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在这里介绍一位爱书者，且看：“（主人如此盛情好客，来访的客人）他们一个固定的娱乐节目是：安排参观‘工作室’对面一间有精美窗子的小房间。里面有十来册挑选好的书籍，在一个选定的地方，每卷都打开着。这些特殊的书卷里包含有第一等的珍本书———一本出自巴黎某出版社的十五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一本笛卡尔的《方法论》等等。他的图书馆主体是一间开架的大房间，书架直抵屋顶……一个著名的伦敦书商常说，他认为大西洋两岸古文物收藏家对于早期印版书日益增长的兴趣，奥斯勒的影响就非同小可。”

    这篇文字是谢灵顿写他的一位同事奥斯勒的，但也可以说是谢灵顿夫子自道。

    谢灵顿是英国著名神经生理学家，因发现神经元而于1932年获诺贝尔生物医学奖。这些伟大成就并不是我在这里关注的，我关注的是他热爱珍本书的传奇般的一生。邂逅谢灵顿是在每年一度的中国书店古籍书市上，在他的一本纪念文集里有一张他捐给大英博物馆的珍本书单。

    谢灵顿自幼便爱书，他二十二岁去剑桥求学的路上，在赫弗斯书店发现了一部济慈的初版诗集（只缺了扉页），他仅以一便士（关于这价钱又有另一个版本，他儿子说是六便士）

    买了下来。而半个世纪后小小的济慈诗集却以100英镑（一英镑合100便士）的价格卖给赫弗斯书店。在意大利从事医疗工作期间，他常去访求古籍，而他对珍本书的爱好发展成为一个（捐献书的）附录。很多卷无价的书籍便到了谢灵顿在英格兰的“秘密”书架上。

    五十年后，他仍装作他的这些收藏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他谈起妻子时说：“……亲爱的埃塞尔是不会懂的。”事实上他成了大英博物馆历史上最大的摇篮本（incunabula，1500年前印的古本书）捐赠人。

    谢灵顿虽爱书，却并不吝书。他曾这样评价笛卡尔的《论人》：“有时被称为‘生理学’，是描述人如何无意识地活动。这是一部天才之作。”晚年他又写到：“老书仍然吸引我———我是指15、16世纪的古书。为了读书，我重读了笛卡尔，他有着惊人的清明澄澈———甚至你不同意他时也有一种乐趣。康德与之相比可是‘模糊不清’了。

    我的希腊语也恢复了一点，我慢慢地欣赏———啊，欣赏，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笛卡尔的这部作品，谢灵顿正好有一部，还是初版，上面有笛卡尔亲手写的小小草图。

    就这样一部让谢灵顿如此挚爱的书，1914年借给了奥斯勒。两年后，谢灵顿要用它，便到奥斯勒家去取，发现奥斯勒在书上写着“C.S.谢灵顿送我，1914年8月16日”。谢灵顿立刻在上面写了“品书人奥斯勒藏书，1914年”，并把它放回了书架。

    一次春日去参加大英博物馆的理事会议，谢灵顿刚到几分钟，便花一点儿时间去逛拉塞尔大街的旧书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