐渐转变到以运动战为主。在抗战初期，我们提出过，但那时只是一种希望。那时候的任务是什么呢?有些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搞清楚。那时我们前面的敌人是日本人，后面有国民党内的反动派，我们被夹在中间。我们的力量在那时是个小手指头。一九三六年我们在全国的军队，包括南方游击队，仅有三万人，到一九三七年增加了一点，也不多。那时候我们的任务是增加力量，长大起来。加一个指头，又加一个指头，再加一个指头，使它长大起来。怎样长法?靠打麻雀战，打游击战。麻雀满天飞，哪里有东西吃，就飞到哪里去。六中全会时我们特意为游击战列出十八条好处，这个方法是好的，八年来证明了这一点。满天的麻雀就是种子，可以发很多芽。有了这个种子之后，党建立了，政权建立了，根据地有了，老百姓有了，饭也有得吃了，干部也锻炼出来了。那时候我们到处飞，前面的敌人日本人搞我们，后面的国民党反动派也搞我们，他们两个都在挑动我们，挑动我们干什么?集中兵力打大仗。他们对我们一鼓一骂，一个说共产党英勇，是抗日民族英雄，一个又骂我们是机会主义，怕死。谁愿意当机会主义?谁不愿意当民族英雄?但是我们还要学麻雀，虽然麻雀有机会主义，哪里有粮食到哪里去，虽然它现在还是小麻雀，但集合起来有九十一万。是不是就永远做麻雀，“麻雀万岁”呢?客观事实完全证明了，我们这个麻雀与别的麻雀不同，可以长大变成鹏鸟。从前中国神话中说:有一个大鹏鸟，从北方的大海飞到南方的大海，翅膀一扫，就把中国扫得差不多了。我们也准备那样，准备发展到三百万、五百万，这个过程就要从小麻雀变成大麻雀，变成一个翅膀可以扫尽全中国的大鹏鸟。

　　我们现在要“就敌就粮”。敌人的据点很多，但敌人只有点、线及小面。敌人要搞点、线，我们就分散搞面，这是“就敌”。人要吃饭，集中在一起没有饭吃，要分散吃饭，这是“就粮”。内战时期搞正规化，就是因为忘记了人是要吃饭的，路是要用脚走的，子弹是会打死人的，没有搞通这一点。军队不生产，专门吃老百姓的，吃上几个月，吃上一年，粮食吃完了，只好向后转，开步走，来个万里长征，可谓“英雄豪杰”。现在我们要集中更大的兵力，以多胜少，去打敌人薄弱的地方。你一百人，我一千人，一千人可以消灭你一百人。此外，还要转向正规化。报告里写了这样一条，有哪一天我们得到新式武器，就会更加无敌了，就能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里就包含准备转变的意思。在解放区的任务里面，我讲到进攻为主、防御为辅，就是说，进攻应在前，防御应在后。我们要有这样的准备，将来一旦得到新式武器时，如果没有准备就不好了。现在情况变了，我们的方针也要变，要来一个完全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我们要做好准备，由小麻雀变成大鹏鸟，一个翅膀扫遍全中国，让日本帝国主义滚蛋。

　　要转变，但不能希望一切皆在一个早上改变。要看具体情况，有力量就打堡垒，打大城市。打堡垒时打得开，有饭吃，我们就打；打不开，又没有饭吃，我们就向后转，把队伍分散开，来一个“聋子放爆竹——散了”。还有一个十几年来争论的问题，就是从乡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乡村，争得一塌糊涂。正确路线是要先搞乡村，要研究农村情况。大家说这是正确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当然在乡村尽走尽走，走他几百万年，这也不叫马克思主义，而叫反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现在要最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就需要用很大的力量转到城市，准备夺取大城市，准备到城市做工作，掌握大的铁路、工厂、银行。那里有成百万的人口，比如北平有一二百万的人口，保定、天津、石家庄的人口也很多。把重心转到城市去，必须要做很好的准备。不要想到城市就忘了乡村，说要我搞乡村工作我就不干，不分配我搞城市工作就是干部政策不正确。你也去城市，他也去城市，城市没有那么多房子，乡村没有人去，行吗?所以我在报告中号召大批知识分子下乡，不要穿学生装，而要穿粗布衣。但我们夺取了大城市，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我们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

　　城市工作要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不是口头上讲讲的，而是要实际上去做的，要派干部，要转变思想。七大散了会，要把干部一批一批地派出去，在可能的条件下，一批一批地走。到城市去做秘密工作，不要像《水浒传》里的好汉，行不改名，坐不更姓，而是要改名换姓。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秘密工作就打不开，如果内部没有动摇，内部不发生问题，就很难解决问题。

　　由于作战方法从游击战转变为正规战，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向城市，我们也要准备在这个转变上发生意见分歧。在这个问题上，我看一定会或多或少发生意见上的分歧，我们准备得好，意见上的分歧可能少一点，准备得不好，意见上的分歧可能多一点。这一点中央应该有准备，各地也应该有准备，事先要头脑清醒，首先是高级干部要头脑清醒，这样意见分歧可能减少一些。

　　第十个问题，军队与地方。要深入农村，争取国民党统治区，争取沦陷区。我们要夺取大城市，但我们现在的旗子并没有插在北平、武汉，还是插在山上，像清凉山、太行山、五台山等等。我们现在的根据地，是战略的出发地，但现在拥有的人口太少了，我们要发展到全国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一半。我们要是发展到两万万人口，事情就好办了。现在我们有一百万军队，但这个军队是分散的，不可能在一个地方集中十万军队。首先因为没有饭吃，又没有飞机大炮。要是把五台山、太行山、晋绥、山东的军队，集中几万人，拿着步枪去打北平就不行。一个吉安，攻了八次没有攻进去，一个赣州，攻了七次没有攻进去，原因不是热情不够，也不是马列主义不显灵，而是我们能用来攻城的东西太少了，想爬也爬不上去。如果将来有了武器，能够装备一二十万的军队，我们就能集中地从日本人手里打开石家庄、保定、北平，一路打下去，不向后退，或者退了一两天，又向前进。能够装备一二十万军队，条件就不同了，力量就不小了。将来我们是“武器加数量”，我们要有几百万军队，全国就在我们手里。将来三百万到五百万的军队是需要的，这样才能使整个中国胜利，天下太平，使中国成为独立、民主、自由、统一、富强的中国。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扩大几百万军队，全国老百姓负担也并不太多，但是要有武器。在目前情况下，扩大军队要不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我们将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扩大军队，但是如果到处扩大，扩大得不亦乐乎，一月、两月没有小米、大米了，老百姓哇哇叫喊，那就不对了。所谓在可能的条件下扩大，就是不加重老百姓的负担。

　　第十一个问题，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31]。召集这样一个会议，是我们大会向各解放区人民的提议，这是一件大事。报纸上还没有公布。现在只能是召集代表会议，代表不是普选的，是由军队、政府、民众团体选派的，这样简便一些。开人民代表大会就要调查年龄、有没有选举权等，普选还是在战争结束后搞比较好。当然要搞也可以搞，现在各解放区也有普选，但是这次我们要求比较快，不能太慢了。决定召集这个会议，要准备召开以后发表宣言，作决议案，建立经常的领导机关，这个机关不叫政府，而叫“中国人民解放区联合会”。这是我们拟定的、心里设想的东西，报纸上现在不登，也不写，只在这里讲一讲。要召集会议作出决议案，发出宣言，打电报给委员长，请他组织联合政府。同志们!我那个政治报告名叫《论联合政府》，关于这个问题我今天讲得很少，在这里就讲一下。请委员长组织联合政府，我们请了没有呢?请过多次了，前些日子周恩来同志去请过，我们《解放日报》、新华社不是几天就请一次吗?你每请一次，他总是摇头，不大高兴。他说组织联合政府就是要“推翻政府”。组织联合政府怎么就是推翻政府呢?我们说是和他联合，他说是要推翻他的政府。我们说开党派会议，他就叫“分赃会议”，他说他的政府是赃，不赞成人去分。周恩来同志同蒋介石讲:“孙中山先生讲过，将来要召集国民会议。”他就说:“你们把我的政府当作北洋军阀的政府，你们就是总理!”那个人实在难得讲理，还有一点流氓脾气，比较坏。

　　我们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党外人士要占大多数。我们准备选举一个机关，它的名称叫什么好，大家都想一想，你们想的也许很好。现在拟定的名称叫“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国民党有一个政府，我们避免对立，所以叫“中国人民解放联合会”。要解放中国人民，谁人敢讲不要解放呢?人民都有抗日的权利，都要争取这个权利，反动派如干涉进步，取消人民的抗日权利，是绝对不许可的。提起这样的事情，有些人会骂我们“称王称霸”，我们就是称王称霸，是称解放之王，称解放之霸。什么人敢不要我们解放!

　　三  关于党内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关于个性与党性。这个问题有人在整风中间提出过，外面也有人讲过我们。有一个新闻记者写了一篇文章登在《大公报》上，说共产党是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他们的许多文件上只讲党性，还作出增强党性的决定等等。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我在报告里讲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是摧残个性的，使中国人民不能发展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身体也不能发展，精神也不能发展，都受到了摧残。我曾经讲过:鲁迅的骨头很硬，半殖民地的国家有像鲁迅这样硬的骨头是很可贵的。半殖民地的国家是穷得很的，人民生活痛苦，饱受压迫，于是有那么一些人就变成了洋人的奴隶，即买办。上海有所谓“外国火腿”，就是外国人踢了一脚，算作给一个“火腿”。到过上海的人，还看见过有的公园有“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民族战争就反对这些东西，外国民族压迫中国民族是不行的，我们要独立。外国野蛮的法西斯压迫中国人民，不讲道理是不行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全国人民要求独立!中国如果没有独立就没有个性，民族解放就是解放个性，政治上要这样做，经济上要这样做，文化上也要这样做。广大群众没有清楚的、觉醒的、民主的、独立的意识，是不会被尊敬的。讲到我们党内，这一点是不是有不同?是有不同的。党这个军队同人民的其他军队比较有许多特点，它是先进的部队，是有组织的先进部队，比较别的组织更有组织性，更加严密，更加统一，共同为着一个目标奋斗。一个军队，要有统一纪律，要听号令:立正，稍息，向左看，向右看，开步走，瞄准放。不然敌人在前面，一个往东放，一个往西放，是要被敌人消灭的。党这个军队也是一样，没有统一纪律，没有民主集中制，没有民主或者没有集中都不行。像封建社会皇帝专政是不行的，那是封建时代的事。我们实行革命人民的民主，它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旧民主是不同的，它是更广泛的民主。党是人民中优秀分子的结合，大家是自觉地愿意受约束，就是承认党纲、党章，服从党的决议案，愿意自我牺牲。所以有些人就不能加入我们的党，他不受调动，他干这样工作也好，干那样工作也好，往东也好，往西也好，都得由他，而党员就要服从组织，服从党的决议。

　　我们党现在是不是统一了?历史决议案上写着空前的统，一，这是说比较过去要统一，没有讲党是完全统一的。有的同志讲:“放下来没有问题，提起来问题很多。”这句话有道理。因为我们党在抗战时期发展了四五十倍，一九三六年有组织的党员才两万多，现在到了一百多万，这样大的党自然不免有各种意见的分歧，所以我们做了一项工作，就是开展整风运动。这是使党推向前进的运动，如果没有整风，党就不能前进了。那时分歧达到这样的程度:有一个王实味[32]在延安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野百合花》，很多人愿意看。一九四二年春季中央研究院整风时出了墙报，那墙报受到欢迎，桥儿沟、南门外很多人都到研究院去看墙报，引起我也去看了一次。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他们说边区没有韩荆州。我们说边区有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吴满有、赵占魁、张治国[33]。这个故事可以说一下。唐朝时，有一个姓韩的在荆州做刺史，所以人们把他叫作韩荆州。后来有一个会写文章的人叫李太白，他想做官，写了一封信给韩荆州，把他说得了不起，天下第一，其实就是想见韩荆州，捧韩荆州是为了要韩荆州给他一个官做。因此就出了“韩荆州”的典故。那时延安有很多人想找“韩荆州”，但是找错了方向，找了一个打胭脂水粉的韩荆州，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韩荆州，就是《前线》里的客里空[34]。他们找不到韩荆州在哪里，其实到处都有韩荆州，那就是工农兵。工人的韩荆州是赵占魁，农人的韩荆州是吴满有，军人的韩荆州是张治国。广大的党员还认识不清这个问题。总之，没有整风党是不能前进的。我们做的第二项工作是解决了生产问题，没有生产党也不能前进。当时我们没有东西吃，王实味挑动勤务员反对我们，他像是站在勤务员的立场上反对所谓“三等九级”、吃小厨房，因为那时大厨房没有什么东西吃其实小厨房东西也不多。后来我们用发展生产解决了这个问题。一九四一年边区要老百姓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征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从一九二一年共产党产生，到一九四二年陕甘宁边区开高干会[35]，我们还没有学会搞经济工作。没有学会，要学一下吧!不然雷公要打死人。当时我们的同志，不管是参加过万里长征的也好，千里长征的也好，老共产党员也好，抗战时期到延安的青年也好，延安人民对我们是什么态度?我说就是“敬鬼神而远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觉得共产党虽然很好，他们很尊敬，但是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他们就要躲避一点。直到去年春季，赵毅敏[36]同志带着杨家岭组织的秧歌队，跑到安塞扭秧歌，安塞正在开劳动英雄大会，那些老百姓也组织了秧歌队，和杨家岭的秧歌队一块扭起来，我说从此天下太平矣!因为外来的知识分子和陕北老百姓一块扭起秧歌来了。从前老百姓见了他们是敬鬼神而远之，现在是打成一片了。还有到杨家湾小学工作的一位知识分子女同志，在清凉山工作的一位知识分子医生，他们和老百姓结合得很好。我们各个根据地都有这样的共产党员，到哪个地方就和哪个地方的人民打成一片，为老百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此，没有整风和生产这两个环子，革命的车轮就不能向前推进，党就不能前进了!从前有一段时间《解放日报》有三分之一的同志进医院，周扬[37]同志也告诉我，鲁艺的学生每天早晨起来刚抬头就打瞌睡。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东西吃。如果我们解决了整风和生产这两个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会前进。整风是前进的精神基础，生产是前进的物质基础，我们党学会整风和生产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我们的党现在比较统一了，可以说是空前的统一，历史问题也比较恰当地解决了，但是还有问题。那天在预备会议上我已经讲过:我们党并不是完全统一的，我们还需要更高的统一，更高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民主，没有民主，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把意见搞清楚是不可能团结的。许多不公平的事情要逐渐走向公平。哪一天都有不公平的问题，因此我们哪一天也要解决问题。问题是解决了又发生，发生了又解决，我们就是这样地前进。中央和各级领导机关的领导同志，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为什么我们的新鲜空气不够?是怪空气还是怪我们?空气是经常流动的，我们没有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不够，打开了我们的窗户，空气便会进房子里来。我们的房子是什么房子呢?是政治房子、政治工厂。开工厂就得有原料，有工人，有技师、工程师。原料为什么不够?人员为什么不够?就要想想自己的责任。有没有贴广告?广告大不大?有没有出高价收买原料?事实上原料并不要花什么钱，只要贴上“欢迎”两个字，各种原料就源源而来。所以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要让它发表，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老话，但很有意义。我要声明一下，如果有什么人讲起来讲得很好，做起来不兑现，他讲的他自己也不执行，那就不对。

　　讲到个性与党性，党性就是普遍性，个性就是特殊性。没有一种普遍性不是建筑在特殊性的基础上的。没有特殊性哪里有普遍性?没有党员的个性，哪里有党性?党性是共同的性质、普遍的性质，全党每一个人都有的性质。比如讲政策上的统一，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的纲领以及各部分的纲领、整风、生产等，应在这些原则上，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这是共同的。至于每一个党员是不是不相同?当然不相同。个性不能强同，人就有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各种各样的不同，工作也各有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党务等的不同。在军事工作方面又有军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的不同，党务工作方面也有根据地、沦陷区等各种工作地区的不同。在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程度上人们也不相同，同一个人在幼年时期和年纪大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也不相同。总之，有工作的不同，地位的不同，性别的不同，年龄的不同等等，抹煞这种不同，就是不让同志们发展长处。这些都不能统一在一条轨道之上。太阳系有九大行星，就是金星、木星、水星、火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地球也是一个。它们各循其自己的轨道，按着一定的次序走，它们都是从太阳星云分裂形成的，大小样子不同。至于行星上的东西，也不见得都是一样。太阳上没有人，我们地球上就有人，其他八大行星上面是不是也有一个有人，现在不能讲，我没有调查过。从前古时候地球上也没有人，没有水，没有空气，自从有了空气有了水，然后才能有生物，有了生物然后才能有人。天上的星星自己也常闹独立性，你们晚上抬头看，有时能看到有的星跑掉啦!它也闹独立性。总而言之，党员是有各种不同的个性，谁要抹煞各种不同的个性是不行的。抹煞各种差别，结果就会取消统一，抹煞特殊性也就没有统一性。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关于对党内几部分干部的问题。党内有几部分干部，平时感觉对他们不很公平，我们对这几部分同志要特别注意。

　　(一)理论工作者。我们整风讲实事求是，反教条主义，这样一反，好像理论工作者就不那样吃得开了。我们应该重视理论工作者，应该重视理论。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38]因此我们党内要学习理论。从前我在六中全会上讲过，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是很低的，现在比较过去是高了一些，但是还不够。现在我们党当然有些进步，但从中国革命运动的要求来说，我们的理论水平还不够。革命要求我们能说明中国的革命运动，说明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说明它的内部联系，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什么是理论?就是有系统的知识。马列主义的理论，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有系统的知识。

　　作翻译工作的同志很重要，不要认为翻译工作不好。我们现在需要大翻译家。我是一个土包子，要懂一点国外的事还是要靠翻译。我们党内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很少，凡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首先要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翻译苏联先进的东西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东西。还有历史上的许多东西，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带有进步意义的，还有一些民主主义者的东西，我们都要翻译。

　　因此我们要重视理论工作者，看得起他们，把他们看成我们队伍中很有学问的人，有修养的人，要尊敬他们。

　　(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一定都是理论工作者。我们党里头，知识分子的增加是很好的现象。一个阶级革命要胜利，没有知识分子是不可能的。你们看过《三国演义》、《水浒传》，魏、蜀、吴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有高级的知识分子，有普通的知识分子，那个穿八卦衣拿鹅毛扇子的就是知识分子；梁山泊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就不行，当然没有别人也不行。无产阶级要翻身，劳苦群众要有知识分子，任何一个阶级都要有为它那个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奴隶主有为奴隶主服务的知识分子，就是奴隶主的圣人，比如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39]。我们中国的奴隶主也有为他们服务的知识分子，周公旦[40]就是奴隶主的圣人。至于封建时代的诸葛亮、刘伯温[41]，《水浒传》里的吴用，都是封建社会里的知识分子。因为整风审干，好像把知识分子压低了一点，有点不大公平。好像天平，这一方面低了一点，那一方面高了一点。我们这个大会，要把它扶正，使知识分子这一方面高一点。是不是要反过来?那也不是。我们要欢迎他们为我们党服务，为我们党的利益而奋斗，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我们的经济部门，我们的群众团体，要吸收广大知识分子为我们服务，我们要尊敬他们。

　　(三)在沦陷区、国民党区工作的同志。这些同志一到根据地里头，他们就感觉吃不开。根据地里的首长多得很，看起戏来，首长总是坐在前面，有大首长、中首长、小首长，这些同志心里怄气。审干的时候又找了他们的麻烦。“你是哪里来的?上海?西安?”“有没有问题?”看了又看，有点不相信。“你住在哪一个旅馆?”“有没有介绍信?”因为我们根据地都要介绍信，以为在上海住旅馆也要介绍信，你说没有介绍信，那就怪得很。我们搞错了的就要说对不起，戴错了帽子的就要恭恭敬敬地把帽子给脱下来，承认错误。这些同志对根据地的工作作风不习惯，是可以理解的，这个作风问题恐怕要三年五年才可以慢慢地一致。

　　(四)本地干部、本地军事干部。我在报告里头已经写了，要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样看待本地干部。我们的军队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帮助本地干部搞出军队来，搞出民兵、自卫军来，搞出地方兵团、地方部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搞出主力兵团、主力部队。我初到陕北，开头忽视了这一个问题。这个边区是高岗[42]同志他们一手搞起来的，因为我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所以陕北人就讲闲话。有人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出了这样的言论，是由于对本地一些军队处理得不好。至于华北、华中、华南各地有没有对本地干部和本地军队处理得不恰当的呢?如果有，应当承认是不对的，应当纠正，如我在陕北应当承认的一样。上面那些话，证明这些同志是受了气。我提倡做调查研究，但我到陕北后开始在这方面就没有调查研究，现在我们有了调查研究。同时希望在南方、在北方、在东方、在西方工作的地方同志多提出意见。我们要把窗户打开，让空气流通，听听消息，听听舆论，有缺点有错误的改正一下。这一条搞不好就不行。这个问题，曾经引起我们历史上的大纠纷。这一次开完大会之后，还有很多人要到各地去。去年去湖南的有王首道、王震[43]，去河南的有戴季英、王树声[44]，出发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讲过这些话，不要怕多讲，不要怕讲得舌敝唇焦，现在看来，舌也没有敝，唇也没有焦，我们说得还不够。世界上的人都是有缺点的，布尔什维克也不是那样完美，多少还会有毛病，那叫什么?叫带着缺点的布尔什维克。你说他不是布尔什维克，那也很难讲。“我为党英勇奋斗，为什么还不是马列主义?”不能那样讲。我想这一条我也在内，如果说我是完全的布尔什维克，那不见得，说我一点布尔什维克气味都没有，也不是那样，许多同志给我写信，还是写此致“布礼”。我想了一下，我们可以叫带着缺点的布尔什维克。缺点中间有一个，就是背上了一点东西，比如讲多走了路，多走了二万五千里，就增加了身上的包袱。我不是讲每一个同志，或者具体指某些同志，请同志们不要见怪。但是有相当一些同志，走了二万五千里，变成了一个包袱，增加了他的负担，变成了一个驼子，因为他背的包袱太大了。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据地，江西根据地现在就没有了；人家没有走路，但是陕北还是一个根据地。同志!你走了路，把根据地丢了，人家向你要那个根据地，你赔得起吗?你赔不起，我也赔不起。如果要赔法币边币，还可以想一点办法，但是要赔江西根据地，就毫无办法。人家没有走路，但是有根据地；我们走了二万五千里的路，没有了根据地。你们看，就是用脚一尺一尺走的路走多了，就成了包袱。还有地球也走路，地球围绕太阳转几转人就增加了几年寿命，年纪愈长，包袱愈大，年纪老的同志们不要怪我这样说，我今年也五十二岁了，地球走的路也变成了我们的包袱。青年同志也有他们的包袱。他们的眼睛尖，耳朵听得很远，眼明手快，这是他们的长处，但青年同志说老头子“昏庸老朽”，那可不行。青年同志不要讲人家“昏庸老朽”，老头子也不要讲人家“年幼无知”。大家都是从幼年来的，年幼知道得少，会慢慢地多起来。人家懂得的东西不如你知道得多，但你也不是什么都知道。要讲务农不如吴满有，要讲做工不如赵占魁，要讲当兵不如张治国。几万万样事情我们只能做一两样，那是有限度的，我们不知道的、不会做的东西多得很。如果我们把态度改好了，每到一个地方，就和那里的人民打成一片，尊重那个地方的同志，提高共产主义的觉悟，就能缩小山头主义。我们要肃清山头主义，就要承认山头，照顾山头，这样才能缩小山头，消灭山头。所以我们要承认有山头，不承认也不行，承认以后要照顾各个部分，各个集团，各个历史不同的部分、不同的问题。如果他们的精神上被石头压着，有些石头还是我们自己的手放上去的，我们就要替他们解开。凡是他们精神上压着的石头，不论是大石头，中石头，小石头，我们都要替他们解开。是我们的手放上去的石头，就要用我们的手解下来，使得这些同志精神愉快，得到解放，发扬积极性。这样，才能够很好地团结全党、团结全国人民走向胜利。为此目的，我们每到一处，不要当钦差大臣，要先看到人家的长处。大家都是新民主主义解放区的，都是共产党员，都是同志，不应该发生看不起的问题。内战时期我们曾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很大的亏。我们延安的同志大多进过党校，在座的同志是参加七大的，你们懂得的东西更多，这是很好的，将来出去，人家一定很尊重你们，需要你们去传达七大精神，大家眼望延安，信仰延安，但是同志们，我们一定要采取上面所说的态度，不当钦差大臣，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们鉴于历史上受了很大的痛苦，不自觉的盲目性实在要不得，要来一个自觉性，自觉地注意这一点。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尊重那个地方的人民，那个地方的军队，那个地方的政府，跟他们搞好关系。这是共产党员的义务。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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