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４年１０月，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毛泽东主席的亲自过问下，我自林彪、江青一伙炮制出台“杨余傅事件”冤案，被送往沈阳丧失自由７年之后终于回到北京。１９７５年４月，中央军委任命我为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使我重新获得为党工作的机会，也因此获得了一个从领导高层的角度参与和目击我们党和国家如何度过１９７６年前后的非常时期，以及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最终得以实现伟大转折的宝贵机会。
非常时期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那一段时间我一直忙于军区工作，住在西山，很少回家。接到讣告，我赶往北京医院向周总理遗体告别。进了东交民巷，路上的许多人都放声大哭，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坐在车上掉了泪……周总理遗体火化那天，我和军区第二政委秦基伟当时，第一政委为纪登奎，司令员为陈锡联从军区赶去。从八宝山到北京医院，长街两旁群众肃立，上百万人伫立在寒风中为周总理的灵车送行，一直到很晚，群众都不肯离去。那天军区小食堂做了饭，许多干部都没去吃。１５日，举行追悼大会，邓小平同志致悼词。根据周总理的遗嘱，将总理的骨灰撒在祖国的大地上。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晚上，军区机要员送给我一份机密文电：毛泽东主席逝世了。当时消息属于绝密，不准讲，要到第二天上午９点钟听广播。我悄悄告诉了张爱萍和王震同志。我们的心中都无法平静。我们这些跟随毛主席出生入死一辈子革命的红军老战士，尽管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不公正的打击和迫害，但是，对毛主席深厚的热爱、敬仰之情，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在人民大会堂向毛主席遗体告别，我们只被允许列队看看，给毛主席守灵都不让我们去。许世友司令对“四人帮”非常恼火，曾愤怒责问为什么不让我们这些跟随毛主席的老同志去给主席守灵毛主席逝世以后，局势相当紧张。许世友司令住在京西宾馆，他来医院看望老同志，悄悄地告诉我们说，江青一伙开会定了新的党中央人选，上海帮的人都到京西宾馆了。你们要注意，“四人帮”通知你们开会不能去，去了可能把你们抓起来，要你们的命。他说：“我带了枪，他们要抓我，我就开枪，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我明天就回南京，不在北京这危险的地方。”许司令这样一说，我们的心情也紧张起来，韩先楚、皮定钧、王震等同志都说，我们也要准备防身武器，以防万一。叫我们开会时先请示老帅，老帅不表态我们就不去。
我从医院坐车到西山叶帅家中，把许司令讲的情况向叶帅汇报了。叶帅说，“四人帮”一伙在人民中积怨很大，他们要捞棵稻草，却没捞到什么。叶帅还说，要斗争，但要注意斗争方法。他说完之后就弹钢琴去了。我看叶帅是挺乐观的。叶帅还告诉我：“以后不要来这里了，王洪文住到了离我不远的地方在监视我，我离开这里到玉泉山去住，有事来玉泉山。”叶帅指示，掌握好部队的情况，防备“四人帮”搞鬼，并准备应付非常情况。我告别叶帅出来后，在门口遇见肖华和粟裕同志，他们也是来找叶帅的。
我回到３０１医院，把叶帅讲的情况告诉了韩先楚、皮定钧同志，他们也心中有了数。过了一个星期，叶帅找我去玉泉山。到了玉泉山，我看到聂帅也住在那里。不到１０分钟，李先念副总理也来了。叶帅和聂帅问我部队干部战士的情况怎么样对“四人帮”有什么看法我说绝大多数干部对“四人帮”“揪军内一小撮”和想搞乱军队的倒行逆施不满。两位老帅让我很好地掌握部队，对江青在北京军区部队接见、照相、谈话的干部多做工作。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叶帅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再度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
１９７７年７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同志恢复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此后不久，叶帅和邓小平同志先后找我谈话，要我在北京军区工作再兼一段卫戍区工作，用８个月到１年时间，整顿卫戍区。小平同志说：“你百分之四十力量搞卫戍区整顿，百分之六十力量放在军区。”
１９７７年９月１２日，中央军委任命我为北京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相隔１１年之后，我第二度出任卫戍司令，心里很不平静。
在我重新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期间，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找我谈话，对卫戍区工作做了许多重要、具体的指示。一次，小平同志找我谈话，对吴忠任卫戍区司令时的工作提出了严厉批评。我说：“您的讲话对卫戍区工作很重要，我回去作传达，不如把卫戍区的领导带来，请您亲自给他们讲，这样力量就大了。”小平同志说：“好！”于是，我把卫戍区的七八个领导都带到小平同志家里，小平同志讲到卫戍区在四五运动中的工作发了火，毫不留情地批评了当时出现的整干部、抓人、镇压群众等问题，让他们回去做检讨。他们也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拨乱反正
１９７７年２月７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即“两报一刊”发表《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公开提出“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并以此作为全国处理一切事情的指导思想。
１９７７年３月，胡耀邦同志调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在中央党校工作期间，他组织修改、审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该文先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发表，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公开发表此文。５月１２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全国绝大多数盛市、自治区的报纸也随之予以转载。由此，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全国性的大讨论。许多中央领导同志纷纷带头撰文或发表讲话，从党的历史和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倡导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
１９７７年８月１２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我作为十一大代表出席了大会。大会上，华国锋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初步总结了同“四人帮”的斗争，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调动党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限于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十一大从根本上说没有能够从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体系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
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０日至１２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在京西宾馆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我参加了这次长达３５天的会议。中央工作会议由华国锋同志主持，原定讨论如何尽快把农业生产搞上去及商定１９７９、１９８０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等问题。由于邓小平同志在此前提出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建议已得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致赞同，因此先讨论从１９７９年１月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在１１日的第一次会议上，谭震林同志在发言中大胆提出：进行工作重心转移，先要解决一些问题，如１９７６年天安门事件、“文革”中“二月逆流”等问题。１２日，陈云同志在东北组发言，详细谈到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影响大、涉及面广的问题。陈云同志的讲话使各组发言空前活跃。大家一下子把会议的预定主题扭转了。
中央政治局常委认真研究了与会者的强烈愿望，并据此作出了正确的处理意见。１１月２５日，华国锋代表中央政治局宣布：１．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对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２．撤销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全部文件。３．为所谓“二月逆流”一案平反。４．纠正过去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所作的错误结论。５．康生、谢富治有很大的民愤，对他们进行揭发批判是合理的。６．对于地方性重大事件，中央决定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７．“三支两军”问题，成绩要肯定，出现的错误由中央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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