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复议是监督行政权依法公正行使、促进行政机关自我纠错、保护群众合法权益、有效化解行政争议的重要制度。2023年9月1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9月14日《人民日报》）

中国古代对法律最经典的解释，莫过于“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管子》）这句名言。时至今日，“定分止争”还被司法机关奉为圭臬。其实，社会上具备这种功能的，并非只有司法机关一家。从业已形成的、分层递进的纠纷解决体系来看，共有三道防线：第一道是协商和解，由当事人自行进行，或由第三方主持调解；第二道是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等；第三道才是诉讼，由法官裁决。当年的老电影《秋菊打官司》，通过人与情、情与法交织的情节，完整地呈现了这三道防线。

在这三道防线中，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是前两道，多数纠纷的化解、权利的救济都应该被这两道防线“拦截”、化解，真正体现“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要求。“枫桥经验”要义之一就是“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其中，行政复议是第二道防线中的“主角”，其意义和作用应该占据“C位”。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而言，行政复议是一种解决行政争议、获得权利救济的途径；于行政机关而言，它是一种监督行政行为、促进依法行政的手段；于法治政府建设而言，它是一个强有力的抓手。因此，早在1990年，国务院就出台了《行政复议条例》，1999年行政复议法正式颁布实施。20多年法律实践，不断增强行政复议在化解行政争议中的主渠道作用。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不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不断深入，行政复议制度的某些短板亦在实操中渐次呈现，影响着主渠道功能的发挥。直观表现为，行政复议案件数量偏少、群众信任度不够。仅从行政复议案件数量少于行政诉讼案件这一点，便可看出端倪。制度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原因很多，比如行政复议机关众多，但存在条块分割现象，碎片化严重；一些行政复议机关中立性不足，审理流程行政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信力；专业人员不足、素质偏低，各方面保障乏力，无法满足社会需要；等等。

提纲挈领，问题多半落在规范化、专业化、信息化范畴。对此，《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提出，要“健全行政复议案件审理机制，加强行政复议规范化、专业化、信息化建设”。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直面问题、回应关切，找准管辖体制、吸纳能力、受理程序、审理流程、监督体系等堵点，有的放矢、着力破解，旨在更好发挥行政复议公正高效、便民为民的制度优势和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

徒法不足行，为保障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落地生根，让行政复议主渠道的定位日益牢固、功能不断彰显，尚需做细做实一些必要的保障措施。其一，提高引流能力，在政策措施方面，除了“保存量”之外，还应该“扩增量”，通过出台其他措施（如简化受理程序、拓展受案范围等），让更多行政相对人把行政复议当作化解争议的首选；其二，提升专业水平，从业人员专业水平与行政复议效能呈现正相关，务必通过选调、培训、培养等方式，充实专业队伍、提升专业素养；其三，加大宣传力度，普及行政复议相关知识，让人民群众了解相关渠道和程序，引导当事人通过这个渠道解决行政争议。

依法治国，立法先行。行政复议法修订，助力更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与行政诉讼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调解机制。因此，各方务必高度重视、悉心呵护，把法律保障好、实施好。

（广州日报评论员练洪洋）

(编辑： 广州网 龙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