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民营企业作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市场主体，是参与社会治理、实现多元共治的重要社会力量。本文通过对广州市H区的60家民营企业开展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将“社会治理”具体化为“社会责任”“协同管理”“社会服务”“精神文明建设”四个方面，调研显示民营企业服务社会的意识强、行动力强，多数企业均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街道或者社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但是，民营企业直接参与社会管理案例仍然偏少，参与的程度普遍不深，主要问题包括缺乏民营企业参与基层治理的平台和制度等。建议从搭建社区协商共治平台、建立较完善的社区代表会议制度、协调发挥好商会和协会的作用、引导优秀民营企业发挥引领作用等方面入手解决这些问题。

【关键词】党建引领；民营企业；社会治理；问题；对策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发挥群团组织和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畅通和规范市场主体、新社会阶层、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等参与社会治理的途径。民营企业作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市场主体，是参与社会治理、实现多元共治的重要社会力量。在此背景下，探索研究民营企业发展与地方社会治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塑造以党建为引领、多个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既是新时代强化社会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一、社会治理的内涵与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意义

在我国，社会治理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其实质上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 在当前新形势下，社会治理需要构建党委领导、社会协同、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格局，发挥各个主体的功能和作用，实现社会治理的共同目标。

在社会治理工作中，坚持党的领导和政府负责，保障社会治理的发展方向，社会组织与公民参与则是社会治理发展的重要基础。有学者认为，多元共治的主体包含五个层面，即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各种市场主体（包括消费者和代表行业整体利益的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公益性和互益性）、公民和公民各种形式的自组织^[2]。无论国内外，均认为民营企业是参与社会治理、实现多元共治的重要社会力量。

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对国家社会治理实践和企业自身的发展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方面，民营企业积极参与社会治理，无论是对我国社会治理理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实践创新，还是对现代社会治理体制的完善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能够帮助企业本身厘清发展战略，提高企业效益，进一步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对企业本身的发展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4]。

全国工商联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21）》显示，近年来，我国民营企业在各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积极融入时代发展，在疫情防控、脱贫攻坚、稳经济促就业、公益慈善、科技创新、绿色低碳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在“聚焦助力解决公共问题”上作出贡献，得到社会各界充分肯定。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民营企业的党组织起着关键作用，有效地将民营企业的利他性、社会性、公共性激发出来，为企业与职工、群众、政府、社会创造沟通纽带。当前，如何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深度参与社会治理便成为一个重要课题。本文将以大湾区某中心城区H区为例，探讨党建引领下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相关话题。

二、“党建引领”下H区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现状

本文立足于对现实问题的有效回应，针对广州市H区民营企业党组织展开了调研活动，旨在梳理H区非公经济组织在党建引领下参与社会治理的经验方法与利弊得失，从而挖掘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面临的主要问题，并据此提出引导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相应对策。

本次调研主要通过发布调查问卷和深度访谈两种方式进行，调研的重点在于考察民营企业参与的街道、社区层面的基层社会治理情况，兼顾更大范围内的公共服务，并将“社会治理”进一步具体化为“社会责任”“协同管理”“社会服务”“精神文明建设”四个方面。从调查范围来看，本次调研共涉及60家民营企业, 这60家民营企业均建有党组织。结合数据分析的结果，可以看出，H区的民营企业服务社会的意识显著、行动力较强、参与程度高。除了“社会服务”之外，多数民营企业均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街道或者社区等的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具体表现如下：

（一）社会责任方面

从反馈的数据情况来看，60家受访民营企业均能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参与率达100%。在问卷所列的社会责任事项中，有85%的企业参与了疫情防控工作，58.33%的企业参与了助学帮困工作，50%的企业还承担了社区组织的除了疫情防控和助学帮困外的其他工作内容。

无论是2020年初的武汉疫情，还是2020年、2021年、2022年的广州本地疫情，大部分民营企业都在党组织的引领下通过捐赠资金、捐献物资、组织志愿者协助抗疫活动等多种形式共同参与疫情防控工作, 有效践行了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和担当。在参与调研的60家民营企业中，捐赠过防疫物资的企业占53.33%，捐赠过现金的企业占23.33%，组织志愿者协助核酸检测工作的企业占43.33%，组织志愿者协助当地社区运送抗疫物资的企业占21.67%。

在助学帮困、解决就业等方面，本次调研的民营企业中，参与助学活动的比例为35%，不同的企业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了不同的助学形式，除了向学校捐助实物、向偏远山区捐献助学金之外，H区的民营企业还积极响应国家的产教融合、产学研一体化办学政策，通过与学校共同建立人才培养基地，助力高校培养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在脱贫攻坚方面，48.33%的受访企业组织或参加过脱贫攻坚活动，有多家企业积极响应所在的地方街道或者社区的号召，纷纷向贫困地区或者贫困人群开展定向帮扶工作，或者捐款至企业所在地的街道党工委，由党工委统筹调度扶贫资金。H区某科技企业在西部某市成立智慧扶贫工厂，为贫困地区带去就业岗位500余个。

（二）协同管理方面

在受访的企业中，有83.33%的民营企业有意愿参与社区治理问题探讨。从总体数据来看，大多数企业参与治理的意愿较强,多数希望成为社会治理体系协同管理的有力主体，为基层的社会治理工作贡献一份力量。事实上，已经有很多企业将这一意愿付诸实际，从而积极投身于各类社区治理的活动之中。

此外，在受访的企业中，33.33%的企业参与了社区党委组织的社区治理的现场会议，26.67%的企业参与了社区党委线上收集有关社区治理建议的活动，以及3.33%的企业里有党员或领导兼任街道或社区有关职务。这些措施也足以表明民营企业在参与社会治理上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三）社会服务方面

社会公共服务方面，部分功能类民营企业表现尤为突出。例如，H区某园区经营投资有限公司与工商部门和街道、社区在开展社会治理合作上始终保持紧密联系。企业通过配合以上部门进行过诸如宣传办证、消防宣讲等基层治理实践活动。在与H区发展相关的重大事项及问题上，民营企业也主动提供了相应的支持，例如，在“平安H区”的建设行动中，多数企业以交通督导、APP开发等不同服务形式参与其中。甚至在某大型展会活动中的后勤保障服务供应单位里面，也能够看到不少民营企业为之努力的身影。

（四）精神文明建设方面

企业党组织发起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活动不仅带动了企业内部非党员的员工，还从公司内部走向社区、走向社会，对社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面的精神文明熏陶都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民营企业组织参与到类似活动同时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一种精神引领层面的社会治理。

在受访的民营企业中，有50%的企业组织参与过社区组织的文娱活动，如节日庆典、体育比赛等。例如，13.33%的企业表示公司党组织号召公司员工参与了H区红色体育文化节，该文化节加入了党史里的小知识，并走入18个街道开设专场，区内多家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都参与其中。

三、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

正如前述调研结果所述，H区的民营企业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上具有较强的社会服务意识、较积极的行动力、较强烈的参与热度。尤其是在社会责任方面，民营企业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践行回馈社会的使命担当，有效树立了认真负责的优秀企业形象。但是，在新近政策所倡导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背景下，H区的民营企业直接参与社会管理的典型案例仍属凤毛麟角，民营企业参与程度不深、参与水平较低等问题依旧显著。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民营企业与社会治理的目标指向并不统一。应当指出，民营企业本质上是以营利为目的市场经济主体，对最大化利润的追求是其企业活动的直接动机。而社会治理是通过协调多元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解决现存的社会问题，以维护社会秩序稳定运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如此以来，民营企业的活动与基层社会治理目标之间便显得方枘圆凿。一方面，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问题意识尚不成熟。虽然近年来H区的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不断增强，但囿于企业行为动机与社会治理目标的不匹配，往往缺乏较为深入的问题意识。企业管理者往往片面地将履行社会责任等同于参与社会公益活动，而未能将履行社会责任与企业的长远发展相结合。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长效动力不足。H区的民营企业多数以中小企业为主，企业自身同样面临经营规模扩张、开拓产品市场等问题。在依靠单兵作战的模式下，不同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上限取决于其自身规模与经济实力，故在应对外部的市场压力时，往往对履行社会责任心有余而力不足。

（二）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缺乏有效的组织引领。从调研报告显示的结果来看，当前问题的实质原因在于是缺乏民营企业参与基层治理的平台和制度。在受访的企业中，选择“想参与，但相关机制不健全，不知道如何参与”的占56.67% 。社区基层治理出现问题时，有些社区会邀请企业到社区开会，商量具体事宜，但是目前H区的社区基本没有建立完善的企业代表议事制度。现实中，民营企业与基层的社会治理组织分属不同个体，在合作关系上较为松散。而基层社会治理是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的前提下有序开展的，具有紧密的层级隶属关系，由此导致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活动时，缺乏与基层社会组织类似的清晰定位与方向指引。首先，部分民营企业在组织社会公益活动时，存在分工不明确、权责不清等问题。一人身担多职现象普遍存在，导致其难以有序进行社会治理活动。其次，民营企业的组织决策能力不足，很多企业的工作和活动开展仍然停留在较低水平的传统形式，未能形成有效、实时、科学的活动流程和参与模式。最后，民营企业内部缺乏与社会治理方面要求相契合的人才，民营企业人员主要活跃于生产经营一线，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志愿服务等社会公益活动，在具体开展活动时难以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也就不能有效引领企业参与社会治理。

（三）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能力有待提升。民营企业员工离职率相较于政府、国企及事业单位等组织而言要更高，党员流动性也相应更强，区域内难以形成稳定的民企社会治理参与群体，在此背景下，社会治理参与机制的不完善，使得社会治理的参与效果更加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开展效率低下。具体来说，一则，企业协同供给公共服务能力不足，部分民营企业对于如何与政府和街道社区开展有效沟通仍然存在疑问，故难以有效地协同基层社会治理组织供给公共服务。二则，企业协同供给公共服务制度匮乏，由于相关制度建设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尚未存在有效机制确保民营企业协同供给公共服务。三则，民营企业协同供给公共服务协调效果不显著，当前，政府、市场、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导致服务的供给方式单一、供给内容不足、供给层次不高等问题。

（四）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党建引领不够。民营企业党建是实现民营企业有效管理的重要环节，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必须有效打通正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党建之间的关系，将民营企业党建纳入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中^[5]。从结果上，受访企业中社会治理参与程度低的民营企业，往往其党组织处于初步建设阶段。在访谈中发现，党组织建设完备、党员积极性高、党建引领性强的民营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直接或协同参与基层管理、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开展精神文明宣传活动等方面表现更加活跃。一定程度上，民营企业党建引领的强度与其参与社会治理的活跃度呈正相关。从过程上，部分民营企业在做出参与社会治理的行为决策时，其他考量要素占据主导，党建引领作用发挥不够，致使其参与社会治理的主动性以及参与形式、参与内涵、参与成效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四、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对策建议

在建立多元主体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中，党的领导是核心，民营企业的有序参与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需要党组织的引领。加强党建引领下H区的民营企业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加快民营企业党组织建设覆盖。应当加快民营企业基层党组织建设，采用单独建、联合建、挂靠建、选派党建指导员等方式，推动成立民营企业党组织，实现民营企业党组织应建尽建、应管尽管，规范党组织内部架构和规章制度的同时，上级党组织应主动与其加强联系，引导企业党组织参加各项党内活动，明确党组织内部分工。

（二）建立较完善的社区代表会议制度。街道及社区等基层治理单元应建立企业代表协商机制，主动加强与辖内民营企业的联系互动，尝试将一些企业党委书记作为兼职党委委员纳入社区党委，鼓励民营企业为基层治理建言献策，倾听和协助解决民营企业发展困难。同时积极创造党组织互动机会，通过主题党日等场景进行共建，组织志愿活动、联谊活动，调动民营企业党员群众积极性，从而加强社区互动黏性。

（三）探索建立企业间协商共治平台。例如H区党工委积极发挥“国企联民企”优势，创建了“红联共建”机制，并利用互联网党校搭建区域化党建联盟的平台，完善区域化党建联席会议制度，通过党组织的力量引导区内民营企业在志愿服务、助学帮困、人员就业、社区活动等各方面反哺社区，实现与党组织、政府、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等其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主体的良性互动。

（四）协调发挥好商会和协会的作用。在参与调查的民营企业中，有23.33%的企业中有领导人同时在工商联或商会任职，有30%的企业中有领导同时加入各类行业组织协会。这些商会和协会在民营企业党建中发挥着枢纽作用。可以通过组织覆盖切实发挥好商会的资源整合、服务管理作用。一方面商会可以在区党工委和街道社区党委的领导下，指导和帮助会员企业建设党组织；另一方面可以发挥商会的枢纽作用，增强民营企业党组织话语权，引导会员企业积极主动参与到基层治理中^[4]。

（五）引导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发挥引领作用。H区的民营企业有着良好的参与社区共治传统，社会责任感强、社会服务意识强。很多优秀的民营企业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党员。企业的优秀带头人如果认同企业的发展与社区的发展有着共同目标、共同利益和共同需求，往往主动发挥骨干引领作用，带动身边的企业家共同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来^[4]，因此需要引导这些企业的带头人发挥好他们的引领作用。

（六）引导和支持民营企业投身共同富裕事业。H区部分民营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助力乡村振兴，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先富带后富、帮后富。民营企业是推进共同富裕进程的关键力量，而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也为政府引导民营企业规范经营、反哺社会提供了良好场合。应当通过持续完善社会治理政企协同机制，为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更多方向指引和渠道路径，引导民营企业拥抱共同富裕事业，发挥市场主体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 王浦劬，国家治理、政府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3）：11-17.

[2] 王名，蔡志鸿，王春婷，社会共治：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实践探索与制度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14 (12): 16-19.

[3] 蒲俊烨，延边州民营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问题及对策[J], 学理论，2020（2）：65-66.

[4] 顾荣，豫园街道党建引领下民营企业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J]，上海党史与党建，2016 (3)：38-30.

[5]胡博成.包容性耦合:民营企业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8(11):42-47.

作者：广东中大管理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谢子凤  

(编辑： 吴嘉祺)