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暨市人民法院发布情况通报称，近日，网上帖文反映该院一起刑事案件判决书存在多处低级错误，引发关注。经查，帖文反映文字差错问题属实，对此将依照法定程序予以纠正。（3月27日中国新闻网）
先说一段野史，乾隆皇帝游江南时，指着墓前石人问一位翰林叫啥，翰林把翁仲说成仲翁。乾隆便将这位翰林降为通判，并附了四句诗：“翁仲为何作仲翁，只因窗下少夫工。从今不许为林翰，贬入朝房作判通。”乾隆故意将“工夫”“翰林”“通判”等词颠倒，以嘲讽这位翰林。
比起这位“林翰”，诸暨那份判决书简直是“离谱他妈妈给离谱开门，离谱到家了”。如果不看“翻译”，任你天马行空放飞想象，你能猜到“首席而被抓”“平房”“背景”是“手写备注”“平方”“北京”的意思吗？最倒霉的要数“保利集团”，在判决书上居然被错写为“暴力集团”，一词之差，天雷滚滚。区区一份判决书，错漏高达百多处，哪怕让AI来写，恐怕也不至于如此“夹生”。
培根说：“一次不公正的审判，相当于污染了水源。”那么，一份纰漏百出、令人啼笑皆非的判决书，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污染物”？世间文书千千万，判决书是最重的那一本。于当事人而言，民事判决书可能事关情与理，刑事判决书可能涉及生与死，非同小可；于法院而言，判决书是审判工作的“最后一公里”，是实现公平正义的载体，代表着法官水平、法院形象，马虎不得。一份“豆腐渣”判决书，导致审判工作“烂尾”，既把当事人搞得晕头转向，亦让司法尊严很受伤，无疑是一次“司法事故”。
按新闻人理解，文本差错都是“人祸”，都是工作作风不严谨、工作态度不认真、业务能力不达标惹的祸。按照“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原则和“阅核制”，由合议庭、独任法官作出的裁判文书，还要经过院庭长进行审核把关。一份判决书，出现了那么多、那么低级的错误，他们敢说“确认过眼神”吗？哪怕当中有一个人，醉意朦胧地瞄一眼，恐怕也能找出几个错得“清新脱俗”的错别字来。放眼全国基层法院，判决书出错事件不是第一次发生，人名、地名、公司名、日期、编号等写错算是小儿科，最离奇的有人把原告写成被告，堪称现代版“葫芦僧判断葫芦案”。
非得要找客观原因，其中一个不能不提，那就是不少基层法院人手短缺，“案多人少”影响诉讼效率，“萝卜拔快不洗泥”难免损害审判质量。有基层法官直接让法官助理写判决书，自己再修改，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出错风险。原因不分主客观，最终要从主观入手，“大棒”“萝卜”一起上，解决好人的责任心问题，毕竟避免判决书出错并不是一项技术含量特别高的大工程。
（练洪洋）
(编辑： 广州网 龙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