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敏与父亲傅雷在一起。

约翰·克利斯朵夫（共两册）　　（法）罗曼·罗兰著，傅雷 译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年7月

傅雷家书

　　纪念傅雷百年诞辰展览在国家图书馆隆重开展

　　百年回望

　　由国家图书馆主办的“洁白的丰碑：纪念傅雷百年诞辰展览”日前在北京隆重开展。国家图书馆与傅雷很有渊源，早在上世纪50年代，傅雷就通过巴金把《约翰·克里斯朵夫》第一部和第三版的修改稿和《斯邦舅舅》的手稿捐赠给国家图书馆永久收藏。1985年，国家图书馆曾经举办了“傅雷家书墨迹展”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

　　今年是傅雷先生百年诞辰，回顾他一生的58个春秋，虽然历尽艰难，却是充实而有光辉。国家图书馆有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这个展览，隆重纪念傅雷先生对祖国的热爱与忠诚、他在翻译领域的辛勤耕耘、他对事业的热诚奉献，以及他严正的为人和高贵的品格。

　　杨绛忆傅雷——

　　严父·“孤傲如云间鹤”·“墙洞里的小老鼠”

　　傅雷的严肃确是严肃到十分，他的笑脸只许朋友看。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阿聪、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小顽童，只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有一次，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个孩子在噔噔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也赶了上去。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渐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但过了一会儿，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呵斥，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淡。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大家又坐了一会儿，辞出，不免叹口气：“唉，傅雷就是这样！”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是否因为莫洛阿曾把服尔德比作“一头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乍听未免滑稽。梅馥称傅雷为“老傅”；我回家常和钟书讲究：那是“老傅”还是“老虎”，因为据他们的乡音，“傅”和“虎”没有分别，而我觉得傅雷在家里有点儿老虎似的。他却自比为“小老鼠”！但傅雷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情。他对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至诚。但众多的朋友里，难免夹杂些不够朋友的人。误会、偏见、忌刻、骄矜，会造成人事上无数矛盾和倾轧。傅雷曾告诉我们：某某“朋友”昨天还在他家吃饭，今天却在报纸上骂他。这种事不止一遭。傅雷讲起的时候，虽然眼睛里带些气愤，嘴角上挂着讥诮，总不免感叹人心叵测、世情险恶，觉得自己老实得可怜，孤弱得无以自卫。他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他也像老鼠那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他并不像天上的鹤，翘首云外，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傅雷对国计民生念念不忘，可是他也许遵循《刚第特》的教训吧？只潜身书斋，做他的翻译工作。（节选自杨绛《记傅雷》）

　　本报记者专访傅雷次子傅敏：

　　“父亲是个追求完美的人”

　　“他不教条，而是以身作则”

　　广州日报记者：傅雷先生给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傅敏：我小时候在他手里读书很苦的，小学我学习一塌糊涂，差点就要蹲班了，中学以后我才自己好好读书，他就不管我了，但是他每个周六或周日单独给我上课，教我文言文，很苦。他教我《古文观止》，不是灌，而是启发，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问你，最后让你自己说出答案来。有时候我就掉着眼泪，他生气了，让我滚出去，我就滚出去了，可是没完，过一会还得接着来。

　　但是，他对我们教育虽然那么严厉，也有很慈爱的一面。解放前的儿童节是4月4日，那是我印象最深刻的，那一天如果没有别的事情，父母一定会带我们去中山公园去玩，当时我们住在法租界，而中山公园在英租界，两个地方相距很远，但是他们一定会带我们去，撒开手让我们玩，爱怎么玩怎么玩，那是我们兄弟俩最开心的时候。

　　广州日报记者：傅雷先生怎么教育你们？

　　傅敏：他并不是教条地教东西，而是以身作则。他很强调独立思考，对自己的事业尤其是如此。父亲不光是翻译家，他还涉猎多个领域。

　　除了言传身教，他还让我们看大量的书。那时候，我看《邦斯舅舅》，他告诉我说，你看到不懂的词汇记下来，每天吃饭的时候你问我，我帮你解决，无疑当中你会得到很多东西。确实是这样的，他词汇太丰富了，你看他在文章中描写一些东西，我觉得他哪来那么多形容词，那么美。

　　另外，他培养我们欣赏艺术，这是一种熏陶。初中的时候我学小提琴，初中毕业的时候我要考音乐学院，他没有同意。但是他说，你拉小提琴，喜欢音乐，作为一种艺术的修养，对一个人的成长和性格非常重要。受父亲的熏陶我喜欢画画、喜欢音乐，所以我业余生活也非常丰富，有时候太丰富了，书都看不完，音乐也听不完。

　　广州日报记者：感觉傅雷先生对朋友的情感特别真诚，你了解父亲和朋友之间的交往吗？

　　傅敏：最有名是他和刘海粟的关系，美术界都知道。我父亲和刘海粟相识在巴黎，父亲和他关系很好。

　　那个时候，父亲觉得他很有才气，回来后，刘海粟办了美专，父亲在美专任教务主任，教法语和美术史，相处一段时间后，他感觉刘海粟办学的商气很重，一个人办学一定要有一颗大爱的心。后来为了张弦的死他们决裂了，他觉得张弦的死和刘海粟有很大关系。后来在办一个展览的时候，他们决裂了，一断交就是20年，一直到后来解放后在政协的会议上才见面。

　　父亲很真诚，他说过，刘海粟对他非常好，没得说，但是对刘海粟艺术上的一些看法，他不敢苟同，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前后，他说刘海粟的艺术已经死亡，没有希望了。

　　“他做事非常追求完美” 

　　广州日报记者：父亲和母亲的感情很深厚，还记得他们怎么相处吗？

　　傅敏：他们的关系非常和谐。如果没有母亲，父亲一生不可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母亲让父亲无后顾之忧。母亲是父亲的秘书，帮他做卡片、抄稿件、看校样。平时，虽然家里有保姆，但是起居都是母亲安排，会客也如此，母亲帮助父亲做了很多工作。父亲有时候脾气不好，有时候总骂我们，母亲有时候看到这种情况就帮父亲也批评我们。我后来总结，母亲是小骂大帮忙，她一批评我们，父亲的气就消了。

　　他们临走前一个多礼拜曾经和有些老朋友商量过，有的老朋友知道要劝父亲是劝不住的，但是劝他不要把母亲带走。后来我想，父亲和母亲注定是一起走的，从感情上我不愿意母亲走，但是为母亲着想，如果母亲不走，所有的罪都由母亲来受，1966年文革才刚刚开始。

　　广州日报记者：看到这个展览，是不是很感慨？

　　傅敏：很复杂，什么都有，童年时代的回忆都来了。我母亲是个大慈大悲的人，很多人都说她是菩萨。因为父亲脾气不太好，母亲时常充当缓冲的角色。父亲常教我语文，其他的学业都是母亲管。

　　母亲是父亲生命中的一部分，

　　傅雷研究专家许钧谈傅雷的翻译特色——

　　傅雷的贡献是持久的

　　广州日报记者：如何评价傅雷？

　　许钧：在中国的文明发展史当中，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到来时，翻译总是起到先锋的作用，比如，20世纪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国外文学的翻译。傅雷在这些高潮当中，起到了推动社会文明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看，傅雷的贡献是持久的，而且他专注于翻译，多年来孜孜不倦地追求，留给我们一大批品质非常高的著作。他翻译的作品成为了翻译文学的典范和经典。无论从思想层面还是艺术层面，傅雷的影响都是深远的。

　　广州日报记者：应该如何理解傅雷？

　　许钧：傅雷选择了翻译《约翰·克里斯朵夫》，选择巴尔扎克的作品来翻译，都是和我国当时的社会需要和政治形势结合起来的。他翻译的东西之所以不朽，主要是能翻译这些作品本身就需要一个选择的目光。比如，上世纪30年代，他翻译了《约翰·克里斯朵夫》，和当时全国国人的精神状态结合在一起。而解放后他翻译了巴尔扎克的作品，主要是为了让人们认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的美与丑、善与恶、真和假，利于人们辨识能力的提高。

　　广州日报记者：能否概括一下傅雷翻译的特色？

　　许钧：一是其作品的选择，他大多选择具有精神启迪和审美价值的书。其二，他的作品是求真求美的过程，他的翻译不仅仅忠实于原著，还让文字变成有血有肉的，起到审美的作用，然后影响到文化的吸收，他由文字入手来影响和丰富国人的文化。其三，他的翻译非常注重传神，翻译从文化差异的层面看，如果逐字逐句翻译无法反映出其生命。而傅雷重精神不重形式，实际上是充分认识到了两种语言间翻译造成的障碍后，采取这样的方法，让文字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能够获得新的生命。傅雷的作品能够反映出他求真求美的过程。

　　链  接

　　傅雷小传

　　傅雷（1908~1966），字怒安，号怒庵，上海南汇人，一代翻译巨匠，正直的作家，严谨的艺术理论家和教育家。幼年丧父，在寡母严教下，形成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性格。早年留学法国，学习艺术理论，得以大量观摩世界级艺术大师的作品，提高了艺术修养。回国后任教于上海美专，因不愿从流俗而闭门译书，翻译了如服尔德、巴尔扎克、罗曼·罗兰、梅里美等法国重要作家的大量作品。数百万言的译作成为中国译界备受推崇的范文，形成了“傅雷体华文语言”。他多艺兼通，在绘画、音乐、文学等方面皆显出独特而高超的艺术鉴赏力。一九五七年傅雷被打成“右派”，但仍坚持自己的立场。“文革”伊始，因不堪污辱，与夫人朱梅馥双双自尽，坦坦荡荡地选择了不归路。

　　傅聪将在星海音乐厅

　　举行纪念傅雷音乐会

　　（记者吴波）2008年5月11日，阔别广州两年的傅聪将在星海音乐厅举行傅雷逝世100周年纪念音乐会，为观众演奏肖邦的4首练习曲、f小调第4号叙事曲以及舒伯特A大调奏鸣曲——D.959。

　　举办方告诉记者，对照傅雷在家书中对爱子演奏的品味和解读，再度倾听大师傅聪那诗般的琴语，感受他浪漫广阔的音乐情怀，回味和联想家书中的字字句句，一种别样感动定然良久涌动于心。

　　傅聪已被时下媒体包装为一个文化偶像，坊间好几本内容重复的访谈录流传甚广，较新出炉的一本是他弟弟傅敏编的，叫《走出家书》。当人们还在捧读《傅雷家书》的时候，《傅雷家书》中的傅聪已渐行渐远，自成一“家”。

　　傅雷译巴尔扎克，独特魅力在哪里？

　　□ 杨小洲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是部大著，总起来有147部作品，实际完成只有97部，余50部未成书。而将巴尔扎克作品翻译为中文，迄今有据可查的资料，大约是九十多年前的1915年，由林纡、陈家麟合译出几个短篇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后也有零散作品被翻译发表，但多未成系统。真正系统翻译巴氏长篇小说的第一个中译本，当为穆木天译的《欧贞尼·葛郎代》，此译本1936年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穆氏随后尚译有《勾利尤老头子》、《恺撒比罗图盛衰记》等，由文通书局出版。依此可知傅雷1944年所译巴氏《高老头》与1948年所译《欧也妮·葛朗台》及1956年译《赛查·皮罗多盛衰记》，皆为复译本，此前早有穆氏译本出版。

　　说起1944年前的傅雷，并未有系统的翻译对象，通常只将翻译范围定在艺术，丹纳《艺术论》，保罗·葛赛尔《罗丹艺术论》，罗曼·罗兰《弥盖朗琪罗传》等。四十年代中期译巴氏《亚尔培·萨伐龙》始，1950年译《贝姨》，1952年译《邦斯舅舅》，1953年译《夏倍上校》，《奥诺丽纳》、《禁治产》，1954年译《于絮尔·弥罗埃》，1959年译《搅水女人》，1960年译《都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德》，1961年译《幻灭》三部曲，统共译有13部巴氏作品。借此他的翻译成就才得以显现。 

　　不过与傅雷总同时翻译巴尔扎克作品者，尚有高名凯。高氏所译巴尔扎克作品，分“风俗的研究”与“哲学的研究”两大部分，“风俗的研究”系列又分“外省生活之场景”之《杜尔的教士》、《毕爱丽黛》、《单身汉的家事》、《葛兰德·欧琴妮》、《幽谷百合》、《两诗人》、《外省伟人在巴黎》、《发明家的苦恼》、《老小姐》、《古物陈列室》、《米露埃·雨尔胥》、《地区的才女》（附：闻人高笛酒）12册；“私人生活之场景”之《三十岁的女人》、《弃妇》、《无神论者做弥撒》、《噩耗》4册；“军旅生活之场景”之《朱安党》（附：沙漠里的爱情）。“哲学的研究”之《驴皮记》、《受人诅咒的儿子》、《杜尼·玛西美拉》、《钢巴拉及其他》（短篇小说一集），统共为21册，皆由海燕书店出版。依此而言，与高名凯翻译巴氏作品数相比，傅雷的仅为高氏的一半。倘使穆木天、傅雷、高名凯三者比较，傅雷翻译巴尔扎克作品既非最早，亦非最多。 

　　傅雷初始翻译巴尔扎克作品，多有模仿傅东华先生将外国文字中国化的味道。傅译《乱世佳人》时，书中人名地名皆冠以中国称谓习惯，最典型莫过于白瑞德、郝思嘉的中文译名，开口便是“白先生”、“郝小姐”。其他如亚特兰大被译作狼窝囤一类，亦仿如中国东北乡村。傅雷译《高老头》与穆译《勾利尤老头子》在名字上一望便知倾向傅东华。傅雷在《重译本序》里说：“倘若认为译文标准不应当如是平易，则不妨假定理想的译文仿佛是原作者的中文写作。那么原文的意义与精神，译文的流畅与完整，都可以兼筹并顾，不至于再有以辞害意，或以意害辞的弊病了。”算是解答他对译作的认识。

　　按说三者皆曾留学法国，所译巴氏作品，以穆木天为最早，以高名凯最为系统。高氏原本是语言学专家，与傅雷译笔比较，熟练与流畅二人不相伯仲。从文字阅读上讲，高氏多于词句完整与文艺感；傅雷则胜在言辞幽默，使人读到巴氏文字的机智。穆木天译文与高、傅差别甚大，三人相比，以傅雷高名凯所译巴尔扎克作品顺畅易读，穆木天的中文表述逊于高、傅二位。但傅译本流传最广，为傅雷带来极大的名誉。不过傅雷对自己的翻译有清醒认知，说：“用这个尺度来衡量我的翻译，当然是眼高手低，还没有脱离学徒阶段。《高老头》初译（1944）对原作意义虽无大误，但对话生硬死板，文气淤塞不畅，新文艺习气既刮除未尽，节奏韵味也没有照顾周到，更不必说作品的浑成了。”这段话对当今一味歌颂傅氏作品者，很是有些嘲讽。

　　回过头来看高名凯在《杜尔的教士》前《译序》所言，知其翻译巴氏作品缘起：“回想一九四一年冬天，我和燕京大学遭受同样的命运，其狼狈的情况实在是难于笔述。后来我受中法汉学研究所的聘请，担任研究员的职务。那时候，物价已渐高涨，汉学研究所给我的报酬实在没法子让我维持最低的生活。然而‘不合适’的工作又不愿意接受，几乎没有一天不在经济的压迫之下。幸亏我的朋友俞鸿模先生和陈伯流先生约我为上海的书店翻译巴尔扎克小说集。于是，这外行的工作也就只好担任下来了。那时候，我的汉语语法论已经脱稿，所以每日到所工作六小时之后，回家时还能抽出时间来翻译，平均每日译四五千字。这样的堆积下来，不觉已将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外省生活之场景所包括的各篇小说大半译竣，成书计欧琴妮·葛兰德，幽谷百合，幻灭（共三部），打水姑娘，毕爱丽黛，杜尔的教士等一百万言之谱。”这段叙述写于1946年，可知高名凯当年翻译巴尔扎克作品先于傅雷，但作品出版却在傅雷之后，尤其是迄今未再版，殊可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