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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小荣


作者:刘真

  刘真 原名刘清莲。1930年出生。山东夏津人。著有小说集《我和小荣》,散文集《山刺玫》等。

一 活神仙

  因为我爱说话,说起话来声音又高又脆,同志们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歪把机关枪”。
  一九四二年六月的一天晚上,赵科长帮助我把文件包结结实实的捆在身上,像往日一样,我就朝着我要去的那个秘密的地方出发了。
  六月的天气是很奇怪的,刚才还有满天的星星向我挤眼睛。突然,暴风雨带着满天的黑云,像是一群没有笼头的野马,迎面,呜哇呜的叫喊着,拼命的向我扑来。我深深的吸了一口凉气,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我稳稳地站了站,挺起胸脯说:“怎么样?你欺负我是个十五岁的孩子吗?对不起,我是参加八路军三年的老战士啦,日本鬼子的飞机大炮我都不怕,你算什么?哼!”我坚决的迈开了大步,可是这风也不是好惹的,它更带劲的跟我干起来。我往前走,它就偏叫我向后退,我就偏要往前走,总不能让它打败。
  我微微的向前弯着腰,喘着粗气,不知走了多少时候,我抬头一看,黑云已经织成了一块无边无沿的天幕,把银河,把北斗星,把整个的蓝天都盖起来了。我的心一慌,天哪!哪里是我应该去的方向,我竟不知道了。
  四面都是日本鬼子的炮楼,探照灯像魔鬼的眼睛,在我的身上晃过来晃过去,好像就是为了寻找我的文件包。我急忙把文件包转移到胸前,紧紧地抱着。唉呀!我这可该往哪里走哇?
  临出发的时候,赵科长有点不放心的低声对我说:“小王!千万要小心哪,这是一包很重要的文件,必须在天亮以前送到。这么远的路程,你能完成任务吗?”我有点生气地说:“这一点文件,就是闭着眼睛,也能送到。”赵科长伸手就来解文件包:“不行不行,你太自高自大啦,这样一定会出岔子,还是找别人……”我急忙拦住他:“好科长!我承认错误,我不过是嘴里说说好玩,心里并不是这样想的。”赵科长照我的背上捅了一下,往我手里塞了一个手巾包:“快去你的吧。”我出了大门,仔细看了看包包,原来是四个煮熟了的鸡蛋。噢!我想起来啦,这是昨天他媳妇来看他,从家里拿来的。真的,隔着皮我好像就闻到鸡蛋的香味了。
  我是这么高兴地离开了他,真倒霉,我碰上了这样的坏天气。在这漆黑一团的夜里,走错一步就会叫敌人捉住,文件这么重要,我该怎么办?嗨!我真想插翅飞上天去,拿一把能盖过天的大扫帚,赶跑黑云,把明晃晃的月亮放在蓝天的正当中;我又想把太阳——那个火红的大圆球,从地球的那一面抱回来。
  我正这样着急地胡思乱想,突然,有一点点火光在左边不远的地方,忽明忽暗的闪动。我想:假如是人,就绝不是敌人,因为一到天黑,敌人就变成了乌龟的脑袋,钻进炮楼的壳里不敢出头了。
  我高兴的向火光跑去,走了不远,就钻进了一片古老的松树林。火光不见了,我正急的心慌,一个低沉又严厉的声音从树后面传出来:“干什么的?”把我吓了一大跳,我立刻假装冷静的回答:“我娘病啦,到城里去买药回来,走迷路了,你给我指个方向吧。”一个黑影子走到我跟前来,他两手抱住我的头,摇了摇,哈哈地笑了:“好一个老百姓,别跟我装蒜了。”从他的声音里,我听出了他不是坏人。这时候,月亮从裂开了的黑云缝里,露出脸来。我这才看出了,站在我面前的,原来是个白胡子老头,他肩膀上背着一条破口袋。他接着问:“说,快点,是不是同志?”我说了声:“是同志!”就把头深深地埋在他怀里了。不知怎么的,我觉着很委屈。他亲切的扳起我的头问:“你需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吗?快下命令,我的小首长。”我毫不客气地说:“我有要紧的事,快把我领到大王庄去,你去得了吗?”他满不在乎的:“嗨!这算什么。告诉你,我的腿是飞毛腿,眼是千里眼,天上也能去。”“好,那就快走吧!”他马上像个战士似的说:“立正,敬礼,开步——走。”我噗哧一声笑了,紧紧地拉住了他的手。
  他虽然老,走起路来胸膛还是挺的那么高,比年轻人的精神还大呢。有他领着路,黑暗与暴风再也不敢逞凶了。
  我觉着有点奇怪,怎么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他就突然出现了呢?他真像奶奶讲的故事里的活神仙,能呼风唤雨,腾云驾雾。他的胡子有一尺长,就像晚霞中太阳爷爷的胡子。他把手一甩:“直看我干什么?我又不是刚娶来的新媳妇。小心脚底下,别把脑袋摔个大疙瘩。”我憋不住地说:“老大爷!要不是我参加了八路军,反对了迷信,我真认为你是个活神仙。”他笑了:“哈哈,活神仙?那算得了什么,我比活神仙可强多啦,我会打鬼子,就这一条,不论是吕洞宾、铁拐李谁都比不上我。”
  不知不觉中,我们走到了一个村边上,他又给我行了个礼:“报告首长,任务完成啦,我可以回去了吧?”我仔细一看,原来这真是大王庄。可是我舍不得离开他,我急忙拦住他的去路说:“老大爷,请你相信我,告诉我吧,你是干什么的?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他把嘴对准我的耳朵:“好孩子!我相信你。我是敌伪工作联络员,我姓孙,你不必问我的名字,高兴你就喊我孙大爷,不高兴就喊我孙悟空或者孙猴子都可以。千万别喊我猪八戒,猪八戒是迷媳妇的,我这么大年纪啦还能迷谁呢?就是我迷人家,人家也不迷我呀。还是迷抗日工作吧,它不嫌我老。”说完他就大步大步的走开了。我追到他跟前说:“你别以为自己挺秘密的,就是走到天边,我也还能把你找到。”

二 十二岁的小荣

  这时候,已是深夜两点钟的样子,公鸡还没有直着脖子叫喊。人们都在睡大觉。只有白杨树叶子沙沙地响,好像是一个善心的老大娘,低声的,永不停息的对我讲着故事。也不知是谁家的娃娃,突然哭起来,可能是衔住了奶头,又睡着了。一个男人打呼咯打得好响啊,像打雷一样。我忽然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交通员最勤劳,我们的工作也最有趣,在很多个这样的夜里,只有我们,走在路上,在静静的村庄走过,在千百万人们的熟睡中悄悄走过。我对星星和月亮讲着话,我看见过猫头鹰,也看见过一群群过路的、疲劳的大雁在沙滩上睡觉。我不愿惊醒它们,在它们身边轻轻绕过。我的手痒啊,我真想抓一只抱在怀里,可是我听奶奶讲过,大雁都是一对对才能过活,如果失掉了一个,另一个就一辈子不休息,别的雁都睡觉,只有它站岗。你看,它多难受哇,我宁愿一辈子不打猎,也不愿伤害它们的同伴。
  我这样胡思乱想着,已经走近了交通站李大娘家的门口,她家的小院子,孤零零的站在村东头的高土岗上。门口有一棵两搂粗的空心老槐树,树下是一口清亮亮的甜水井。李大娘常常坐在槐树下,一面放哨,一面给同志们洗衣裳。同志们来了,不管刮风下雨,半夜三更,大娘大爷就急忙烧水,做饭,就像自己家人来到了一样。一看见他们家的大门,我的腿就软了,真想躺在炕上睡他两天两夜。他们家只有三口人,那一个是他们十二岁的独生女小荣。她是一个挺好的小姑娘,就是有点太厉害。比如她烧好了一盆开水,总是下命令似的说:“别那么慢慢腾腾的,快洗脚,洗完了吃饭。”还有,她自己不爱说话也没有人埋怨她。本来嘛,一个人一个脾气,谁也管不了谁,可是她偏偏管着我,不许我多说话:“你少叨叨两句也没人把你当哑巴卖了。”看,好像我说话会震聋了她的耳朵一样,真奇怪。今天我又来啦,还不知她又怎么管着我呢。
  按着规定的记号,我在他们房后墙上跺了三脚。往日,马上就有人回答一声咳嗽,接着就轻轻的开了门。门缝是放了油的,没有响声。可是这一次我连跺了四次脚,里边一点动静也没有,是他们睡的太死?没这样过呀。我悄悄的溜到大门口,把事先预备好的铁丝拿出来,准备拨门。我顺着门缝往上一摸,妈呀!可了不得了,门缝上斜贴着三道封条。我大吃一惊,头也发热了,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家的三口人都到哪里去啦?这可叫我怎么办?这里是敌占区,离平汉铁路只十多里路。本来这文件是叫赶快转送到铁路西交通站去,可是我没去过呀。返回去吧?七十多里路,不但任务完不成,天亮以后还可能叫敌人捉住,最要紧的是文件。
  我又急又气,伸手把封条撕下来,就用身子撞大门。小狗汪汪的咬了两声,从水道里爬出来,一看是我,它就不咬了。这是小荣喂的一只小黄巴儿狗。看见它,我觉得真亲哪,我急忙把它抱在怀里,吻着它的小鼻子说:“小宝贝!告诉我吧,大娘大爷和小荣到哪里去了?”说着,我的眼圈湿了。
  突然,一个黑东西从老槐树的空心里跑出来,吓的我后退了两步。我冷静了一下,伸手从腰里抽出木头手枪,低声的:“干什么的?”她原地动也不动的低声喊了一声:“小王哥……”“是小荣?”我听出了她的声音是颤抖的,我的心缩紧了。我一步步走到她的身边,小心地问:“你为什么站在那里?大爷大娘呢?”她拉住我说:“村里有汉奸,咱们到村外去说。”说着,我们手拉着手,像飞一样的跑到我和孙大爷分别的柳树底下来,小巴儿狗也撅着尾巴紧随着。
  小荣说:“你来干什么?快说。”“不!还不慌,快说,大爷大娘呢?”小荣固执的:“你不要问,快说干什么吧。”“不!我偏要问。”小荣哭了:“我就不叫你问。”我的心沉下去了,话也说不出来。好半天,我才说:“文件怎么办?赵科长叫立刻转送路西交通站。”
  小荣马上止住哭说:“我就等着这件事呢,快交给我。”她伸手就来解文件包。我抓住她的手说:“不行,你办不了。”小荣耐心又带着急躁的说:“你忘了吗?我到那里去过十多趟呢。”“那是你跟你爹一块去的呀!”“不!我自己也送过信。”“信比文件好办的多,要是碰上敌人,一口就能吃到肚里去,文件可不行。”小荣急了:“我说我能行就能行,别跟我贫嘴瓜打舌的。”我不慌不忙的用手指掐算着说:“你才十二岁,十二岁?不行,我十二岁参军的时候,晚上走路还怕鬼呢。”小荣强硬的:“十二岁也不能说明干不了重要的事情。”我仍然摇了摇头:“不行!这文件太重要。”小荣无可奈何的,怨恨地说:“那一天俺姨拿来了五个柿子,我一直留了七八天,等你来了再吃,……可倒好,反过来你还瞧不起我。”用小拳头,照我的胸口上接了一拳,紧接着就哭了,“呜呜呜……”哭的真痛,好像她的哭跟我们刚才的吵架没有关系。从她的哭声里,我听出来了,她是哭她爹娘。我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泪珠子在我眼里一串串的滚出来,接着,我也跟她一块哭了。巴儿狗也像是很伤心,跑到她脚下看看她的脸,又跑到我脚下看看我的脸,不知来回的跑了多少趟。在远处,不知谁家的公鸡,唱出了第一声歌。我们两个好像根本不曾哭过一样,惊奇的抬起头来互相看着:“呀!天快亮啦,文件怎么办哪?”我们一起这样说。小荣着急的一把揪住我的衣裳襟:“我说我一定能送去,如果完不成任务,你砍我的头,你别再说话。”我仔细一想,真的,不能再耽误时候了,我说:“咱俩一块去吧,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心眼儿多一点。”小荣笑了:“好!快走吧!”她又伸手来解文件包。我说:“这还用不着你拿。”“今天风这么大,七八十里路,你早就累坏啦,就是嘴硬。”“不……”“嗨!你总是不住嘴的穷叨叨,快给我!”她不等我说完话,就打架似的把文件包夺过去了。
  她把包包拴在背上,又回头来给我紧扣子:“朝雾就要下来。”她从兜里拿出两个像石头一样硬的高粱饼子给了我。她是这样惯了的,她的爹娘常常是因为送信不在家,她就成了这一家的主人,又是烧水做饭,又是缝补衣服,她完全像个大人一样的照顾大家,因此过往的同志送给她个外号叫“小大人”。这个“小大人”在我面前好像就变成个“大大人”了,她又懂得心疼我,又爱管教我。
  每逢她这样对待我,我哪怕对她有天大的不满,也一下子忘光了,我好像真的变成她的一个顺从的小弟弟了。她娘常因此骄傲地说:“就是小荣能管住小王,真是什么虫啃什么木头,一物降一物。”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越是这样,我就更喜欢小荣。

三 “我自己能照管自己”

  当我们来到铁路边上的时候,东方已经开始发白了。正好有一列火车,从南往北,咕咚咚,咕咚咚的开过来。我和小荣并排坐在麻子棵底下,看着火车。原来火车就是这个样子,一间间的小房子,连成一个长串串,好像比我们村子还要长呢。哎哟!这家伙可真不错呀,能装下好些好些的人,还能把堆成山的东西拉走。我自言自语地说:“真好哇!我本来打算,等抗战胜利了去开汽车,现在我一定要开火车。如果看见同志们走累了,我就停下来说:‘快上来吧!这是咱们自己的火车……’”小荣睁着她星星一样亮的大黑眼睛,笑眯眯的,一声也不响,是不是她也想去开火车呢?
  火车过去了,我们飞快地站起来,小荣哑声地说。“别乱动,一定要听我的指挥。”说完,她弯下腰,一股劲地向铁路上跑去。
  在路上,她已经把情况跟我说清楚了,说日本鬼子有个护路队,常常来来往往的走动,也可能埋伏在路两旁。小荣说她先去看看,如果碰上敌人,就叫我偷偷地绕道跑过,如果没有敌人,她回来叫我。因为这件事,我跟她争了半天,我说我当过三年八路军了,有斗争经验,应该叫我先去看看,她嫌我是满口的山东腔,如果碰上敌人,一句话就露了馅啦。还有,她说我是男孩子,腿长,应该背着文件包快快跑。侦察。指挥、打掩护的工作,她来做。她说的有道理,我只好听从她。
  我着急的等着她,心噗咚噗咚直跳,支愣着耳朵听着,是不是有动静。也许,她会被敌人捉住;可是她说过啦,就是被捉住,她也要大声地说几句话,故意叫我听见。我就像坐在针尖上一样不安,哑声地说:“千万别有说话的声音,快回来,会的,她一定会回来……”嘿!真来啦,一个小黑影子,飞一样跑来了……
  还没有跑到我身边,她就向我招手说:“快!跟我来!”我开跑了,恨不得一步迈到路西去。她突然站在铁路当中,笔直的,像司令一样用手指着西边:“快快!顺着这条路,一直往西。”一看她这个沉着样子,我的紧张劲就减轻了一半。一到铁路西,我使尽全身力气的跑哇,跑哇,随后,她也跟了上来。嘎勾、嘎勾——背后枪响了。我们弯低了腰,拉起手,跑得更快了。突然,西北的树林子里也响枪了。小荣笑了笑:“这是咱们游击队放的枪,专为了掩护来往过路的同志。”一会,枪不响了。小荣的嘴张着,跑得快出不来气,她放慢了脚步说:“不要紧啦。”
  又走了一会,天亮了。夏天早晨的一种最先歌唱的鸟儿,愉快地唱了起来。我和小荣最最喜欢这种鸟儿,就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我们给它起名叫“黎明乌”。
  太阳,在我们背后,在很远很远的东天边,升上来,是一个火红的大圆球,给我们每人照出一个长长的影子,看这个影子,我们比最高的男人还高哩。小荣迈着很大的步,一心想踩住自己的影子。
  来到下一个交通站,家家正做早饭。小荣极熟悉的把我领进了一个小院子。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大娘从北上房迎出来:“唉哟我那孩!怎么就你自己来啦,你爹就那么忙?”小荣立刻眼圈红了,可是她紧紧的闭着小嘴儿,一句话也不说。就像到了她自己的家一样,把我领到炕上坐下,她却帮着大娘抱柴,点火做饭。
  大娘不会说客气话,赶紧铺开被子,帮我脱了鞋,小心的把文件包接过去。我嘱咐她:“这是重要文件,可别耽误了,快送走。”她笑着说:“我知道,我都知道。”我高兴她不把我当小孩子看待,用跟大同志说话的口气,没等我问,她就自我介绍了:“我家姓张,没有白吃饭的人,儿子在游击队,老头子是交通员,我和媳妇算是招待员,六岁的小孙子是勤务员,他知道给同志们端水,拿筷子,工作可积极呢。”说着,她自己哈哈地笑起来。看见小荣,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正像赵科长跟我开玩笑时说的:“歪把机关枪卡壳了。”大娘也不抬头,只管一面烧火一面说:“这么大远的路,你爹不来,又叫你自己来,真能放得下心。你爹前几天脚上长了个疮,好了没有?还有你娘,工作忙的很,眼睛熬夜熬得红赤赤的,我买到了一瓶眼药,你拿回去吧。”她一口气说了这么一大串,好像并不是为了叫人答腔。小荣使劲咬着嘴唇,为了不叫自己听见大娘的话,故意把筷子和碗刷得哗哗响。突然哗啦一声,两个碗掉到地下摔碎了。小荣哭了。我从来没听见她这么哭过。
  大娘急忙把她抱在怀里说:“打两个碗算得了什么,难道我还会因为这个埋怨你吗?可不会。你是一个天下难找的好闺女。你不要以为这不是自己的家,你爹每次来都给我带点吃的,他自己却不舍得吃,咱比一家人还亲。你爹娘也不会因为这两个碗骂你,快别哭啦。”听了这些话,小荣哭得更痛了。不用再说,我已经完全明白,小荣的爹娘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把脸蒙在手里,也偷偷地哭起来。大娘惊奇地问:“是出了什么岔子吗?”她急忙扳起了小荣的脸,仔细地左看看,右看看。这时候我也才看出来,小荣的眼窝都往里陷下去许多,显得更大了,脸上的红色也没有了,下巴更加尖尖的突出来,小辫乱哄哄地散在脖子上。看着看着,大娘也像是猜着了似的哭了。
  第二天早晨,小荣要跟我一块到地委会去,她满含着眼泪说:“小王哥哥,带着我吧,我没有家啦。”我立刻答应了她。大娘可不干:“你还小哩!等大了再去,就在我家住着吧,我正没个闺女。”说着,她又掉泪了。小荣委屈地说:“小王家三口人都抗战,俺家一个抗战的也没有了,他才比我大三岁,他能干的事,我也能干。”
  大娘硬是不叫她走,说她太小,没有人照管,小荣扑在她怀里,喊了一声“娘……”,半天才说出:“你放心,我自己能照管自己。我四岁就会自己洗脸,五岁会穿衣裳,六岁会梳头,会叠被。我到了那里,不会的,都能学会,我一定听话,不淘气。”大娘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了,急忙包了几个菜园子,给我们路上吃。又很费力地找出一块白洋布手绢,给了小荣说:“孩子,咱穷,没什么东西给你拿。”
  临走,她送出我们四五里路,难舍地抚摸着小荣的头说:“去吧孩子,我知道,你一定会长成一个好闺女。”

四 我们更亲近了

  已经半夜了,我们还没有来到地委会。真讨厌,大雨一点也不客气地下开了。我拉着小荣,她也想尽力走在前边,拉着我。呼哧小荣滑倒了,叭拉我又仰脸倒在泥里,我大声喊着:“唉哟坏了!我的屁股摔成两半了。”喜得小荣哈哈笑,笑着笑着又摔了一跤。
  一看见我们住的大门口,我的腿酸得再也拔不动了。我的心也沉下去了。我没有经过上级允许,就领来了小荣,现在正是精兵简政的时候,环境又艰苦,赵科长如果不收怎么办呢?我跟赵科长在一块二年了,他像父亲一样地疼爱我,整天跟我有说有笑,用脑子用累了的时候就说:“伙计,来,咱们干一场。”于是我俩就摔筋斗、打拳,他简直把我锻炼成了铁蛋蛋了。可是,如果他认为不对的事,你就是说破了嘴,他也不赞成。我为小荣担心,如果他真不收,那可怎么办?
  我用铁丝拨开门,对小荣说:“你在这里等一会,我先去说好了你再进来。”小荣没有答腔,一下子坐在门洞里了。
  每次都是这样,我不回来,赵科长就不睡觉,他说睡也睡不着,总是在看书、写字,等我。今夜,他屋里还是点着灯。我从门缝里往里一瞧,他正愣愣地听着窗外的雨声,焦急地走来走去。我哗啦推开了门,他突然扭过头来:“唉呀!我的小家伙,可把我急坏了,为什么,为什么晚回来了一天?叫雨淋坏了吧?”他急忙来给我脱湿衣服。我本来想好了一大堆话,不知怎么搞的,我一句也不会说了。磕磕巴巴的:“我,我不要紧,淋惯啦。她,她的爹娘叫鬼子害了,她饿得又黄又瘦,又叫雨淋了这一场,快,快叫她进来吧。”赵科长惊奇地睁大了眼睛:“你说谁?在哪?”“就是交通站李大娘的闺女小荣。在……大门洞……”我的话还没落音,他就冒着雨跑出去。几乎是一眨眼的工夫,他就把小荣领进来了。他气愤愤地瞪着我:“这么黑的天,外边下着大雨,你为什么把她一个人留在门洞里?”我委屈地说:“怕你不收留她。”科长说了声:“你呀!你真是个傻瓜蛋。”眼圈就红了。
  从此,小荣就跟我们一起住下来。赵科长说她是烈士子女,年龄又小,要好好照顾她,有机会送她到太行山根据地去念书。
  我每天还是照常送信,送文件,送来来往往的同志。小荣可不干了,小嘴撅得可以拴住一头小毛驴儿。她因为自己不做工作,显得很不高兴。赵科长整天跟她讲,等她大了再工作,她就说:“等什么,小王现在干的工作,我都能干,不信你试试看。”
  有一次,赵科长又叫我到三十里路外的一个村去送信。走到半路,我无意中发现小荣跟在后面。我又气又喜,叫她回去,她不听。只得一块去。天还不黑,我们回到了家,小荣把收条往桌上一放,一句话也不说,大眼睛挑战似的看着赵科长。从此,她就被批准跟我一块出去工作了。
  小荣的爹娘被捕以后,我们在离她家三里外的冯村,又建立起新的交通站,我和小荣的主要任务就是跑这个站。从地委会到这个村,七十多里,中间经过数不完的鬼子炮楼、封锁沟、汽车路。在这条艰苦的道路上,我有了一个伙伴。沿路每一个村庄的名字,这蓝天底下的每一棵树都深深刻在我们心上。我忘了的,她记得,她忘了的,我记得,不管夜再黑,风再大,我们永远不会迷失方向了。我这样想:等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俩的四只脚,就把这条路磨成水晶的了。如果鸟儿飞在天上,或者人们走在这条路上,都能照出一个好看的影子来。
  小荣比在家的时候还活泼呢,话也多了一点,还给我编了一套快板说:“我有个大哥叫小王,能吃饭,能喝汤,别看他手里没武器,说起话来可是一挺歪把机关枪。”
  我可不是好慧的,也给她编了一套:“我家有个撅尾巴后辫的小姑娘,眼睛大得像月亮,别看她闭嘴不说话,千万个心眼儿肚里藏。”每次她走起路来,总要走在我前边,她的独根小后辫子,挺神气地左右摇摆着。
  就是有一次,我把她惹哭了。我娘在妇救会工作,抽空给我做了个书包,当中用金黄线绣着八个字:“努力学习,革命到底。”把我高兴得又是唱又是跳,叫这个看看,叫那个瞧瞧。赵科长向我走来,低声说:“小王!跟我来。”他把我领到村西头,用手指着一棵枣树下:“你看,那是谁?她怎么啦?”我抬头一看,原来是小荣,她低着头,好像在哭,我觉得奇怪:“这是为什么?”科长说:“你为她想一想,当你拿着母亲做的书包高兴的时候,她心里是什么味道?”噢!这一下我明白了:“那么,我把书包送给她吧?”科长说:“这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不管。”我二话没说,撒脚跑到她跟前,毫不犹豫地拿出书包:“我送给你。”她坚决地把我的手推回来:“不是,我不要……”我抓住她的手,不知说什么才好。赵科长慢慢的,一步步的走到我们身边,一只手拉着小荣,一只手拉着我,穿过一排排的杨柳树,默默地往回家的路上走着。
  这时候,太阳落西山了,成群的乌鸦飞回窝来,小乌鸦啊啊地张着大嘴,等妈妈带回吃食来。
  我为这件事,给娘写了一封信。从此,娘每次给我捎东西,都有小荣的一份,给我做一双黑鞋,就给小荣做一双花鞋。那个书包,我们俩共同用,由她保管着。她比我干净,每天把里边收拾得整整齐齐,我们的国语、政治、地理课本,都在里边好好地放着,再也不乱扔得到处都是啦,如果我要念书,她给我拿出来,怕我拉乱了。
  小荣和房东大嫂子住在北屋,我和赵科长住在西屋。有一次,已经半夜多啦,我睡醒来睁眼一看,灯亮着,小荣正坐在灯下缝着什么,干得挺费劲。我仔细一看,原来是缝我的破袜子。我觉得奇怪:“你这是为什么?白天不能缝吗?”她说:“白天大嫂子看见,就抢过去她缝啦。”“那就叫她缝呗!”她停止了缝,说:“你娘给我做了那么多东西,我,我什么也没有……”我一把把袜子夺过来:“如果你是为了这个给我缝袜子,我情愿把袜子烧了,我的脚磨烂了,永远再也不穿袜子。”小荣睁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疑问地看着我,我接着说:“我对你好不是为了叫你替我缝袜子。”小荣急忙说:“我是真心。”我摇着头:“不对,是真心就不会说给了你‘那么多东西’的话啦!”她慢慢地说:“这不是在自己的家呀……”
  听到这里,赵科长从被窝里忽的坐起来,看样子他早就醒了。他披上外衣,把小荣拉在自己身边,低声慢慢地说:“好孩子,这是你的家,也是我和小王的家,这个大家庭里有千千万万的同志,不管哪个同志有了困难,大家都应该真心诚意地帮助他,那些坏人们才只顾自己,不管别人……”这一夜,他讲了很多很多,讲列宁和斯大林斗争和友谊的故事,讲二万五千里长征,讲打日本鬼子。……
  夜,静静的,连树叶都不再沙沙响了,世界上的一切,好像都在听赵科长讲。他的声音粗粗的,洪亮的,都说得很清楚。这声音我永远忘不了,以后,在许多个这样的夜里,我常常想起它。

五 家

  谁不想自己的家?我的家住在运河边上,有人会说那是一条平平常常的河,可是我就觉着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河。我喜欢听日落时候的蝉叫,那是因为运河边上的蝉就是这样叫的。我跟着爹娘从家里跑出来的前两天,把一包杜梨儿放到村西麦秸垛里了,把它放熟了的时候,它是软软的,青色变成黑色,又酸又甜。不用说别的,就为了这一包杜梨儿,我就常想回家去看看,看看它还在不在?没事了的时候,我最喜欢到村外,或者到房顶上,面朝着东南,半天半天的看着,就是因为在东南,在许多许多的村庄那一边,有我的家,我家的大门口是朝西开着的,出门就是运河。
  小荣也跟我一样。我们每次远远的看见她的村庄,她就总是想站在那里多看一会。我记得,去年八月十五的晚上,我和李大爹、李大娘。小荣,坐在院里的一张席上,仰脸看着月亮,听李大娘讲故事,她的声音那么亲切,好听:“看见了吗?月亮宫里有一棵挺粗的松树,树底下坐着一个老太太,她身边放着的是纺花车。她整日整夜地纺啊纺啊,纺出来的线又细又白。”小荣打断了李大娘的话问:“从我刚记事的那一年,你就说纺啊纺啊,到今天,她该纺出多少线了呢?”
  大娘继续说:“从我刚刚记事的时候,我的娘也这么说:纺啊纺啊。她纺出来的线哪,堆成了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山,人们用的银子,就是从这些山里开采出来的……”
  这一天,又是八月节了,我们完成了任务,小荣一定要回村里去看看,我也想去,我们就悄悄的回来了。
  这一天的夜,连一丝云彩都没有,天空蓝得透明透亮。月亮像一个新娶来的媳妇,刚刚从东天边升上来,就又羞答答的钻进树叶子里藏起来。那些稠密的白杨树叶子,像是一条流水,日日夜夜沙沙沙,沙沙沙,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平静又响亮地流着。我想,天上银河里的水,也许就是这样流的。
  月光下,远远就看见了小荣家那所小院子,它仍旧骄傲地站在高土坡上。老槐树迎着风,呜呜呜伤心地在哭似的。大门、房门,连窗棂子都被坏人们挖走了。房子,还站在那里,像一个骷髅。房梁上住满了麻雀,它们拍打着翅膀味棱棱,扑棱棱的叫。地下到处是孩子们扔进来的树枝子、砖头瓦块。房顶上塌了四五个大窟窿,月亮透过蜘蛛网照进来,好像在告诉我们:“看看吧,这就是你们的家。”我和小荣默默地站着,站着,一句话也说不出。
  院子里的石榴树,往年,已经长满了大红石榴,把树枝坠得弯弯的。今年,恐怕它的花刚开,就被淘气的孩子们摘跑了,只剩下满树的叶子。下边的土,干的都裂了。
  小荣对我说过,她娘到了四十岁才生了她这么一个女儿,就在生她的那二年春天,爹栽下了这一棵石榴树。这树长得和小荣一样壮,开的大红花一层又一层。现在,这个家就剩下她们姐妹俩了,小荣参加了八路军,它没人管了。
  小黄巴儿狗从一堆烂柴里钻出来,汪汪地咬了两声,走近了一看,认出了小荣,它的两只前腿急忙搭在小荣身上。小荣把它抱起来,哭了,狗儿也像哭一样地唔唔叫个不停。
  我们回到地委会,一整天都吃不下饭去,小荣的眼睛老是直直的看着一个地方。这情形被科长看出来了,到晚上他干完了工作,把我们俩叫到身边说:“是昨天夜里的工作太辛苦了吧?”我说:“不是。”小荣只无声地摇了摇头。科长又问:“你们俩打架了吗?”我说:“从来没有过。”“那么,你们自己说说吧!”我把昨夜看见小荣家的情形说了一遍,最后说:“唉!家呀,不成样子了,叫谁不心疼。大娘大爹,永远回不了家了……”
  科长抓住小荣的手,紧紧地握着,沉思了半天才慢言慢语地问:“自从日本鬼子打进中国以后,是不是就小荣一家遭到了这样的不幸?”“还有的是。”以下他问的话,都是我自己答的,小荣一声也不响,泪汪汪的眼睛死盯着墙上挂的、留作谷种用的谷穗穗。
  赵科长继续说:“鬼子‘扫荡’的时候,有的同志被捕了,有的被害啦,妇女被糟蹋,孩子被劈死。这些,亲眼看见过没有?”“看见过。”“恨不恨敌人?”“恨!”“好,说的对。”他停了一会又说:“就是这样,许多许多的母亲、妻子、儿女,都要为自己的亲人们报仇。如果人人都光想着自己的仇恨,不管别人,那谁的仇也报不了。只有大家伙一个心眼儿,把每个人能作的工作百分之百的干好,都懂得努力学习,使我们的部队更有力量,把敌人全部消灭了,每一个人的仇就都报啦……”他的这些话,在我心眼儿里来回地捉摸了很久。
  赵科长忽然想起了什么,走到柜子跟前,拿出两个红纸包包说:“昨天八月十五日,你们不在家,这是同志们留给你们的礼物。”
  我们每人接过来自己的一份,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个自造月饼,这一定是房东大嫂子做的。还有一个鸭梨,一个红皮的本子。
  这本子是科长亲手订的,第二页上写着这么几个字:“现在是一个坚强、勇敢、努力上进的好孩子,将来才能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我们把这两句话看了很久,才拿起梨,毫不客气地吃起来。那梨又甜又香。咬一口,脆生生,甜水顺着下巴直流。我看看小荣,小荣看看我。赵科长说:“小王,小心一点吃,别囫囵咽下去,那会在你肚子上长出一棵梨树来,乌鸦会飞到上边去吃梨。你就永远不能张嘴啦,一张嘴,乌鸦就很不客气的拉你一嘴屎。”
  我和小荣一起笑开了,笑得流出了泪。

六 又见到了他

  每逢接受了一个紧急的任务,我心眼里又高兴又紧张。赵科长告诉我们说:“有一个重要的情报,如果我们把这个情报在晚十点钟以前传送给尧山县大队,就能在夜十二点左右捉住一个大汉奸。这情报要在天刚黑的时候,到那个秘密地方去接受。”这时候天还不亮,必须马上出发才能赶完这七十里路。赵科长严肃地说:“就是因为你们是孩子,白天好行动,才叫你们去的。能不能捉住大鱼,完全在撒网人,你们就是这撒网人,听清楚了吗?”想了半天他又说:“这件事可能与小荣她爹娘的死有关系。”一听这话,我的全身更紧张了。小荣的脸立刻变得刷白。
  我们出发了,恨不得十步并成一步走。平常,为了减轻疲劳,我们总是互相讲着故事。小荣会讲很多很多,又是布谷鸟为什么叫姑姑,蝙蝠为什么不敢白天见世界……今天,她一句话也没有了,像跑一样的迈着步子。也怪,这一次没有休息过一分钟,倒还没有觉得累,就来到了。
  太阳,跟我们赛跑了一天,这时候也来到了西天边。我们的目的地就是这一片松树林子,里边连个人影也没有。我们就坐在矮树枝上喘气,吃饼子,一面吃,一面不错眼珠地往西边城里的方向看,心急的等着要来的人。晚霞故意引诱着我们,把小荣的脸映照得又红又亮。白云变成了金黄的,粉红的,酱紫的。有一句俗语说:“七月八月看巧云”,这正是八月,真的,那些云彩有的像一片树林子,有的像一个长胡子老汉,又有的像一只老虎。它们还会变幻,一会,树林子变成了高楼,老汉变成了大公鸡,真好玩啊,我从刚刚记事的时候就喜欢半天半天地看这些云彩的变化。本来在白天,这里看不见西边的大山,只有黄昏西沉的太阳,才能把大山映衬出来,并且,给那些山镶上了金黄色的边边。因为在西北,在很多很多的山的后边,住着我们亲爱的毛主席,所以我和小荣喜欢长久地看着这些山。
  忽然,西风送来日本鬼子野狼似的喊叫声,接着,一个妇女和孩子拼命地哭喊起来……小荣紧紧的抱住了我的肩膀,心,冻住了似的难以呼吸,眼睛里含满了泪水。
  天黑了,远远地传来一个咳嗽的声音,小荣高兴地想往树下跳。我拉住她说:“别慌,万一要不是送信人呢。”我们听着动静,眼看着一个黑影子来近了,他不慌不忙地坐在土坡上,点着旱烟袋,巴答巴答嘴品着旱烟的香味。自言自语地面对县城说:“这可是老子的天下了,我愿意说就说,愿意骂就骂,小日本鬼子!”他竟用烟袋打着拍子唱开了:

    天上有个北斗星,
    陕甘宁有个毛泽东,
    八路军有个刘师长,
    咳咳
    还有我这个老百姓。

    日本小鬼你别逞凶,
    鱼鳖虾蟹成不了精,
    你眼馋中国的地方好吗?
    哈哈
    保险不叫你回东京。

  这一下我可听出来了,这不是别人,正是我的活神仙到了。赵科长已经告诉了我,说他也属我们地委会联络科领导。他是这一带最有办法的老联络员,他什么样的情报都能弄到。因为他能干,年纪又老,所以同志们送给他个外号叫“老天爷”,他秘密地住在城里的一个什么地方。这些日子不见他,我可想他啦。
  我拉着小荣一下子从树上跳下来,跑到他身边,他也忽一下站起来。我们对看了一会,他笑了“哈哈!原来是你?”说着,他同时把我们两个搂在怀里:“可把我找苦了。”他从口袋里摸了半天,摸出两个烧饼:“我每次出来都带着点好吃的,总想:这一次,千万叫我碰上我的小家伙吧。这回到底碰上了。”
  这一年,我们过的是灾荒年,整天吃红高粱加糠的饼子,一见这烧饼夹肉,就毫不客气的大口小口吃开了。孙大爷歪着头,笑眯眯的一直看着我们吃完。看样子,比他自己吃了还觉得香甜哩。
  我擦了擦嘴,正正经经地从他的怀里站起来说:“时间很要紧,快把那个重要的情报交出来。”他好像不认识一样地把我和小荣重新看了一遍:“就是交给你们?”我说:“就是。你看不起吗?”他急忙摇着手:“不敢不敢。”说着,就交给我一个小小的信封。
  我不放心地问:“好大爷!到底这里边说的什么?”他不慌不忙的:“本来是不应该说的,可是如果你们不可靠,地委会绝不会派你们来。”“你放心吧!”“好吧。”他又接着说:“城里的特务队长李天魁……”小荣惊奇地啊了一声。孙大爷说:“你认识?”我说:“不!你往下说。”“他是大王庄的大地主,也是个大流氓。前几个月由于他的告发,鬼子把大王庄姓李的一对夫妻活埋啦,今天夜里下一点他又回大王庄去提咱们地下工作同志。快去送信,一定要把他逮住,老百姓把他恨死了。”我激动地对他说:“孙大爷!这就是被害的同志的女儿。”他啊了一声,赶紧把小荣拉在月亮底下,扳起她的脸来看着,半天也没说出话来。
  我着急的:“天不早啦,别耽误了大事。”孙大爷才放开小荣说:“好!你们快去吧。”我向他坚决地保证:“一定能完成任务。”说完,我拉起小荣的手,转身向县大队住的方向走去。我们没有说告别的话,头也没回,我知道,这才顺那老人的心。

七 没有了结的仇恨

  离开了孙大爷,九点钟的时候,我们就找到了县大队。队长我早就认识,个子不高不低,瘦瘦的。他看完了信以后,咬着牙说:“好,好。”
  他们县大队是分散着活动的,只有两个班在一起,这一伙一共是十六个人。一听说小荣是那个村的,我也很熟悉那个村,就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叫一块跟着去。只是说:“一定要听指挥。”给了我们每人一个手电筒,叫最后帮助同志们搜查。队长叫小荣先介绍介绍地理情况。小荣就说起来,李天魁家一共有几间房子,房子里住的什么人,一面用队长的笔在他本上划着,说了个一清二楚。同志们围着她,她像主人一样站在方桌跟前。她的眼睛显得更明亮了,小脸涨红了。好像她平常的不爱说话,就是为了把话留起来到现在来说。
  队伍像一阵旋风一样地刮到了大王庄,这时候已是夜十一点了,队长命令任何人不许发出一点声音。
  李天魁家的瓦房院子,靠着村南的一片枣树林,同志们有的先爬到枣树上,再爬到房顶上,然后,偷偷下到院里埋伏起来。又有的在房子周围放哨,多亏狗被我们打死光了,不然,是不得了的。分配给我的任务是在北房顶的神楼旁边放哨。小荣说低了看不见什么,就爬到一棵紧靠房子的小白杨树上去。从前,她常爬到这棵树上去找野雀蛋儿,所以她像只猫儿一样,一点也不费劲就爬上去了。
  一切都准备好了,夜仍然那么静,好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似的。树上的乌鸦安静地拍打了几下翅膀。
  越静,我心里越紧张,连气也不敢大声喘。突然,听见有人在李天魁家大门口敲门。我还没听清是怎么回事,大门就哗啦开了,几个声音一齐说:“举起手来!”紧接着就放了两枪,噗通噗通闹腾起来。我的心咚咚跳个不停,手真痒,想亲手抓住李天魁,揍他一顿,可是又不敢私自动地方。只听队长说:“同志们快,李天魁跑啦。”这可把我急坏了。院里的女人们就想哭喊,队长说:“谁说话打死谁。”同志们便满院里找起来。
  小荣在树上用手电的光指着一个麦秸垛,大声喊着:“快来,这里有一个人。”同志们一起向她指的地方扑去。就在这最紧张的时刻,李天魁朝着小荣的手电光打了五发子弹,我担心地大声喊了一声:“小荣!”她的手电灭了一下,立刻又亮了,我这才放了心。同志们已经把李天魁捕住了。
  墙外有人惊慌地喊了一声:“小荣从树上摔下来了。”这声音呀,比世界上一切声音都可怕。我急忙从房上下来,飞奔到墙外。这里,许多乡亲都来了,有的提着灯笼。还好,小荣正好是摔在一堆高粱秆上。她腿上负了伤,她闭着眼睛,嘴张着。我像傻了一样浑身哆嗦,不会哭,也不会说话。同志们给她扎好了伤口,张队长写了封介绍信,说马上送她过铁路,到太行山下一个军队医院去养伤。
  把她放在担架上,用被子盖起来,一个老汉喊了三声“荣,荣,荣。”她也不答应。
  这时候,村外清脆的枪声响了两下,同志们高兴地低声说:“把李天魁枪毙了。”小荣像好人一样忽的坐起来,立刻,又不由己地倒下了,她微笑着,闭上了眼睛。
  担架抬出村了,我还一直跟着,跟着。同志们往回撵我,我听不见。我想再听听小荣的声音,哪怕能听见她哼一声啊。我不顾一切的一面跟着走,一面掀开她的被子哭着说:“你真的不会说话了吗?”她说:“会,现在我明白过来啦。”这回我就放心了。同志们又叫我站住,没法,我只好站住了。我一动不动地往西看着,担架在黑夜中消失了。
  我拖着两只沉重的脚,一步一步,困难地走回村来。觉得心好像被挖空了似的难受。
  墙上贴着枪毙李天魁的大字布告。同志们带着八个缚起来的特务离开了这里。村庄重又静了下来,只有白杨树的叶子,仍然像流水一样,沙沙沙,沙沙沙地响。
  小荣的手电还在那个白杨树上,往下照着,照着李天魁被捕的地方。一定是她负了伤支持不住了的时候,还怕同志们看不见李天魁,就把手电卡在树枝上了。
  是的,我应该像我的小女伴一样的勇敢、坚强。我擦干了泪,朝着我应该去的地方,一直走去。

                            写于195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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