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今天进行候补中央委员的选举，同志们不要以为选的是候补中央委员，就可以马虎一些。这个选举的意义也是很重大的，因为我们大会所要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名额不少，有三十四名；他们也参加中央的工作，参加中央委员会的会议，有发言权，可以提出意见；当正式中央委员出缺时，要由他们递补。如果八大推迟不能如期召开的话，那末候补中央委员的作用会更大。所以，希望大家重视这个选举。

　　在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之后，有一位同志写信给主席团说，希望注意选举，要选能执行大会路线的同志到中央来。这个方针，主席团已经提出过了，我在这里也代表主席团做过报告，各个代表团也讨论酝酿了好几天，昨天同志们选正式中央委员就是按照这个方针选举的。那末，为什么这位同志在昨天选举之后还要提出这个意见呢?他的意思是说，有些候选人并不知名，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若干缺点和错误，但是在长时期中证明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我们不要因为他不知名甚至有若干缺点错误而不选他。我认为这位同志的意见是很好的，代表了大多数同志的意见。

　　二、在昨天的选举中，王稼祥[2]同志得了二百零四票，不足半数，没有当选。关于这个问题，我要在这里说几句话。

　　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3]前后犯过路线错误，此后也犯过若干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他的功劳主要有这样几件:

　　第一，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代表团有三个人，任弼时[4]同志、王稼祥同志、顾作霖[5]同志。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后，他们就来了。王稼祥同志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就不会那样顺利。所谓“削萝卜”，就是主张不打，开步走，走到什么地方碰到一个“小萝卜”，就削它一下。那时，我们主张跟敌人打，钻到敌人中间去，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主张“削萝卜”的人反对我们，说我们的办法是“钻牛角”。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6]，那是相当困难的。虽然以后在苏区的两个大会上，即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和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王稼祥同志是有错误的，但上面所说的那一点，却是他的功劳。王稼祥同志是在第四次反“围剿”末期负伤的。

　　第二，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7]，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8]。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9]、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好多别的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和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10]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在苏联养病后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第三，此后，王稼祥同志就一直在中央工作。虽然他在工作中也有缺点，如在政治工作中就有很大缺点，但是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如一九三九年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一九四一年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九四二年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决定、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及建军的四号指示等，都是他起草的。增强党性的决定是他与王若飞[11]同志合作，在他领导之下起草的；建军的四号指示是他与叶剑英[12]同志合作，在他领导之下起草的。

　　至于他有些缺点，如对干部的关系，这是大家知道的。但上面这些是大家不大知道的，是中央内部的事，我今天在这里必须讲一讲。

　　他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他现在病中，他的病也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伤而起的。他这次写给我的信[13]，已印发给大家看了，有的同志说写得太简单，但是他的确是考虑很久才下决心写的。

　　我认为他是能够执行大会路线的，而且从过去看，在四中全会后第三次“左”倾路线正在高涨时，在遵义会议时，在六中全会时，也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昨天选举正式中央委员，他没有当选，所以主席团把他作为候补中央委员的第一名候选人，希望大家选他。

　　三、关于东北问题，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地区的同志当选才好。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不要以为很巩固了。为什么不巩固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所以，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同志当选才好。当然，这不过是个建议，请同志们考虑。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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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  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王稼祥（一九○六——一九七四），安徽泾县人。一九三一年春以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身份进入江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同毛泽东、周恩来组成中央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兼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一九四四年因伤病复发离职休养。一九四五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3]四中全会，见本卷第76页注[12]。

　　[4]任弼时（一九0四——一九五0），湖南湘阴人。一九三一年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进入江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兼组织部部长。

　　[5]顾作霖（一九○七——一九三四），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一九三一年春以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身份进入江西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

　　[6]指朱德。

　　[7]遵义会议，见本卷第102页注[14]。

　　[8]六中全会，见本卷第143页注[4]。

　　[9]洛甫，即张闻天，一九三一年九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三年一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二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和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会后，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代替博古在中央负总责。

　　[10]十二月会议，见本卷第278页注[3]。

　　[11]王若飞（一八九六——一九四六），贵州安顺人。一九四一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和中央党务研究室主任。

　　[12]叶剑英（一八九七——一九八六），广东梅县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

　　[13]王稼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和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因病未能参加会议。他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七日和二十二日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谈到对待党的批评和自己的错误应采取严肃态度。信中说：“党严肃的检讨过去历史问题，每个个人也应严肃的对待自己。”“我因连年犯病，不能参加过去的与现在的讨论，不能很好的检讨过去自己的工作，不能以新的工作补偿过去的错误，这对于我是一件遗憾的事，但也莫可奈何的。假若将来身体能够恢复康健时，再去补做这个工作吧。”“病中脑力不济，思路前后不连续，故写得零乱。是否妥当，尚乞指示。”这两封信毛泽东曾批示印发七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