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周东封与殷遗民（傅斯年）

    此我所着《古代中国与民族》一书中之一章也。是书经始于五年以前，至民国
二十年夏， 写成者将三分之二矣。日本侵辽东，·C乱如焚，中辍者数月。以后公
私事纷至，继以大病，至今三年，未能杀青，惭何如之！此章大约写于十九年冬，
或二十年春，与其他数章于二十年十二月持以求正于胡适之先生。适之先生谬为称
许，嘱以送刊于北大《国学季刊八余以此文所论多待充实，造巡未果。今春适之先
生已于同一道路上作成丰伟之论文，此文更若烧火之宜息矣。而造之先生勉以同时
刊行，傅读者有所参考。今从其命，并志同声之欣悦焉。
    二十三年六月
    南朝以一个六百年的朝代激千里的大国，在其亡国前不久帝乙时，犹是一个强
有兵力的组织，而初亡之后，王子禄父等依然能一次一次的反抗周人，何以到周朝
天下事大定后，封建者除区区二三百里之家，四围以诸姬环之，以外，竟不闻商朝
造民尚保存何部落，何以亡得那么干净呢？那些殷商遗民，除以‘顽’了迁推邑者
外，运命是怎么样呢？据《逸同书·世停》篇，“武王遂征四方，凡我国九十有九
国，城磨亿有十万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亿万有二百三十，凡服国六百五十有
二。”果然照这样子“憨”下去，再加以局公、成王之“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真可以把殷造民“憨’完。不过那时候的农业还不曾到铁器深耕的时代，所以绝对
没有这么许多人可“憨”，可以“碱磨”，所以这话竟无辩探的价值，只是战国人
的一种幻想而已。且信屈骛牙的惆浩》上明明记载周人对殷遗是用一种相当的怀柔
政策，而近发见之白俄父敦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器）记“王命伯校父
以殷八目征东夷”。然则月初东征的部队中当不少有范文虎、留梦炎、洪承畴、吴
三挂一流的汉奸。周人以这样一个“臣妾之”之政策，固速成其王业，而股民藉此
亦可延其不尊荣之生存。《左传》定四年记周以殷遗民作东封，其说如下：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
周为睦。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磺，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旅：条氏，徐氏，
萧氏，索民，长勺氏，尾勺民，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
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父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
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统之虚。分康叔以大路，少帛，
精核，待旅，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树氏，樊氏，饥氏，终葵氏。
封沙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竞，取于有闹之土，以共王职，取于相土之东
都，以会王之东党。脱季授上，陶叔授民。今以“康语”，而封于殷虚。皆启以商
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阔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
以“唐古’，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可见鲁卫之国为殷遗民之国，晋为夏遗民之国，这里说得清清楚楚。所谓“启
以商政疆以周索”者，尤显然是一种殖民地政策，虽取其统治权，而仍其！日来礼
俗，放日“启以商政疆以周索”。这话的绝对信实更有其他确证。现分述鲁卫齐三
国之情形如下。
    鲁井《春秋》及《左传》有所谓“毫社”者，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毫社”屡
见于《春秋经》。以那样一个简略的二百四十年间之“断烂朝报”，所记皆是戎相
会盟之大事，而“毫社”独占一位置，则“毫社”在鲁之重要可知。且《春秋》记
“毫社（《公羊》作蒲社）灾”在哀四年，去殷商之亡已六百余年，已与现在去南
宋之亡差不多。（共和前无确切之纪年，姑据《通鉴外纪》，自武王元年至哀四年
为六百三十一年。宋亡于祥兴二年卜二七九］，去中华民国二十年卜九三一］凡六
百五十二年。相差甚微。）“是社”在股亡国后六百余年犹有作用，是甚可注意之
事实。且《左传》所记“是社”中有两事尤关重要。哀七，“以部子益来献于毫社”，
杜云， “以其亡国与殷同。 ”此真谬说。都予殷为东夷，此等献俘，当与宋襄公
“用部子于次礁之社，欲以属东夷”一样，周人馆殷鬼而已。又定六年，“阳虎又
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人于毫社。”这真清清楚楚指示我们：鲁之统治者是周人，
而鲁之国民是殷人。殷亡六七百年后之情形尚如此，则西周时周人在鲁不过仅是少
数的统治者，犹钦察汗金骑之于俄罗斯造部，当更无疑问。
    说到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当附带着说。孔子所代表之儒家，其地理的及人
众的位置在何处，可以借此推求。以儒家在中国文化进展上的重要，而早年儒教的
史料仅仅《论语》。相弓民孟子风荷子》几篇，使我们对于这个宗派的来源不明了，
颇是一件可惜的事。 孙星衍重修之好L子集语》，材料虽多，几乎皆不可用。《论
语》与《擅引在语言上有一件特征，即“吾”‘哦”“尔”“汝”之分别颇显，此
为胡适之先生之重要发见。以庄子·齐物》等篇亦然。）《擅引与优语低为一系上
看《檀引中孔子自居殷人之说于《论语》有证否。
    （《檀弓》）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于门，歌日，“泰山其颓乎？梁木其
坏判哲人其萎判”既歌而入，当户而坐。子贡闻之，曰：“泰山其顽，则吾将安仰？
梁木其坏，哲人其萎，则吾将安放？夫子殆将病也。”遂趋而入。天子曰：“赐，
尔来何迟也？夏后氏殡于东阶之上，则犹在昨也。殷人殡于两摄之间，则与宾主夹
之也。周人殡于西阶之上，则犹宾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畴昔之夜，梦坐奠于
两俭之间。夫明王不兴，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将死也户盖寝疾七日而没。
    这话在《论语》上虽不曾重见以擅引中有几段与《论语》同的），然《论语》
《擅引两书所记孔子对于殷周两代之一视同仁态度是全然一样的。
    （《论语》）行夏之时，乘殷之格，服周之冕，乐则韶舞。
    殷因于夏利，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
世可知也。
    周监于二代，郁郁平文哉！吾从周。
    夏礼，吾能言之，把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
足，则吾能征之矣。
    （《檀弓》）殷既封而吊，周反哭而吊。孔子曰：“殷已意，吾从周。”
    殷练而树，周卒哭而批。孔子善殷。（《外相弓》篇中记三代异制而折衷之说
甚多，不备录。）
    这些话都看出孔子对于殷周一视同仁，段为胜国，周为王朝，却毫无宗周之意。
所谓从周，正以其“后王灿然”之故，不曾有他意。再看孔子是否有矢忠于周室之
心。
    （《论语》）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未之也已，何
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手？”
以阳货章》。又同章，佛胜召，子欲往。）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平？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
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这话直然要继衰周而造四代。虽许多事要以周为师，却绝不以周为宗。公羊家
义所谓“故宋”者，证以《论语》，当是儒家之本原主义。然则孔子之请讨臧君，
只是欲维持当时的社会秩序，孔子之称管仲，只是称他曾经救了文明，免其沉沦，
所有“丕显文武”一类精神的话语不曾说过一句，而明说“其或继周者”（曾国藩
一辈人传檄讨太平天国，只是护持儒教与传统之文明，无一句护持满洲，额与此类）。
又孔子但是自比于老彭，老彭是殷人，又称师挚，亦殷人，称高宗不冠以殷商字样，
直日“书曰：“称殷三六，尤有余音绕梁之趣，颇可使人疑其有“故国旧墟”“王
孙芳草”之感。此皆出于最可信的关于孔子之史料，而这些史料统计起来是这样，
则孔子儒家与殷商有一种密切之关系可以晓然。
    尤有可以证成此说者， 即三年之丧之制。 如谓此制为周之通制，则《左传》
《国语》所记周人之制毫无此痕迹。孟子鼓动胜文公行三年之丧，而腾国卿大夫说：
“吾先君莫之行，吾宗国鲁先君亦莫之行也。”这话清清楚楚证明三年之丧非周礼。
然而《论语》上记孔子曰：“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这话怎讲？孔子之天
下，大约即是齐鲁宋卫，不能甚大，可以“登太山而小天下’伪证。然若如“改制
托古’诸之论，此话非删之便须讳之，实在不是办法。惟一可以解释此困难者，即
三年之丧，在东国，在民间，有相当之通行性，盖殷之遗礼，而非周之制度。当时
的“君子（即统治者），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而士及其
相近之阶级则渊源有自，齐以殷政者也。试看关于大孝，三年之丧，及丧后三年不
做事之代表人物，如太甲，高宗，孝己，皆是股人。而“君幕，百官总己以听于家
宰者三年”，全不见于周久之记载。说到这里，有《论语》一章，向来不得其解者，
似可以解之：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
    此语作何解？汉宋治经家说皆迂曲不可通。今释此语，须先辩其中名词含义若
何。“野人”者，今俗用之以表不开化之人。此为甚后起之义。《诗＊我行其野，
克尤其麦”，明野为农田。又与《论语》同时书之《左传》记债二十三年“晋公子
重耳……出于五度， 乞食于野人。 野人与之块。”然则野人即是农夫，孟子所谓
“齐东野人”者亦当是指农夫。彼时齐东开辟已甚，已天荒野。且孟子归之于齐东
野人之尧与音文北面朝舜，舜有惭色之一件文雅传说，亦只能是田亩间的故事，不
能是深山大泽中的神话。孟子说到“与木石居，与鹿京游”，便须加深山于野人之
上方足以尽之。（《孟子·》，‘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可见彼时所
谓野人，非如后人用之以对“斯文”而言。批语》中君子有二义：一谓卿大夫阶级，
即统治阶级；二谓合于此阶级之礼度者。此处所谓君子者，自当是本义。先进后进
自是先到后到之义。礼乐自是泛指文化，不专就玉帛钟鼓而言。名词既定，试翻做
现在的话如下：
    那些先到了开化的程度的，是乡下人；那些后到了开化程度的，是“上等人”。
如问我何所取，则我是站在先开化的乡下人一边的。
    先开化的乡下人自然是殷遗，后开化的上等人自然是周宗姓婚姻了。
    宋井卫井来为商之转声，卫之名卫由于承书。来为商之宗邑，韦自场以来为商
属。宋之立国始于微子，固是商之于遗。卫以帝乙、帝辛之王都，康叔以殷民七族
而立国。此两处人民之为殷遗，本不待论。
    齐井齐民之为殷遗有二证。一，《书序》，“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
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左传》昭九，“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日，‘薄姑、
商奄，吾东上也。”’又昭二十，曼子对景公曰：“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利因之，
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汉书·地理志》云：“齐地殷末
有薄姑氏，至周成王时，薄姑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师尚父。”二，请再
以齐宗教为证。 王静安日：“日‘贞方帝卯一牛之南D’，曰“‘贞姹资于东’，
曰‘己已卜王贵于东’，日‘更于西’，曰‘贞资于西’，曰‘癸酉卜中贞三牛’。
曰‘方帝’，曰‘东’，曰‘西’，曰‘中’，疑即五万帝之把矣。”（增订《殷
墟书契考释好六十页。）然则苟子所谓“按往旧造说谓之五行”者，其所由来久远，
虽是战国人之推衍，并非战国人之创作，此一端也。周人逐纣将飞廉于海隅而戮之。
飞廉在民间故事中日黄飞虎，黄飞虎之把，至今在山东与玄武之把同样普遍。太公
之相不过偶然有之，并且是文土所提倡，不与民间信仰有关系。我们可说至今山东
人仍祭商朝的文信国。郑延平，此二端也。至于毫之在山东，泰山之有汤迹，前章
中已详论，今不更述。
    然则商之宗教，其祖先崇拜在鲁独发展，而为儒学，其自然崇拜在齐独发展，
而为五行方士，各得一体，派衍有自。试以西洋史为比：西罗马之亡席国旧土分为
若干蛮族封建之国。然遗民之数远多于新来之人，放经千余年之紊乱，各地人民以
方言之别而成分化，其居意大利，法兰西，西班牙半岛，意大利西南部二大岛，以
及多脑河北岸，今罗马尼亚国者，仍成拉丁民族，未尝为日耳曼人改其文化的，语
言的，民族的系统。地中海南岸，若非因亚拉伯人努力其宗教之故，恐至今仍在拉
丁范围中。造民之不以封建改其民族性也如是。商朝本在东方，西周时东方或以被
征服而暂衰，人春秋后文物富庶又在东方，而鲁宋之德墨，燕齐之神仙，惟孝之论，
五行之说，又起两主宰中国思想者二千余年。然则谓殷商为中国文化之正统，殷遗
民为中国文化之重心，或非孟浪之言。战国学者将一切神话故事充分的伦理化，理
智化，于是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之宗神，合为一个人文的“全神堂”，遂有“皋陶漠”
一类君臣度歌的文学。在此全神堂中，居“敬敷五教”之任者，偏偏不是他人，而
是商之先祖契，则商人为礼教宗信之寄象，或者不是没有根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