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祉”姓“资”登台
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左“的东西就抬头了。
民间议论纷纷。
有人说：“听说改革开放要收一收，该抓抓阶级斗争了。”
有人说：“知识分子的尾巴又翘起来了，还是毛主席说得对，得让他们夹起尾巴做
人。”
有人建议恢复“五七”干校，有人说知识分子还应当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
育。
有人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经营机制是资本主义的。
有人对于特区还要不要办下去产生了疑问。有人说，出国留学的政策要变动。
海外学子纷纷流传说：“国内发生了‘六四风波’，回国探亲要扣下来一个一个地
审，一回国就出不来了。”
有人说：“中央要取消个体户了。
这些是老百姓的议论。
或是不了解全面情况听信传言，或是认识糊涂，这些都不难办。各种媒介发表一些
有针对性的言论和报道，做做思想工作，再加上形势发展证明不是这么回事，就可以大
体解决。事实上，群众当中的这些疑虑正是这样澄清的。
但是，某些“左”的政治家和理论家的“左”的声音就不这么简单了。
他们的言论出于自觉有备而来，远比那些街头巷尾的议论“深刻”得多。他们当中
一些人的认识，决不是做做思想工作就能解决的。恰正相反，他们是处心积虑地想用
“左”的一套来阻碍改革开放，恢复“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一套。
1990年2月22日，北京某大报发表一篇很有来头颇具权威性的长文〈关于反对资产
阶级自由化〉。文中提出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问题：“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有没
有经济上的根源？有没有一种经济上的力量支持他们？”
文章引用了一些逃亡海外的人呼唤和赞扬中国中产阶级和私营企业的话，告诉读者：
中产阶级、私营企业和个体户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经济根源。这篇文章还对改革者提
出了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质问：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
革？”
这是进入90年代，较早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一篇文章。
作者所说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指的是什么呢？文章说：“他们（指资产阶级自
由化势力）的经济体制改革，说到底，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实现私有化：一个是
取消计划经济，实现市场化。”
文章说：有的主张把国有资产分割成股份卖给个人，化为私有；有的主张国家贷款
给私人，让他们购买国营企业；有的主张给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加紧输血，让他们购买
国营企业。”
好家伙，“私有化”、“市场化”、股份制、“购买国营企业“、给私营经济和个
体经济贷款等等，就是“资本主义化的改革”，就是要推翻社会主义、颠覆无产阶级专
政。这样的大帽子，在当时的形势下谁受得了？北京《当代思潮》杂志1990年第1期发
表（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和规范改革开放）一文。
文章说：“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
文章指出，有些人正是想通过发展私营经济，“妄图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通过改
革开放，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
该杂志同年第4期的一篇文章，把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概括为和平演变和
反和平演变的历史，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是资产阶级自由化”。
按这样的逻辑发展下去，岂不是又要搞“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吗？1990年6月11日，
北京某大报发表《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多元化观点）一文。
文章对支持民营和个体企业发展的人进行了指责，说他们“企望从经济的多元化中，
自然会生长出政治多元化和权力多元化。”
1990年7月30日．北京某大报发表长文《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重要讲话中说：
“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
邓小平这个讲话是实事求是的，表现了他追求真理。勇于探索的巨大勇气。
《谁说社会主义“讲不清”》一文的作者明明知道邓小平的讲话，却批判说：“社
会主义不清楚论’是一种嘲弄马克思主义，糟蹋共产主义政党，向正在开拓通往社会主
义之路和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群众大泼冷水的理论。
在文章中，自以为对社会主义十分清楚的作者给“社会主义，，下的定义，第一条
主要内容就是：“用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
我们要问一问这篇文章的作者，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认。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出“多种所有制共同
发展，并提出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
十二大这些决定对不对呢？十五大之后我们国家还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或者今天
我们搞的不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谁说》一文的作者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真正搞
清楚，二者必居其一。
假如是自己还没搞清楚，就蛮横地批判别人“不清楚”．那么。
这除了是扣帽子、打棍子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解释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文章
的矛头显然是对着邓小平来的，对着改革开放来的。
这一点，极左思潮还有更多的表演。
焦虑的邓小平敦促大胆突破说1990年的中国报刊出现“社会主义热”并不过分。
看看主要报刊一篇接一篇粗黑的大字标题：
《怎样认识社会主义，怎样认识资本主义》《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观念）《用科学态
度对待社会主义》《重视对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社会主义——历史的必由之路》]
社会主义的发展和中国的光明前途》《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选择》《社会主义必然代
替资本主义》《保卫社会主义》《批驳“社会主义失败论”》《要用社会主义教育青
年》……
这样密集地宣传和灌输社会主义，是几十年以来所少见的。
一个名叫闻迪的人所写的4万字理论长文《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在《人民日报》
上从：月15日到19日整整连载5天，打破了几十年来报纸理论文章长度的纪录。
当然，这是总结“八九风波”之后所采取的一种措施。针对“八九风波”中有人公
开对社会主义的否定，对共产党领导的否定，这些文章中，有些是写得不错的，有说服
力。
但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有的人就利用这些文章，一阵紧一阵地提出问
一问姓“社”姓“资”。
一些文章，所发表的讲话，露出尖利的钉子，威胁着改革开放的道路。这些文章和
讲话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贩卖极左私货，以恐吓读者和阻碍改革开放为能事。
也真凑巧，就在这一年，柏林墙倒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个接一个垮掉。
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每一天都传来令人震惊的巨变消息。
从3月11日到10月25日，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俄罗斯、乌兹别克……等
11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先后宣布独立，退出苏联。
在11月7日这个神圣的日子里，在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列宁格勒斯莫尔尼宫前面，俄
罗斯三色旗和苏联红旗打作一团，有人当场把苏联国旗付之一炬……
中国紧张地注视着。
在沉默中，有些人暗中说：北京应该挑起领头的重担，重新成为“世界革命的中
心”。
国内外局势造成的惶惑不安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改革开放不大有人提了。在有些单位里，谁要是坚持提改革开放，就有“资产阶级
自由化”之嫌。整个的气氛沉闷压抑。
不管上级下级，在会上发言都要跟报纸对对口径。
发展速度仍然缓缓地在5％左右徘徊。
邓小平对此感到十分焦虑。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
对于全国都很关注的国际形势，邓小平表示了冷静观察的态度。他说：“对国际形
势还要继续观察。”他指出：“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
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
重点还是国内问题。邓小平说：“现在要特别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
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
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
这里的“担心”．表现了邓小平的忧虑。
邓小平特别提醒要抓住机遇，并且提出了要抓上海带全国。
他说：“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在眼前的事物里面打圈子，要用宏观战略
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更好，
可以更大地开源。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
一条捷径。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谈话中再次告诫，不要在意识形态上头脑发热，他说：
“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
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决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
在这个重要讲话中，邓小平针对国内刚刚掀起的问一问姓“社”姓“资”、反对市
场经济的势头，发表了在世界社会主义史上都会留下印记的突破性意见。
他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
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资本主义就没有控制，
就那么自由？最惠国待遇也是控制嘛！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
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
落后。”
这些话，同一年之后南方谈话的精神相一致。在南方谈话中。
这些意见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
这些年，邓小平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到上海过冬。
1991年初，邓小平来到上海。
深圳、珠海等地的飞跃发展和上海的相对滞后使邓小平感慨万千。
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工业基地，是人才集中、劳动力素质最高的沿海特大都市；
上海，是中国开放最早，开放程度最大，现代化程度最高的地方，被世界认为是“东方
的巴黎”，在十年代，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的许多作家、艺术家、大亨、政治家都
来上海寻求灵感和发展，就像今天他们去纽约、巴黎一样：
上海，曾经是亚洲自由兑换货币的金融中心，曾经长期支撑了中国的经济与财政……
如今的上海，显得老了，旧了，破败了。一千多万不甘落后、心怀期待与焦急的上
海人民，双眼注视着邓小平……
邓小平心里何尝不焦急？1991年1月28日到2月18日，邓小平在上海视察，发表了振
奋人心的（视察上海时的谈话）。
邓小平遗憾他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他回忆说：“那一年确定
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
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
才方面的优势。
邓小平后悔他说：“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也设经济特区，
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都是一般化的。浦东如果像深圳
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
他向前展望说：“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
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
邓小平还说：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
今后也要这样搞。
针对“左”的势力抬头，改革开放声音微弱的情况，邓小平要求：“改革开放还要
讲。”
邓小平对一些人提出问一问姓“社”姓“资”很不以为然，他说。
“当时提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有许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还算社会主义吗？
嘴里不说，心里想不通，行动上就拖，有的顶了两年，我们等待。”
邓小平再次提出要在计划与市场的问题上解放思想。他说：
“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
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邓小平坚决支持上海打破封闭意识，他说：“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
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
邓小平鼓励上海人不要被“左”的声音吓住，他说：“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
能开拓新路。…‘希望上海人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有些人说：因为北京报刊上开始问姓“社”姓“资”，改革开放的声音受到压制，
所以邓小平到上海来发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邓小平的讲话，当然局限在一个小的范围。他的声音。通过一个奇特的新名字皇甫
平传向全国。但是，却引起了一场始料未及的轩然大波。
皇甫平文章引起轰动1991年初，北京的气氛还在沉闷之中。一些报刊仍然起劲地在
鼓动问一同姓“社“姓“资”。。
2月15日．正是农历辛未年正月初一。新的一年是羊年。
这一天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发表一篇引人注目的评论文章。
题目就与一段时间以来的沉闷压抑形成鲜明对比：《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
文章署名皇甫平。事后得知，这是上海市委研究室的干部与《解放日报》负责评论的干
部合作的成果。皇甫平，即黄浦江畔的重要评论是也，取其谐音而得皇哺平。
这篇不长的评论，冲破全国对改革开放欲言又止的压抑，以极大的激情鲜明地歌唱
改革，鼓动改革。
文章说：
12年一个轮回。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一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
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谁能忘记．当我们党吹响改革第一声号角之时，刚刚经
历过十年浩劫的华夏大地，疮疾满目．百废待举。那时节，衣袋里藏着欠债单走上前线
的农家子弟，何止一个“粱三喜”？抡起18磅大锤敲敲打打造机械的，又何止一个汽车
工业？12年春风秋雨，12年改革开放，今天，当我们步入又一个羊年之际，我们已经胜
利地实现了四化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基本解决了凡千年来缠绕着亿万中国人民的温饱问
题。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唯一道路。没有改革就没有中
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到下一个羊年来临的时候，我们已经跨进了21
世纪，实现了小康目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已成为十几
亿中国人民的生活写照。跨进辛未羊年，我们的改革步伐，无疑要比前一个12年更快，
我们的开放幅度，无疑要比前一个12年更大！60年一个“甲子”。我们回顾历史，前一
个辛未羊年——19刀年，正是旧中国苦难深重的岁月，帝国主义的铁蹄躁墒中华大地，
饱蘸着中国人民多少血泪和屈辱，腐败和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至今记忆犹新；而只有社
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在今昔历史的对比中，又是多么地明晰深刻！我们展望未来。
下一个辛未羊年一2051年，又恰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达到中等发达水平的光辉时刻。我们
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4000美元，这将使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综合国力走在世
界前列。从根本上说来，当今生产力的大发展，才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
才能大大加强科学社会主义的说服力。中国达到中等发达水平，这将是中国人民为社会
主义事业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而要实现这个光辉的目标，需要60年整整一个“甲子”
的艰苦奋斗。这60年，必然是中国人民不断改革、探索、开拓创新的60年，是不断扩大
开放的60年。总之，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开放中大放光彩的一个“甲子”！从辛未羊
年开始，今后的十年，是中国历史的关键十年。
也是振兴上海的关键十年。十年看头年，辛未羊年，对于上海来说，：应该是一个
“改革年”。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证明，“何以解忧，唯有改革”。改革开放是上海摆
脱困境、求得振兴的唯一出路。在这个历史性的“改革年”中，我们要把改革开放的旗
帜举得更高。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任何一种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以改革开
放贯穿全年，总揽全局，建立与国际性经济中心城市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格局。
我们的各级干部，要以改革的姿态，振奋精神，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走前人没
有走过的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我们要在全党、全民中深入开展深化改革意识
的再教育，普及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和科学的政治民主观念，形成深化改革、扩大开
放的新的全民共识，造就崭新的改革开放舆论环境！今天我们读着这些话，已经耳熟能
详不新鲜了。可在当时，这些话是十分刺激的。尽管这篇文章照顾到当时舆论接受程度，
没有提“市场经济”，而用了“商品经济”这个说法，但是，文章中所鼓动的“改革
年”，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以及”何以解忧，唯有改革”．还是刺激了一些人。
为什么呢？这就要稍微分析一下“问一问姓‘社’姓‘资…。
这句活，表面上是“问一问”，好像是问句，实际上已经给你答案，这就是：改革
开放姓“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针，公开地站出来反对这一方针
是很困难的。于是，有些人绕个弯，在表面上他不否定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但他在“怎
样改”上做文章。你真的一改，比如槁包产到户、搞股票市场、搞市场经济、搞股份制
等等，他就说你是搞资本主义，结果还是让你改不了。所以，归结到根本上，这些人是
反对改革开放的。所谓“问一问姓‘社’姓‘资’，不过是一句借口，是表面文章。如
果你天真地以为他们是因为搞不明白而在发问，那不过是上了当而已。，正因为如此，
有些人一听到真诚地赞扬和鼓动改革开放，就本能地反感，甚至神经过敏。
何况，在这篇文章中，还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任何一种
僵滞的思维方式的束缚。”
在中国，有人看了小说要对号人座，有人看了报告文学要对号入座，有人看了理论
文章也要对号人座。在提倡“问一同姓‘社’姓‘资’的人看来，这句话正是针对他们
说的。
然而，真诚希望推动改革的人，读到了这篇文章，特别是“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这句精辟的概括，如同大旱之盼甘霖一样地欣喜：
“久违了，改革开放！”
新出现的皇甫平，引起了注意。
皇甫平再接再励。
《解放日报》3月2日再发表皇甫平的署名评论《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这篇文章
要求：“思想解放要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要开拓新思路，经济建设要开创新局面。”
文章提出，90年代要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国有企业改革上。在国企改革中，简单地套
用过去的老框框不行，被书本束缚住也不行。要有新思路，新招数。什么样的新思路、
新招数呢？文章没有具体讲明。但是，这篇文章却提出了在当时是发聋振喷的原则性新
思路：市场经济。
文章受到指责的是这样一段：
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关键在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
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
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
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
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
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
思想僵滞”。我们不能把发展社会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等同起来。
一讲市场调节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不能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在利用外
资问题上，谨小慎微，顾虑重重；不能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对有些已经被
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改革，不敢坚持和完善，甚至动摇，走回头路；不能把
持续稳定发展经济、不急于求成同紧迫感。对立起来，工作松懈，可以办的事情也不去
办。，总之，进一步解放思想，是保证我们完成第二步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实践证明，
凡是思想解放的地方、部门和单位，工作就打得开新局面；凡是思想不解放的单位，就
缺乏生气，工作就很难搞上去。
这里，在市场经济问题上，不再像上一篇那样“犹抱琵琶半遮面”，用“‘商品经
济”作代名词，而是理直气壮直接提出了市场经济。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是邓小平的讲话内容，但这仍然引起了轩然大波，下文详表。
另外，这篇文章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文章认为每个单位能不能搞好工作，
要看它是不是解放思想，深入改革。
文章继续批评了“新的思想僵滞”。这“新的思想僵滞”除了在市场经济问题上形
成了障碍之外，还有哪些表现呢？这就要看下一篇文章了。
3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了皇甫平的第三篇署名评论《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
些》。这也是受攻击最厉害的一篇文章。
文章的要害在这一段：。
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
的观念，形成一个与先进的国际城市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80年代上海的开放，虽然成
绩很大，但是步子还不够快，胆于还不够大，这与我们一些同志思想不够解放有直接关
系，从开放初期国际饭店楼顶首次闪亮外商广告而引出的“风波”到80年代后期虹桥开
发区向外商批和土地带来的“抱怨”；从近几年来实行“一个日章对外”中的反反复复，
到至今一些同志在弓进外资时的目光短浅，都说明我们在开放问题上需要有一个新的思
想解放。90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
做打入没有做过的事，这对我们的开放意识，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例如开发浦东，设
立保税区，实行进出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
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圃于”姓社还是姓资”
的洁难，那就只能坐夫良机。又如允许外国人在浦东设银行，并且在外滩建金融街，
以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之雄风，对于这类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如果我们还是陷在“新上
海还是旧上海”的迷恫之中，那也只能越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
“新的思想僵滞”主要所指，终于在这篇文章中出现，这就是“‘姓社还是姓资’
的洁难”。
这的确击中了要害。
上文已经表明，一些反对改革开放的人正是利用“间一问姓‘社’姓‘资’来制造
思想混乱，干扰改革开放，使1978年第一次思想解放以来大好形势的发展遇到严重阻碍。
广大干部和群众重新陷入惶惶然之中。改革开放的步伐也慢了下来，有的地方甚至出现
了倒退。
有些地区借口壮大集体经济，又要收回承包给农民的土地。
《农民日报》为此刊登一些农民来信发出的疑问：“是不是党的政策又要变了，又
要搞过去人民公社那一套？”
4月22日．《解放日报》发表皇甫平第四篇重要评论：（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
备的干部）。
文章提出，要把改革开放向新的深度拓展，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
文章说，一个干部是否德才兼备，“归根到底是看他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对
社会主义建设做出的实际贡献。”
文章引用邓小平的话，提出要大量选拔“明白人”．就是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
热心改革开放的人。，文章提出：“要选好用好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首先要大胆。”
“改革开放要大胆，使用干部也要大胆。各级党委和组织人事部门要解放思想，克
服障碍，勇于改革那些不合时宜的组织、人事制度，大力培养、大胆使用优秀人才。”
“其次是要广泛，要不拘一格用人才。
至于第三方面，文章认为：“选准选好干部还要发扬民主。”要打破那种“说你行，
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独断专行的选人方式，发扬民
主，走群众路线，把那些“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放进新
的领导机构里。
这样，皇甫平写的四篇文章，从锐意推进改革开放，到破除“新的思想僵滞”——
姓“社”姓“资”；从发展市场经济，到如何选人用人，形成了一个掀动新一轮改革开
放的完整系列。
皇甫平这些文章表达的观点，实际上表达了邓小平在中国改革开放关键时刻的讲话
内容。
我们看看皇甫平文章所引起的令人震惊的反弹。
围剿皇甫平，大间姓“社”姓“资”
针对皇甫平的文章，北京一些报刊紧密配合，默契一致，发表了密集的连珠炮似的
上纲上线的批评文章，帽子满天飞。
这种情形，多少有点像“文化大革命”初期批判邓拓、吴哈、廖沫沙一般，这是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十分罕见的现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某些人明明知道皇甫平的文章传达了邓小平的讲话，可他们仍
然对之大加挞伐。这就使这一场斗争具有了极大的尖锐性，因而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
北京（当代思潮）杂志（双月刊），1991年第2期（4月20日出版）发表（改革开放
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一文。
文章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作不同姓
‘社’姓‘资’。”
“结果呢？在不问姓‘社’姓‘资’的排斥下，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
义化的邪路。”
“在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流行时，主张经济上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多党
制、议会制，意识形态上多元化的思潮，曾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拖上绝路。”
“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
业。”
北京的《真理的追求》1991年第7期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一文，把皇
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一路人，并已说凡是反对问姓“社”姓“资”的人都
是想当奴隶并且也叫中国人都去当奴隶。
文章说：“改革要不要问姓‘社，姓‘资’．就是改革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
通俗表达。”
“所谓改革不要间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
弹。”
“改革不间姓‘社’姓‘资’．其前途是危险的。…“一切不愿作双重奴隶的中国
人，在改革的大道上前进时，有责任也有权力问一间姓‘社’姓‘资’，时刻提防不要
偏离改革的方向。”
《光明日报》1991年8月7日以显著的大篇幅转载《高校理论战线）同年第3期的文
章《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文章把要不要问姓“社”姓“资”说成是两条道路的
斗争。
文章说：“实行改革开放还要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自由
化思潮弄乱了的重要是非问题。至今仍有些沦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洁问指责为’保
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看来，‘姓社还是姓资’究竟该不该间，还是
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实行改革开放必须区分‘姓社还是姓资’。原因很简单，因为现实生活中确实存
在着姓‘社’和姓‘资’两种不同的改革观和改革。”
“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中，把‘改革’当作‘改向’、‘改道’，借改革之名，行
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实，不只是一种思潮或理论主张，而是一种实际行动，是活生生的社
会现实。
“对于那种不许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所代表的思想倾向，究
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求是》杂志1991年第16期（半月刊，8月出版）发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
进改革开放）一文，（光明日报》8月13日转载。
这篇文章，尽管语句费解，但它的针对性是十分鲜明的。
文章说：“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
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通俗的说法，就是间一问‘姓社姓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
社会主义方向，避免重大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不久有的论者提出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以后，又
有论者提出‘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和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明确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
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所有制结构，这是否定对‘姓社姓资’的‘无理洁难’。”
“不同者，决非不同也。不管提出‘不同’的人意识到没有，其实际效果只能是起
着模糊社会主义方向的作用。“8月20日出版的北京《当代思潮）杂志发表《为何不能
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一文。竟说不间姓“社”姓“资”就是“压抑群众。
可能是作者心里有点虚，于是把群众拉来壮胆。
文章说：“我们不应该在提出改革的新措施时，一听到群众要问一问姓’社’还是
姓‘资，，是新还是旧，就认为是‘新的思想僵滞’，要求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
封闭的观念。如果把群众的革命本能，轻率地归之为‘新的思想僵滞’，会不会压抑群
众对资本主义复辟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感情呢？长此以往，当群众不敢、不顾和不想问
一问姓‘社’还是姓‘资’的时候，我们国家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1991年9月2日，北京某大报发表《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一文。
这篇文章，首先表示自己不反对改革这两个字。文章说：“要不要改革的问题，在
我们党内，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已历史地得到基本的解决。”但是你真的
要改革吗？对不起，没那么容易。
文章说：“改革问题的核心、焦点、要害是沿着什么方向和道路进行改革的问题。
“我们的同志中，有的也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更有甚者，
在喧腾一时的‘全面地、迅速地私有化，的呼声受到遏制之后，‘私有化潜行’论者仍
在潜行。”
“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
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曾
经批判邓小平的所谓“唯生产力论”，说邓小平只注重生产力发展，忽视甚至抛弃阶级
斗争。张、姚并且说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老牌机会主义分子如伯恩斯但、考茨基的
货色，是背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无产阶级专政。
现在，我们又听到了同样的声音。
《真理的追求》杂志1991年第10期发表了（庸俗生产力观点是十分有害的）一文。
文章说：“这里所说的庸俗生产力观点，即把生产力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原理庸俗化，
指的是那种轻视、贬低、甚至否认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政治、社会意讽、精神的反作
用，把生产力最终起决定作用，简单地、庸俗地夸大为生产力在任何条件下、任何意义
上都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队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目标，物质利益是调动人
的积极性、推动生产发展的唯一动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检验一切工作的唯一标准的
观点。’经济搞好了，精神文明自然就会好，就不会发生什么政治风浪’．为了发展生
产力，在改革中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之类说法，就从
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这种观点。”
“这种观点，是老牌机会主义分子伯恩斯但、考茨基等人所宣扬的‘庸俗生产力论’
的翻版，只不过有点新特点而已。”
“这样一来，势必使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发生混乱，把社会主义仅仅看作物质利
益的追求，甚至使经济主义和社会主义’趋同’成’经济社会主义，；使改良主义和社
会主义改革趋同成‘社会改良主义’，使社会主义面临畸形发展和变质的危险。”
无须多说，读者也会明白，这些话，是针对邓小平提倡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
力，以及他多次阐述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而来的。·《求是》杂志警告它的读者说：
不同姓“社”姓“资”是“十分危险的”。这是该杂志1991年第22期（11月出版）刊登
的《大力加强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班工作》一文中说的。
干部培训应该注意什么呢？这篇文章提醒说：“我们有些同志，对改革的正确方向
认识模糊，不能甲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对待改革，划不清两种改革观的根本界限，甚
至连姓‘社’姓‘资’都不管不顾了，这是十分危险的。
还有一篇文章对于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允许触及经济领域极为恼怒，要求批判经
济领域的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篇文章是由（高校理论战线》杂志1991年第6期发表的，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文章说：“首先是经济方面。在一个时期，这方面几乎成了一个禁区，清理精神污
染也好，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好，都不允许触及经济领域，似乎在这个领域里怎么讲，
怎么做都行，根本就没有什么错误观点。
文章问：“这个阴魂（指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是1989年政治风波以后就没有了呢？
我看不一定。有的报刊来势很猛，几篇文章突出一个观点，不要问姓社还是姓资。不问
姓社姓资行吗？你姓资的那一套怎么行？鼓吹私有制和完全的市场经济，用西方的经济
模式来指寻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怎么行？”
引了这么多文章，看似浪费篇幅，实则不然。
排列下来读下去，会收到一种自然而然的效果。这就是，你会对“左”的思想方法，
“左”的话语，“左”的攻击点，有一个规律性的认识和本质的把握。从而有利于今后
的“预警”．有利于今后的识别。所以，看似浪费篇幅，实际上是有益的。
其次，只引一两条，你就会觉得作者在上文所说的密集的、连珠炮般的以及罕见的
等等，是一种夸大。现在你一口气读下来，会对当时中国政治氛围有着一种更接近实际
的认识。
复次，引这么多，当然也有留此存照之意。这是当代中国政治史上极为主贵的资讯。
纠缠姓“社”姓“资”要害是否定改革正如有的评论家指出的：如果改革开放坚持
社会主义方向，只要问一问姓“社”姓“资”就可以解决，那真是大方便了。大家问就
是了。
没有经过尝试，没有经过实践，就先问姓“社”姓“资”．这是一种什么理论呢？。
这是脱离实际，不同客观情况发展，死抱着僵硬教条的理论。
而且，“问一问”，是问谁呢？问实践吗了不是。这是理沦家们不同意的。问了张
三李四回答说这是社会主义的，行吗？也不行。
我们的理论家也是不同意的，只有间他们，请他们来裁决才算数。
这就不仅仅是主观主义的僵硬了，而且有点武断霸道的色彩。
这种“问一问”的唯一作用，就是阻碍和葬送改革开放的事业。
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其实，从改革开放一开始，极左思潮就在不断地问，不断地答。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首先突破的。在那个时候，有人就问过包产到户姓“社”，姓
“资”答案是：这是单干，是倒退，姓“资”。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生气勃勃，也有人间过它姓“社”姓“资”。
答案是：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姓“资”。
建立特区，有人间过姓“社”还是姓“资”。答案是：在特区里，只有那面飘扬的
旗子是红的，其它都是“白”的。姓“资”！浙江温州、福建石狮个体私有经济起步早，
发展快，名声大。
姓“社”还是姓“资·，？答案是：那里私有经济的比重超过国有经济，姓
“资”。。
城市企业改革搞厂长负责制，有人间过姓“社”姓“资”．答案是：这是削弱党的
领导，姓“资”。
鼓励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是姓“社”还是姓“资”？答案是：这是私有化潜
行，破坏社会主义基础，姓“资”。
多利用一点外资，姓“社”还是姓“资”？答案是：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
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多了，就是发展资本主义，姓“资”。
划出一块地方给外商承包开发（比如海南洋浦），姓“社”姓“资”？答案是：这
是出卖国家主权，丧权辱国，这不仅是姓“资”简直是卖国，是卖国贼！市场经济姓
“社”姓“资”？答案是：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姓“资”。
改革开放以来最实质最基本的进步，都难于逃脱姓“资”的厄1－r。
问一问姓“社”姓“资”．实质上是否定改革。
事实已经证明，极左思潮屡问屡答，屡答屡错。
改革开放正是一次又一次冲破极左的问与答，才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进步。
中国也正是一次又一次冲破极左的问与答，才一步又一步摆脱了贫穷，一步又一步
走向富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极左思潮只能导致中国的贫穷、愚昧与落后。
“左”倾思潮维护计划经济统治地位在第二次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左”的代表性
观点，除了“问一同姓‘杜’姓‘资’之外，再一个，就是维护计划经济的统治地位，
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些坚持“左”的一套的人，明明知道，从1979年到1990年，
邓小平先后10次在讲话中指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
第一次：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会见美国和加拿大客人时说：“说市场经济只存
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匕可
以搞市场经济。”经龚育之同志考证，这是党的领导层中以肯定的语气讲采纳市场经济
之必要的最早的声音。
第二次：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在讲到寻求
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发展经济的道路时，提出“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第三次：1982年7月26日，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负责同志的谈话中，指出我们的经
济体制“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对经济搞得不活。邓小平提出一个问题，他说：
“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
糟。
第四次和第五次论述，是由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的决定》引起的。《决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方针，提出了“计划
经济不等于指令性计划为主”，确认必须“逐步适当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在两年
前，这种观点还足受到公开批评的。1984年10月20日．在中共中央全会通过这个决定的
时候，邓小平讲话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全
会上讲话，又称赞了这个文件，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这实际上是肯定了
市场取向的创新，只不过暂时还沿用着商品经济这样一个过渡性的概念。
第六次：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同美国企业家代表团的谈话中说：“社会主义
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
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第七次：在准备十二大的过程中，1987年2月6日，邓小平与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
“为什么一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
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利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
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好像一谈计划就是社会主义的，这也是不对的。日本就
有一个企划厅嘛，美国也有计划嘛。”
第八次：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讲话说：“我们讲中央权威，宏观控制，深化综
合改革，都是在这样的新条件下提出来的。
过去我们是穷管，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
时期那些方法了。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这
里没有在字面上说市场经济，但在实际上，对宏观控制提出了新要求，这就是适应商品
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新要求。
第九次：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讲话中强调十二大确定的路线不能改。这当然包
括多年来形成的关于商品经济的理论和思想。
第十次：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
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
计划控制。
邓小平的意兀以及相关指示应该说已经很明确了。
但是“左”的文章仍然开足马力，猛烈批判市场经济。
1990年10月5日，北京某大报发表《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两个问题》。
文章说：“社会主义的经济是公有制的经济，因而必然要求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
济即从总体上自觉实行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
征，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10月12日，这家大报发表长文《牢固树立社会主义信
念》，文中说：“资产阶级自由化……集中攻击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以及道德伦理方面的集体主义，竭力美化资本
主义。”这里把计划经济和党的领导并列，就是说，丝毫不能触动。
11月21日，这家大报再次上纲上线，把对计划经济的批评说成是企图复辟资本主义。
该报这一天发表的长文《科学地看待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变革）一文说：“一些人在否
定过去的基础上，提出一整套资本主义化的主张……经济上，否定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和
计划经济，实行全面私有化和完全市场化。这里虽然在“市场化”前面加上“完全”两
个字，以给自己增加保险系数，但是作者反对市场经济的立场还是十分鲜明的。
12月17日，北京某大报发表一位权威人士的文章《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
文章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
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1991年3月15日，北京某大报发表文章《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否定计划经济）。
文章针对皇甫平的观点，说：“有些人总是……对计划经济任意加以否定。…‘市
场经济原则很难真正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我国4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
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巨大优越性。”
在这种氛围之下，有的文章即使提到市场经济，也是小心翼翼，加上很多的限制词，
并且要加上“计划经济为主”之类。
当然，发表这种文章的人情况不尽相同。有的人是思想守旧，在传统的套子里呆久
了，脑子一时转不过弯来；有的人是被一些扣帽子：打棍子的文章吓住了，不敢说心里
话……也不排除有的人是出于自觉策划，偏偏要跟改革开放对着干。：
“以阶级斗争为纲”呼之欲出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工作重心转移以来，我们一直是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践证明，这是富国富民的战略决策。正如邓小平多次指出的：我
们一定要揪住这个中心不放，不允许干扰和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但有的人偏偏要干扰。
1991年6月5日，北京某大报发表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
变”》。
该文说：全党和全国人民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
文章把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井列，将一个中心变成了两个中心。
文章煞有介事他说，只有“正确处理两大任务的关系，才能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只
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并促进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文章向干部群众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在政治上、经济上、意识形态上把消灭阶级
的阶级斗争坚持下去，进行到底。
10月23日，北京某大报发表重头文章：（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
矛盾的主动权）。
这篇文章指责有的人“不敢或不愿承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
该文耸人听闻他说当前我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比建国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
明、激烈、尖锐”。
这意思，就连“文化大革命”那样激烈的“阶级斗争”也不在话下了，现在要进行
更加激烈的阶级斗争。这，自然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了。
1992年1月5日出版的北京一家刊物刊登了《反和平演变三论》的长文。文章重申：
目前我国社会中，“意识形态领域准战胜谁的司题还没有解决，阶级矛盾还存在，资产
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还存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还存在，无产阶级要按照自
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
产阶级的思想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要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
义在中国的复辟。…这篇文章还以林彪的思维方式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资产阶级
自由化斗争的焦点、中心，还是个政权问题。”
读者不难看出，作者是在呼唤“以阶级斗争为纲”。
否定邓小平理沦的一篇奇文“左”的思潮日益升温猛烈膨胀，终于导致一篇题力
《关于树立社会主义改革观的七个问题》的文章出现，其时间是1991年12月10日．发表
在北京一家刊物上。
这篇文章堪称是这一时期“左”倾思潮的代表作。由于它对邓小平理沦的代表性观
点提出了全面的质疑和挑战，所以备受各方关注，被不同观点的人出于不同目的在不同
场合引用。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让我们来看看这篇代表性的文章提出了哪七个问题，
井作出了什么样的回答。
文章摘要如下（为了便于读者领会其“精髓”，我们在每个问题后面略加评注）：
一。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是改革的目的，因此对于改革的手段，就不能不间它
是“姓社”还是“姓资”。
改革是通过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对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起推动作
用的。因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和推动生产力发展与社会
全面进步一样，也是改革的目的。
明确这一点，有利于我们树立社会主义改革观，纠正“搞改革，只要有利于生产力
的发展就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不着问“姓社姓资“之类的错误观点。既然完善和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也是改革的目的，既然我们必须通过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来发展生
产力，那么，在改革中怎么能不间”姓社姓资”呢？当代在发展生产力问题上，是存在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这两条道路是一直斗争着的。不同“姓社姓资”，就
意味着可以不姓“社”，可以改掉社会主义而走资本主义道路。显然这种改革观实质上
是“改道”
观“改向”观。一些国家发生和平演变，重要教训之一就是被这种改革观搞乱了思
想。不然，为什么公开主张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
用中产阶级专政取代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竟能欺骗不少人？在我国，直到今年3
月，还有论者发表文章反对在改革中间“姓社姓资”。这就清楚他说明了，把完善和发
展社会主义制度也规定为改革的目的，树立起社会主义改革观，是多么必要。
（评注：这第一个问题的要害，是坚持对改革要问一问姓“社”
姓“资”．并给不问姓“社”姓‘”资、台人扣上企图“改送”“改向”、“改掉
社会主义”的大帽子，借以吓人，阻挡改革开放。）二。“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
的东西”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点也不能动摇”是一致的。
社会主义制度，是适应生产力发展，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先进的制度。对这一制
度，不是改掉的问题，而是如何通过改革除掉其体制上的弊端，使它更充分地发挥优越
性的问题。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体现，在不断发展着的实践中坚持口
项基本原则，这本身就意味着使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不断丰富和发展，使社会主义制度
不断完善和发展。这就是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是”，致的。而自由化分子是
把反对将社会主义制度当作改革的对象叫作“僵化”，把恢复已有数千年历史的私有制
叫作“改革”，把照搬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模式叫作“创新”的。
实际上，阻碍“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东西，并不仅仅是体
制上的弊端。资产阶级自由化，实质上是破坏力最大也是最危险的一种。一些国家发生
和平演变，就在于仅仅把原右体制的弊端甚至把整个制度当作改革的对象，不讲自由化
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不讲反自由化斗争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
这是很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
（评注：在这个问题中，作者把调整所有制结构，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
促进经济进步，耸人听闻地歪曲为“恢复已有几千年历史的私有制”。党的十五大报告
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左”倾思
潮的有力回击。另外，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吸纳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管理方法
和资金，一直是结合着我国实际需要和国情进行的，根本不存在从整体上“照搬西方国
家的资本主义模式”的问题。把我国对外开放歪曲成照搬西方模式，只能说明作者有意
偷换概念。）三。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并非检验改革的唯一标准。
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检验改革的根本标准，不是唯一标准。
如果把它当作唯一标准，就会得出错误结论。例如，当前西方国家的生产力仍在发
展，如果仅仅用生产力标准孤立地、片面地去看，就会得出资本主义制度仍然是进步的、
合理的结论。据此还能够这样推论：既然西方国家不仅实现了现代化，而且生产力仍在
发展，那么，我国为了实现现代化在改革中搞“全盘西化”也未尝不可。生产力唯一标
准论，很容易变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理论基础。
我们只有既看到西方国家的生产力仍在发展，又看到它通过资本输出、商品输出和
不平等贸易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剥削，使其中的多数国家生产力几乎陷于停滞状态，
看到它对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革命的进步潮流的阻挠和破坏，看到西方国家精神
空虚、道德堕落、社会腐败的现实，才能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腐朽性有一个全面正
确的认识。
我们要把政治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统一起来。我们搞社会主义，不仅是因为社会主义
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
其它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
任何阶级，都是不忽视政治标准的：尼克松今年6月2日曾提出衡量“改革派”的两
条标准：“接受肢解帝国、摧毁社会主义的改革”。这实际上也是他们衡量社会主义国
家“改革”的两条标准：
不仅要摧毁社会主义，而且要使国家四分工裂。我们把反对和否定口项基本原则的
思潮叫作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实质上也是把四项基本原则当作了政治标准。
（评注：邓小平说过：“讲社会主义，首先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
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还说过：“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这些概括，纠正了多年来离开生产力发展抽象谈论社会主义，把许多束缚生产力发展的
东西当作社会主义原则加以固守，把许多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复辟加
以反对的错误观点，使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境界。但邓小平从来没有讲
过发展生产力是检验改革的“唯一标准”这样的话。中央文件里也没有讲过这样的话。
为大家公认的是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
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子提高人民的生活
水平。”这样三方面的标准，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都提到过或是论述过。而且，邓小平
一直强调“两手抓”，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注重培养“四有”新人，这是广。大干部群
众都非常了解的。那么，作者为什么要虚设出一个生产力“唯一标准”并把它作为敌人
加以痛斥呢？这除了说明作者对邓小平特别重视发展生产力不那么舒服之外，还能说明
什么呢？）四。既要注意解决对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的问题，又要注意克服
过分夸大改革作用的倾向。
有一种观点认为，强调改革是强国之路，就是说社会主义那一套已经不能强国了，
只有加以革新才行。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改革，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以使它更
充分地发挥优越性的一种手段或者说途径。我们正是从只有坚持改革才能使社会主义制
度更充分地发挥优越性的意义上，讲改革是强国之路的。。因此，用“改革是强国之路”
来否定“社会主义强国之路”的观点，是不对的。
有的论者写道，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种说法值得商榷。《关于建国以来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
大发展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
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
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可见，改革作为
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工作，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部分内容，决不是全部内容。
看不到这一点而用改革取代、否定革命，是危险的。一些国家用改革取代革命、否定革
命，把一切错误和弊端都记在社会主义的账上，而下讲社会主义制度在促进生产力发展
等方面的优越性；把人民政权对敌对分子的专政说成是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的，而
下讲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必要性；把西方国家美化成帮助社会主义国家搞现代化的天
使，而看不到帝国主义剥削、压迫、侵略的罪行和本质；这种做法的后果，现在已经很
清楚了。·（评注：这里，就直接批评到邓小平的讲话上来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
命，这句话并非是“有的论者写道”的．而正是邓小平说的。1985年3月28日，邓小平
会见日本二阶堂进时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七个问题》一文的作者不会
不知道。说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是相对于夺取政权并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第一次
革命而言的。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
摆脱贫穷落后。这是从解放生产力的角度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另外，从改革牵
涉之深之广的角度来看，亦可以称为革命。改革不是枝节的修修补补，而是根本·隆的
体制性变革。称之为革命，十分恰切。还有，“革命”一词并非世界上某一个特定事物
的专利。现代化又常被人称为“工业革命”．搞农业的同志经常说“绿色革命”．难道
这样使用“革命”一词也是什么“否定革命”吗？是不是应该发一个语词通告说，除了
“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武装斗争”和“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之外，
一律不许使用“革命”一词呢？不难看出，文章作者说“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的说
法是“用改革取代革命、否定革命”完全是极左路线统治时期扣帽子、打棍子的遗风再
现。）五。应当把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作为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搞现代化，当然要注意学习西方国家的一些对我们有益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引
进必要的资金，当然要注意发挥科技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作用。但是，并不能因此而
忽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积极性，否则，就可能越来越把希望寄托在西方的援助和技术上，
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就可能越来越脱离群众，忘记人民是我们的胜利之本。这不仅是一
个字关自力更生方针的问题，而且是一个事关社会主义性质的问题。
（评注：科技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就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把他们和人民群众对立
起来，不无挑拨的用意。至于引进国外的经验和资金，正是为了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提
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说到底，正是为了人民，根本不存在什么“忘记人民”。作者这样
“鸡蚤里挑骨头”．目的是什么呢？）六，“经济搞好了，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
优越性，就能保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就不会发生什么政治风浪”的说法站不住脚。
赫鲁晓夫是在苏联经济情况相当好的时候上台搞“全民国家”、“全民党”那一套
的。经过10年改革，我们的经济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明显提高。然
而在这种情况下，却发生了“八九风波”。东欧有的国家的经济状况也不错，却也被和
平演变过去了。，这都说明，把经济当作唯一的决定性因素，搞“一手硬、一手软”．
是要吃亏的。我们既要充分重视。下大力抓好经济工作，又要防止因此忽视反和平演变
的斗争。
1985年尼克松考察东欧以后认为，东欧和平演变时机已经成熟。根据是：“正在崛
起的一代领导人，不是思想家而是实千家。”4年后，尼克松的活不幸言中。从中不难
看出，不重视思想，不关心政治，是多么的危险。
（评注：20年改革开放的过程，是党中央率领广大干部群众全面贯彻“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过程：中国今天取得的成就，也是全面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
成果，这是全党的共识。虽然不排除在某一方面具体工作中有“一手硬、一手软、亡问
题，但很快就纠正过来。从整体上不存在“把经济当作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的情况。
另外．谁也没有说过“经济搞好了社会主义方向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这样的话。
文章作者故意把事情引向极端，是不是为了动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七，应当
注意限制一些改革措施的消极作用。
在改革中，存在着一个怎样对待改革措施的消极作用的问题。
改革措施是不可能做到有百利而无一弊的。例如对外开放，把窗户打开，就不可能
只进新鲜空气而不进苍蝇、蚊子。
看到改革措施有消极作用就不敢大力推进改革，是不对的；不肯实事求是承认并限
制这种消极作用也是不对的。一些同志之所以不能正确处理改革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关系，
重要原因就在于不承认和不注意限制一些改革措施的消极作用。在有的国家里，别说提
改革措施的消极作用，就是提一下改革要遵循社会主义原则。
也会被扣上“僵化、保守、右派”的帽子。这样发展下去，怎么会不发生和平演变？
总之，一些国家发生和平演变，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这种内因，主要是“由于右
倾机会主义思潮占了上风”（邓力群，《光明日报》1991年3月26日），由于执行的是
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包括右倾机会主义的改革路线），由于右的势力及其代表人物
兴风作浪，而下是像有的论者所归结的：“内因就是不改革或改革停滞。”
（评注：1991年，正是改革开放遇到“左”的阻挡，走到险关隘口，“迈不开步子”
的时期。在这样的时候，持有“左”倾观，或的人犹嫌不足，还要以“消极作用”为口
实，提出“限制改革”的命题，发动人们为“限制改革”出谋献策，他们究竟是想干什
么呢？）读了这篇“左”倾思潮的代表作，不能不为改革开放的命运捏一把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